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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拍板决定,就在1977年当年全国恢复高考。此项决定,对广大知识青年来说,是天大喜讯,是一次重大的命运转折。许多老三届、新三届、应届的知识青年,由此迈向久违的考场,在高考中圆了大学梦,实现了人生的华丽转身。
我在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时实现了大学梦。但我实现大学梦的历程,却充满了艰辛坎坷。
大学梦的萌起
1958年9月,我6岁半,奶奶毅然决定让我放弃升读幼儿园大班,到平潭实验小学读一年级。有一次我在教室时,一位老师看见了我过后说:“这么小的年纪就读一年”,让我好几天不愿意去上学。一学期后我转学到福清我转学到福清实验小学就读,与父母姐弟妹在一起。1964年初考,我被录取到福清一中初一,编入实行中学“三二制”实验的初一(6)班。
我从小学二年级起书就读得不错,以后逐年进步渐入佳境。到六年级时,各科学习成绩很得老师赞许。初中学习的内容比小学多得多、难得多。由于我的小学基础扎实,加上福清一中教师教学水平高,我从初一年起,语数英主科的学习一直很好。
正因为我在小学、初中每次考试成绩跟姐弟比,都会给父母带来些许惊喜,所以我爸对我姐弟的前途规划做了大体的设想:大姐初中毕业去读中专,我爸在福清卫校工作,能考上线就有可能录取。我读书成绩一直不错,可培养读大学。我弟小时读书成绩不怎么好,将来让他学一门手艺,去吃技术饭。另有两个妹妹还小,暂不操心。
老爸的这些设想大概是在1965年我开始读初二时说的。我当时心里就开始萌生一种上大学的理想,初步构想将来读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憧憬大学的生活,做起了大学梦。
大学梦的坎坷
起于1966年的文革风暴,吹垮了原有的教育秩序,摧毁了原有的高考制度,吹灭了莘莘学子的大学梦。红卫兵运动最终结果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原先正处于学习知识、接受教育大好年华的中学生,被“毕业”了成了“老三届”,清扫出校到山区农村修理地球去了。那时知青们心中的大学梦烟消云散,剩下的最高理想、追求就是能有份工作。不管工作体面不体面、辛苦不辛苦,哪怕是清洁工也是可以接受的。
峰回路转的是,“9.13事件”后全国局势稍稍有点稳定,老人家突然意识到“大学还是要办的”,但不能走老路,不恢复原有的高考制度,要搞工农兵推荐上大学。我与我姐是1970年2月12日福清首批到古田插队的知青。我所在的大桥公社筹洋大队在1973年分配到了一名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指标。在老三届知青中,与高中生比初一初二学历太低,明摆着在上大学竞争中处于劣势。该大队插队的高中知青本来就没几个,有的招工走了,有的正要出国,有的受家庭出身影响,能被推荐的几乎没有。阴差阳错的是,1966届初三毕业的我姐,竟然在大队干部评议会议上最终获得通过,被推荐上报。后来,在录取过程中我姐虽然经历了在县里被偷梁换柱、冒名顶替的惊险一幕,但幸得招生老师的正直、正气、正义,她最终被推荐到厦门水产学院学习。
我姐成了工农兵大学生一事,重新点燃了我上大学的梦想。于是我在家里找到了1970年复课时弟弟妹妹读初中的教材,用它在生产队农闲时间复习已学过的知识。同一知青点的一个高中知青见了,肯定了我的做法。但当时在知青点乃至整个社会,都没有形成一个学习的氛围。当时自己想法也挺幼稚,总认为多出工多挣工分是接受“再教育”表现好的硬杠,这样才有可能被贫下中农推荐“上调”。再加上农忙时劳作辛苦,所以复习功课的事最终没能坚持下来。
