知青纪念墙意义在于铭刻历史而不是歌颂历史:因为这段历史在人类社会史上都是沉重的,对它的无知,将来会承担代价|乡音|198期
本文3712字 插图70幅 阅读10min(不含视频)
泉州知青上山下乡德化纪念墙
(图源:知青纪念墙工作小组/提供)
我们凭吊我们自己的遗迹
这些历尽半个世纪风雨的遗迹,似乎还在向凭吊它们的主人——知青诉说着当年的欢乐、悲伤、惆怅、失望和梦想。春来冬去,这些木屋不知为知青们遮挡多少风风雨雨;听到地板咯吱咯吱作响,知青们知道又是哪位乡亲串门来了,于是“讲天掠皇帝”,欢声笑语盈满整个木屋……
看到这些装满知青记忆的木屋爬满青苔,屋顶的黑瓦掉落满地,倾斜的房梁结满蜘蛛网,几缕阳光透过断墙映照在已经坍塌的灶台,那可是知青开始懂得体会“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地方。
曾经的知青灶台,炊烟已断几十年
没有男女标志的公厕,德化人称之为“东西”
据说这栋住过土匪、后来住过知青的土楼
已经成为令人毛骨悚然的蝙蝠王国
我们能熬过苦难 但绝不歌颂苦难
半个世纪过去,我们依然记得,春雨潇潇戴笠披蓑“破岸”、犁田、插秧;赤脚没入春寒料峭的水田是何等的冰冷刺骨;酷暑“双抢”,汗流浃背割稻、打谷、挑粮;挑担爬山时喘着气还不忘数着要翻过几道山梁才能到家;而迷路时在渺无人烟大山中的呐喊是那样的无助;为了看一部电影,撑着火把夜行数十里山路唱着壮胆的歌声却有些颤抖;青黄不接时一日三餐甘薯难以吞咽和炒盐当菜的苦楚;干了一天活,最多只有十几个工分价值不到一元……
谁能忘记,在那风雨交加的夜晚,乡亲们时常会戴斗笠披棕蓑前来探望,问问知青旧屋有无漏雨;知青中有谁头痛脑热的,乡亲会捧来热腾腾的红糖姜汤;看到知青挑重担走不动了,已走到老远的乡亲会放下自己的担子,回过头来帮助知青挑上一程;在外山干活“张罩”(野炊午饭)时,乡亲宁愿自己少吃点,也要让知青填饱肚子,他们正是长身子的时候呀……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文艺生活十分匮乏的年代,以泉州知青为主组建的“德化文宣队”,为偏远山村的农民带去多少欢乐的时光。这也是迄今为止德化历史上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常年文艺下乡巡演的年代。德化文宣队的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是当年全省唯一全剧汇报演出的队伍,名震八闽。
谁家娶媳妇了,都会邀知青前来“食桌”闹热一番;谁家的母牛生仔,也都会派个小孩前来报个喜……纯朴憨厚的德化乡亲待插队知青如自家亲人,得知哪位知青“调”走了,乡亲们依依不舍,帮着挑行李、挑着工分结算后的稻谷、茶油送了一程又一程。望着乡亲们送别时的招手渐行渐远,哪位知青不泪眼模糊?用鱼水关系形容泉州知青与德化农民的关系一点也不为过。
当历史定格在这些黑白照片之时,每一位知青都会想起那一段他们称之为“修地球”的磨难历程。翻开这些黑白照片,依旧可以看到当年的年少轻狂,那些洋溢着青春的脸庞,如今已刻满岁月的沧桑。
老三届与大返城
所谓“老三届”就是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几乎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共有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
这是人类一次反都市化的行动,工业化期间发生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此类非正常的行为乃是现代历史上所罕见的。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1975年之前通过“五大”政策返城的知青共有461万人;1976年返城139万人;1977年返城135万人;1978年返城358万人;1979年返城395万人。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1978年底云南知青进京请愿团最为出名。中央在接到请愿书到解决问题仅仅用了19天时间,恢复了此前的知青“病困退”政策,并进一步扩大了返城渠道。这是共和国历史上自我修正错误的经典之作。
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也有很多知青,为了回到原来的城市,和在当地结婚的丈夫或妻子离婚。以后他们的孩子又回到城市寻亲,造成很多悲欢离合。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上千万的知青回城后,并未出现当局所担心的城市因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而引发的大规模混乱。相反,由于这个决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反而使得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都更加“和谐”。
(图源:知青纪念墙工作小组/提供)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评价
关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绝大多数史学家持否定态度。
这场运动自始至终充满浓厚的政治色彩:为了防止“修正主义”、让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当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则暴露出这场运动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上千万城市人口失业的经济压力。从政治上考量,则是发动新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为了不动声色地取缔红卫兵运动,因为后者清除政治对手“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而将这股已无利用价值且闹腾起来便难以控制的、可能对城市稳定造成威胁的无业青少年分散遣送到农村去,是从政治层面上分而治之的策略。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对国家和个人来说,都是一场悲剧。而一直以来,从未见过关于这场涉及上千万人命运运动的官方讨论,也无见过任何官方解释或物质赔偿。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劳动人事部发文《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将下乡知识青年的工龄从其下乡之日算起,也算是对他们利益的补偿。
近年有学者认为:“上山下乡给国家的发展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但这一喘息时间却是以牺牲一代人的青春、教育和一代人才的断层为代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后果是不幸的,它给国家、社会、农村、知青等诸方面带来的都是不满意的。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已成了历史。和全国各地的知青纪念雕塑一样,泉州知青德化纪念墙是在铭刻这段不容忘却的历史,而绝不是歌颂这段一代人苦难历史。它留给后人的警醒不应该也永远成不了历史,正如著名诗人舒婷1980年所写的的《一代人的呼声》——
我绝不申诉
我个人的遭遇。
错过的青春,
变形的灵魂,
无数失眠之夜
留下来痛苦的回忆。
我推翻了一道道定义;
我打碎了一层层枷锁;
心中只剩下
一片触目的废墟……
但是,我站起来了。
站在广阔的地平线上,
再没有人,没有任何手段
能把我重新推下去。
·
原创MV《我们这一辈》
词曲/原唱 王佑贵
图片资料:泉州德化知青联络处
出品/乡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