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代人的岁月甘泉、苦难崇拜与幡然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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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代人的岁月甘泉、苦难崇拜与幡然醒悟

作者： 知青丨对话【转载】 来源： 原创孔捷生、朱嘉明等新三界 2021-02-08

原题

【讲者】

（星期三）下午14:00-17:00

【地点】台湾国立中央大学

文学二馆C2-415会议室

王：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请到朱嘉明老师、孔捷生老师来跟大家做这个演讲。

朱嘉明老师在大陆1980年代就是风云人物，他的本科是经济，但是，朱老师对政治、社会、历史、当然还有文学，各方面都是有非常丰富的知识与涵养。当然，最关键的是朱老师是老三届知青，他将会从历史、社会、政治、文学的角度，给我们很多宝贵的经验介绍与有益的建言。

孔捷生老师大家可能更熟悉，因为他本人就是我们要研究的一个对象。他的作品我们课上也讲过。孔捷生老师也是老三届知青，跟朱老师同属一个年代的知青，在这方面很有话语权。而且，他跟朱老师也同样是八十年代的风云人物。只不过，朱老师是在政治、经济方面，孔老师是在文学创作方面。

另外有两位嘉宾，除了本系的孙玫教授，还有李士杰老师，他也是老三届知青，北京的作家，昨天才到台北，很荣幸，他今天特意坐高铁过来出席讲座。

我们今天这个讲题是“历史与文学——文革知青理想主义纵横谈”。关于知青的理想主义这个话题，我一再跟大家强调是非常复杂的，可以很有讨论空间的。我在上课也跟大家说过，大家也都对这个话题，在上礼拜进行过一些初步的讨论。那么，今天请到了“大师”，我相信，大家得到的受益会远远超乎想象。现在，再以热烈掌声欢迎两位老师。（热烈掌声）

孔：非常感谢中央大学，感谢文学院，感谢在场的老师同学们！我首先感到很诧异。因为，对于台湾的青年学生来讲，知青，无论作为社会运动、还是历史痕迹，或者文学流派，对台湾的年轻学生来讲实在是太遥远了，即便是在座的陆生来讲也是隔了一代的事情。这个疑惑，我早就跟王老师电邮交往时就提过了，我说：“台湾有这么多年轻人去关心和研究知青和知青文学吗？”

知青，作为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是1968年开始，然后每年都有，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才最后中止。所以，有好几千万的青年被这个时代的狂流所裹缠。可以这么说。它对中国后来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代中国，如果还有可以跟它相比事件，大概就是1990年代起的民工潮，即几亿人口大规模的社会人口迁徙和进城，可以跟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相比。但是，二者又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农民工这一代，没什么话语权。他们的人生、遭遇，不太能够被表达出来。至少这一代农民工，话语权是比较贫乏的。知青可不一样。

比起后来的农民工，知青较有知识，他们的感觉比较敏锐、比较细腻，只要那个时代稍微那么解冻几公分，就可以说“给一点阳光就灿烂”。所以，到了“文革”末期，社会发生很多大的事件，其实已经有很多知青的影子。譬如说1976年的天安门“四五运动”，是一个很大的事件，跟“回城”的知青很有关系，他们拿所谓“反动”诗歌、文章在天安门广场上张贴，引起很大的政治风波。知青作为一个群体，在这个事件中表达他们的心声，在整个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文革”结束以后的伤痕文学作家里头，我觉得主力很多都有过上山下乡经历。

关于知青运动的概括，我想等会朱老师有比我更准确的论述，我仅仅提出点看法。其实，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本身是要解决社会问题迫不得已而推行的。怎么说？因为到了1968年，“文革”已经停课闹革命三年了，无论从大学、高等院校，到中学，初中、高中，已经积压了几届的毕业生，他们要到什么地方去呢？如何安排他们工作，或者如何走上社会呢？这当然对当时的中国政府也是一个难题。很多知青是有红卫兵经历的，就是很热衷投入“文革”的造反啊，破四旧啊，或批斗他们的老师啊；即便不是很热衷这些的部分学生，即所谓逍遥派，由于三年没有课上，对于他们的青春期来讲，也是充满了焦虑和躁动。