虽然复习功课的事没有坚持下来,但我明白要被推荐上大学,在公社宣教组和县里宣教组这两级经办部门都得有熟人关照。幸运的是,不久我插队的筹洋大队半岭村调来了一位女教师,就住在知青宿舍的旁边。平时我们知青与来村执教的老师多少都会有些往来,因此我对这位老师也比较熟。我平时帮她一些小忙,她也很感激。我讲了自己的一些基本情况,及很希望能被推荐上大学的事。她说她的一个亲戚在公社分管宣教部门,还有一个亲戚在县宣教部门工作。招生工作需要经过的宣教部门的话,她可以请他们帮忙。不久后她告诉我,她的两个亲戚答应,只要基层能推荐上来他们会帮忙。得知疏通了上面两级渠道,我心里无比舒畅,仿佛大学梦的实现唾手可得。那段时间我觉得天高地阔,“太阳对我眨眼睛,鸟儿唱歌给我听”,心情好极了。每天除了出工干活更勤快外,剩下的就是等待招生季的到来,等待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指标的下达。我的心在等待、在等待……
终于等到了1974年推荐知青上大学的时候了。各个有竞争希望的知青都在忙着活动人脉拉关系。生产队长是我的“基本关系户”,没问题。我与其他村干部关系也不错。最硬核的是在村里知青中我出工最多,觉得自己被推荐上的希望很大。开推荐会的那天晚上,去大队部开会的半岭村干部有不少人。最后队长告诉我的消息是我没被推荐上,推荐的是另外一个知青。理由是我姐已经推荐上大学了,名额要给别人。多年后我理智地冷静地重新审视这个理由,应该说它是在情理之中;但当年对我来说又在意料之外。当时我一听,如当头一声炸雷,顷刻被轰得晕头转向。队长再讲的可能是宽慰我的话,我一句也没听进去。第二天一早,心情郁闷的我独自一人到山上砍柴,在空无一人的山岗上失声痛哭。想起自己在知青点男生中是最弱小的一个,但参加劳动是最勤劳的,每年挣得工分是最多的一个。这个“积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表现,在关键时刻却不能为改变我的命运起到任何作用,那我再努力再辛苦劳作干嘛用?我的希望在哪儿?!不久,曾参加过那次会议的一位村干部在地头干活时对我说:“你姐走了后,你想出去就没那么快了。”他还说:“你们知青是国家的人,虽然当下在‘粗做’,但‘困龙有日上天庭’。”我听了他前句话后,才真正感到了绝望与恐怖!
秋风起,溪水寒。困居山区心肠断,日夜思故乡。1974年,在余下的日子里,我就在痛苦中挣扎与欲挣扎着脱离痛苦的时光中度过。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前景。天色昏暗无明云,时运不济有衰人。但老天爷对你关上了一扇门,又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就在我山穷水绝无路去的时候,我在村蓝口田头出工时接到路过的邮递员送来的一封家书。原来父亲了解到一个政策,在外地插队的知青,可以迁回原籍继续上山下乡。平潭已经有人办了手续从古田迁回平潭。因此,他到平潭县知青办为我办了迁移手续寄来。见到家书后我归心似箭,立即到有关部门办了手续,打理行装,告别友好,登上归程。
在归程途中,我想起五年前告别在故乡平潭的祖父祖母,告别在他乡福清的父母,来到古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产生的那种单纯、幼稚与憧憬、追梦的情怀,对比我即刻离开插队的异乡古田时,涌出的那种复杂、无奈又失落、惆怅的情绪,心里很是无语,很不是滋味。别了!古田大桥筹洋半岭村,那是一个曾让我心存幻想、满怀激情,又不断破灭乃至寒心的地方;难忘!山区栉风沐雨的五年,那是一段寄以梦想、努力践行,又不断失望身心俱惫的岁月。在以后二十余年时间里,那段经历还让我心蔽阴影、噩梦不断。我在山区劳作了五年,努力奋斗了五年,除了留下伤病几乎是一无所获。回到故乡的游子,除了“出路”还未解决外,最大的收获是,减少了父母乃至祖父对我漂泊在外的牵肠挂肚。
迁回平潭后,1975年5月县知青办把我安置在平潭红心公社绛屿知青场,继续上山下乡。在那年的工农兵学员招生季,县知青办给绛屿场知青一个名额。由于场里其他知青上山下乡年限都未达到规定的2年,而我已有5年多,所以场领导就把表格交给我填报。这让我飞灰烟灭的上学激情又死灰复燃,重新勾发了我上学的欲望,续做起了大学梦。我感谢当时知青场的善解人意的带队领导们,朴素厚道的老农们,以及很主动热情帮我写材料填表格的知青李金兴。但当我满怀希望在等待招生录取消息时,却听说绛屿的这一招生名额被知青办取消了。对于这件事我心如止水,就如虱子多了也不知痒。我爸去县知青办讨说法。时任知青办负责人可能是听信了谗言,对我爸说了一段话,大意是:绛屿知青场只有我一人符合“上调”的上山下乡年限条件,给绛屿场分配一个招生名额,就等于是指定推荐我去,太便宜我了。老天还是不长眼,怎让我遇到的是这么一个对上山下乡6年知青毫不体恤、毫无善心的昏官。听说这个人死后身上却覆盖着印有十字架的被子,但愿他是在圣主面前忏悔罪过了。可就是他这么一个昏庸的决定,竟让一位劳苦多年知青的大学梦再次破灭。
大学梦的实现
山穷水尽无出路。1970年2月12日福清首批到古田插队的知青,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已耗尽了7年的大好年华。那时我将近25岁却还是就业前途渺茫。于是我父亲顾及不了我身下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都在上山下乡待业的严峻家境,以身体病残为由申请提前病退,由我补员。1976年11月中旬,我被分配到小岛平潭东庠公社东霞小学任教去了。
文革十年动乱,教育是重灾区。东霞小学是建在村的小庙“东霞宫”里,简陋破烂的校舍、顽皮可爱的学生、单调繁忙的工作、微薄拮据的收入、艰苦贫困的生活,虽比呆在山区要好些,但处境还是让人窒息。特别是小岛交通不便,交通船到东庠南澳海滩边靠不了岸,人要涉水上岛,这在寒冬料峭时是真够受的。我虽然有了工作,比上山下乡的境遇有了改变,但艰苦的工作环境,还是让人动起改行或调动工作的念头。1977年初,县里开展“揭批查四人帮”运动,然后抽调教师参加工作队,下乡驻村搞运动。我报名参加工作队,去了流水公社后田大队工作半年,希望在工作队结束后有跳槽的机会。到9月新学年开始时,参加工作队的老师全部归队。我铩羽而归,怀着惆怅的心情,又回到东霞小学任教。
过了个把月,传闻中央决定要恢复高考。由于平潭海岛,东庠小岛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我觉得这个传闻不太靠谱,可能只是道听途说罢了。后来高考传闻越来越盛。或许福建省已经出台了相关文件,但至少没在基层传达。我对高考报名的条件是什么,考什么,怎么考,都一无所知。待到消息比较明朗确定时,已经是在11月学校半期考前后,距高考时间仅剩一个月。我在学校半期考事情处理清楚后匆匆赶回去,在结束高考报名前报了名。由于省没有发布考试大纲,我不清楚考试内容。我也不知道东庠公社有什么人也在报考,找不到可以与之商讨有关高考复习问题的人,所以我复习备考很盲目,没方向。因为自己只读到初二年,物理只学一年,化学知识是零,所以只能报文科。文科语文拼的是基础,政、史、地突击一下还行。数学是短板。初二的知识复习一下没问题,但初三及高中数学是全新内容,这是要重点突破的地方。艰巨啊!
我从家里弄到一本中学数学读物(不是中学数学教材)作为复习材料,根据其目录章节,大体安排一下学习时间。已学过的知识就较快地复习一下,习题做得来就可以了。未学过的知识就稍微多安排一两个晚上时间自学,如立体几何、解析几何内容。复习材料有一章是排列组合,没学过也比较难。我从每个知识点的例题入手,分析解题思路,悟出解题方法,再做习题验证,总算把握了解题的钥匙。当我自学攻下这一章内容时,耗费了整整一周的宝贵时间。老天捉弄人,高考时我发现,我挺有把握的排列组合知识点,在数学试卷上竟然没考!却有一道十二分的看似简单的题目我不会做,因为我那本复习用书里没有这部分知识。后来我在家随意翻看了妹妹用的高中数学教科书,却赫然发现它竟是书中原原本本的一道毫无难度的例题。天呐!
我当时白天上课,一天三四节,一周五天半二十来节课。学校的教学安排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无人能够替代。课一上完我就先批改作业、备课,余下时间,特别是晚上时间就复习自学。晚上点的是煤油灯,在摇曳昏暗的灯火下,吸着油烟忍着袭人的寒气,开夜车攻读。别人告知我,县进修校有组织人马编写政史地复习材料,可以去购买他们油印的复习参考材料。我知道后,在周末回家时才在那儿买到最后一次印刷的材料。因为多次印刷后,刻字的蜡纸已经破损了,印出的字迹模糊不清,不能再印了。
在东霞小学吴校长再三关心催促下,我在高考前两三天回到家中做最后的考前准备。我动笔预写了一篇作文,翻译了高中语文教材中较难的一篇古文《劝学篇》。对提纲里的政、史、地内容,我再次背了一遍。初中数学我信心满满,高中部分已接触到的知识点也挺有把握,但不知还有哪些数学知识复习时未涉及。反正无知无畏,也不怕。在福清一中读书时,我有一种莫名的考试兴奋癖,对考试特有冲动,特具激情,特别期盼,从不怯场。考试最终拼的就是心态!