在“文革”大背景下，不管从毛的立场，还是从整个文革官僚体制立场，都意识到红卫兵这股社会力量，进而积压的几届的毕业生，已经构成对社会、体制和现政权的重大不安定因素，甚至是潜在威胁。这无法在城市解决他们就业的情况下，必须遣散他们。1968年是一个重要历史节点。毛中这一年发出所谓“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毛把这个社会问题政治化了。其实是为了把这个群体解散，解散到社会各个角落。可是，当时城市里并没有那么多工作、没有什么机会、岗位来安排、安置他们，所以只好用这个方法。毛用了一个很堂皇的政治化的口号。所以，用这个来概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或者是我们简称为“知青”，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关于怎么概括他们，我也想听听朱老师怎么说。

朱：我同意捷生的想法。首先，我们需要对知青运动有所定义：它是发生在1968年至1978年期间，以“老三届”为主体的，全国范围的“上山下乡”运动。

进而，很有必要认识知青运动的规模。所以，要从数字谈起，谈数字是经济学家的特性。“文革”时期的中国人口八亿，以当时人口比例来算，农业人口是百分之七十，七八五十六，就有五点六亿的农村人口。那城市人口呢，充其量是在两亿多一点。扣除大约五千万的老人和儿童，具有工作能力的城市人口不过一点五亿左右，而各种形式上山下乡的人是三千到四千万，那是巨大的数字，占当时城市人口的五分之一，占当时城市有工作能力人口的四分之一。几乎每一个家庭至少有一到两个孩子下乡，几乎涉及城市的所有家庭。然后，再讲地理分布。知青分布的区域，涵括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省，还有农村，当然最大规模的是一些边疆地区。知青的人口规模和地理分布是值得研究的。

虽然中国的知青运动人数大，时间长，地理分布广。但是，讨论知青运动的历史特征，需要超越中国当时的视野，需要将这一运动的历史空间“拉大”。“拉大”包括两个含义：将中国“文革”的红卫兵运动及知青运动与同时间在发达国家的学生运动作比较，寻找反差及其原因和后果；将中国文革的红卫兵运动及知青运动置于大历史之中，且以世界作为参照系。

这样，很容易发现中国知青运动至少有这样的特征：第一，是政府组织和推动的运动。政府的重要动机是解决数千万中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避免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

第二，知青运动终结了千万知青接受初、高中和大学基础教育，学习专业知识和追求科学进步的权利。在文化革命期间，支持知青“上山下乡”的重要根据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就是说，你们过去所受的教育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给的，现在给你一个“再教育”的机会，这就是所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知青运动历史证明，“再教育”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甚至失败。绝大多数经历过“再教育”的知青们，在重新回到城市之后，没有文化基础和一技之长，上学和就业困难。到了1990年代上半期，他们成为最早“下岗”的成员。如果没有“文革”，“老三届”整体得到比较系统的现代知识和技能教育，整体命运会大相径庭，就会有较多的人生选择机会。

第三，它是时空逆转运动。首先，从空间上说它是反城市化的。在1960年代，世界的潮流之一是城市化、农民走向城市、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当然，在西方国家，也存在所谓的“反城市化”现象，城市人由于生活的挤压，迁移到农村或郊区，把生活质量移到农村，并非否定城市化运动。知青运动则是把城市的青年学生赶到农村，当时的口号叫：“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好像城里人在城里只能吃闲饭，他们的两只手只能到农村去才有价值。其次，从时间上说是时光倒流。让知识青年离开现代化主流，退回到一直停留在中世纪的人民公社，退回到落后和艰辛。今天看来，知青运动的本质是对历史潮流和大趋势的反动。后来绝大多数知识青年得以返城，就是回归历史潮流。

知青运动已经过去了四十年左右。如何评价这一制度的历史代价，始终没有定论。核心问题是以数千万人为基数的“老三届”主体，年龄集中在15-20岁，本应该继续读书学习，但是，他们先是卷入“文革”，接着“上山下乡”，长达十余年之久。对他们来说，这是历史性的牺牲，对国家而言，是巨大的人力资源浪费。人们常说：“老三届那代人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我同意。我在这里想强调“老三届”的几个“独一无二”之处：

首先，老师的不同。“老三届”的老师都是所谓旧中国过来的老师。我是1958年9月1日上的小学。我的第一个老师姓袁，是位女老师，当时应该是四五十岁，她应该在所谓的旧中国、民国时期已经教了二十多年的书。还有一位教语文的金老师，是溥仪的弟弟，他活了很久，最近才去世。也就是说，“老三届”的老师的主体都不是共产党培养的，而是从“旧”中国转变过来给“新”中国工作的，他们或者是在民国时期已经从事教育的老师，或者是在民国时期读书，在新中国开始参加教育工作。所以，毛泽东是不信任他们的，称呼他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革”初期，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也是红卫兵运动的重要背景之一。到了今天，中国学生的老师已经是纯粹共产党教育出来的第二、第三、甚至第四代老师。