高考前一天,父亲从学校回来,说红心中学(文革结束后恢复“平潭一中”校
名)政治组长冯立太老师在家里为考生做考前指导,叫我去听听。我到冯老师家时,正好一拨学生刚听完出来,另一拨学生又到了他家。冯老师一边微笑地说“欢迎,欢迎!”,一边张罗大家围着饭桌坐下。他说待会儿要去莆田开会,水也没喝就给我们讲解复习提纲内容。经他一番分析讲解,归纳综合,我们对政治科目的知识内容有了清晰的印象。冯老师强调的重点高考都考到了。找冯老师辅导的考生,有的是他的学生,有的也不是,他都一视同仁悉心辅导。用现在的视角看,他辅导时纯是义务,分文不取,真是难能可贵。冯老师的行为,真实体现了那个时代教师们无私奉献的风范,代表着当时具有时代觉悟的教师形象。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那年,高考试卷不是全国统一命题,而是各省市自治区自行命题。福建高考定12月16、17两天。文科考试科目依次是语文、政治、数学、史地。平潭城关考场设在平潭一中,我的考室是在胜利楼二楼西边靠楼梯口的那个教室。开考前,考生们聚集在楼前的空地等待。进入考室的预备钟声响后,考生们鱼贯进入考室,静候开考信号。考室黑板上写着考试时间,讲台上放着一个居家常见的闹钟。当时有手表戴的人极少,至于用手机看时间、每个教室壁上都挂有电子钟,还是很久以后的事。真佩服组织考场的人不知哪来的能耐,能“借到”这么多的闹钟。
语文题目不难,最后一题作文不是命题作文,是一道翻译古文的试题。这篇古文没有《劝学篇》那么难翻译,反而类似白话文,可以直接在试卷方格纸上写出正文,无需打稿。数学题难度不大,只有一道题不会做,其余都做得比较顺手。政治、历史地理也自我感觉良好。以我的记忆,眼睛扫过试题后,基本都是思维一触即发、解题一挥而就,无需苦思冥想。监考老师每次巡查走到我的考位时,都会停下一会儿,看我的答卷。
每场考后,考生都会在考室外的空地上热烈地议论一番。老三届考生年龄都偏大了,但还是与当年在校生一样兴奋充满激情。毕竟1966年停止高考到1977年恢复,间隔了12年之久,多少人年华已逝,青春已误,无缘大学梦。大学梦未泯的人,正是借着“末班车”机会最后来拼一次、赌一把,其激动心情溢于言表。在讨论恢复高考的那次中央会议上,如果不是邓小平在会上当机立断,当年就雷厉风行地实施恢复高考工作,而是拖到1978年才落实的话,还不知会有多少青年才俊被埋汰了。
考试后进行评卷切线通知考生等工作,都搞到1978年春节了。当时考生高考分数没有直接通知本人,高考切的线叫体检线,由县招生办公布上线参加体检的考生名单。各公社上线考生就在户口所在地的公社保健院交一元体检费,做初次的常规体检,如身高、体重、视力等。然后集中在县医院做透视等需要机器设备的项目检查。到1978年5月中旬,各大学本科及师专的录取通知书相继发出。我被莆田师专政治专业录取,到仙游校区就学。
恢复高考首次发榜,在人口不多的平潭城关引起了一场轰动,并延续到当年秋季高招发榜时。在1978年这近半年时间里“高考”“大学生”成为街头巷尾人们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城关某李家的三四个男孩参加高考全部被录取,一个女孩也录取中专,获得满堂彩。这是当年平潭高考硕果累累的第一家,也是后无来者第一家。我家算是紧跟其后,兄弟姐妹五个,到1978年也出了三个大学生,一个中专生。做子女的能在恢复高考制度的初期“考取了”,分糖果与人分享喜悦,算是给辛苦劳作半辈子的父母最大的安慰,最大的荣耀!
据说,当年恢复高考首考发榜后,从东庠公社迁出户口上大学的只有两人。一个是本地1977年应届毕业的体育生,一个就是“外来客”我。
据有关部门统计,1977年高考,全国考生570万,录取27.297万,录取率4.78895%。这是什么概念?就是一个有50个学生的班级,平均能考取包括大专在内的大学生就是二三个,堪比现在能上211、985 学校 的比率。可以说,当年首发中榜的,是命运之神的垂青者,是现在所言的学霸学神。
1980年2月初,经过两年的课堂专业知识学习和教学实习,恢复高考首届毕业的莆田师专1977级学生,集中在福清校园举行毕业典礼。同学们终于完成学业走上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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