其次，家长的不同。“老三届”的家长，不论从事任何职业，都是从民国走出来的。他们曾经接受过所谓“旧社会”的价值观，不同程度保留着“旧社会”烙印。如今的学生家长，至少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自然有很大的差异。再次，社会氛围的不同。以我个人为例，我是在北京景山前街旁边一个胡同成长的，那条胡同里有鲁迅夫人许广平，有中华牌铅笔厂董事长、有共产党将军、有画家、有城市贫民、甚至还有清朝的宫女和太监。这样多样化的环境，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当然，所谓的“大院文化”与此非常不同。相对单纯和简单的多。在那里，最大的差别是官大官小，之重要的关系是领导和被领导。可以说，“胡同”是社会，“大院”是单位。

还有，文化资源的不同。在1959年到1962年之间的北京，一度出现过某些电影与西方同步。例如，我知道赫鲁晓夫，知道纽约，都是因为电影。一部是《赫鲁晓夫访问纽约》，一部是《一个国王在纽约》，从中我还知道了赫鲁晓夫、卓别麟、纽约摩天大楼。还有一部电影《柏林情话》，讲的是因为东柏林和西柏林之间筑起一道墙，分割了东柏林的和西柏林的一对男女青年的爱情，对我这个十岁小孩的影响至深。我提及这些，无非是让后人知道，“文革”之前的北京，并不是真正的文化沙漠，存在着各种文化和思想资源。

不了解上述所说的三个“不同”，很难认识“老三届”。如同每一代人，都与父辈一代不可分离一样，“老三届”不是孤立的一代，他们的家长、老师、左邻右舍几乎都有着所谓“旧社会”的记忆和生活经验。从1949年一直到文化革命开始的1966年，共产党执政不过是十七年，毛泽东称之为“资产阶级黑线统治的十七年”。中国还没有完成今天常说的社会转型。毛泽东即使通过文化革命，也没有实现他所希望的转型。为什么？因为社会的主体，包括共产党的主体，并不是经由共产党培养和教育出来的“新人”。因此，那时的中国将家庭出身置于难以想象的重要地位。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伴随共产党政权的延续，有着所谓“旧社会”记忆和生活经验的几代人生命的消亡，今天中国人口主体已经完全成长于共产党意识形态、教育制度和文化制度，与“老三届”这代人是不可同日而语。此时此刻，唯有“老三届”还传承者对中国二十世纪上半期的某种记忆的基因。现在讲多元性的根源，主要来自外部，例如互联网的贡献；在“老三届”成长的时代，虽然表面上没有多元性，“舆论一律”，但是，人心中还有历史繁衍出来的多元的根。

红卫兵和“老三届”不是一个概念。红卫兵来自“老三届”，但是，仅仅是“老三届”中的很小部分，他们的家长基本参与了共产党政权的建立，这样的家长在人口中的比重很低。不能把红卫兵运动等同于知青运动，前者是主动实践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意图，而后者是被迫服从毛泽东驱逐青年学生于城市的意图。值得提及的是，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1989年，“老三届”的精英曾经有过近十年的合作。之后，发生了分流和分裂。为什么最终会出现分流和分裂，从根本上说，还是思想不同，思想资源和思想演变的差别。经过1990年代，特别是过去十余年，“老三届”不论思想倾向、社会地位、财富差别已经固化。例如，他们中有达官显贵，也有家徒四壁，还有唱红歌跳“广场舞”的。这种差别势必影响了之后的两代人。

我刚刚翻阅了王力坚老师这本书（指《回眸青春：中国知青文学》）的References。我发现，研究知青的热潮是1990年代，现在好像慢慢在衰退。衰退原因值得思考。似乎与知青研究的主体迅速老化和思想迅速陈旧有关。但是，根本原因在于知青运动所涉及的不是小历史，是大历史，所涉及的学科，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

听到这里有同学愿意做知青研究，我是相当高兴的，并不因为我当过知青，主要因为“老三届”为主体的知青正在老去，他们自己无法彻底超越自己，需要没有知青经历的新鲜血液参与知青研究。随着历史推延，知青研究的价值会迅速被深刻化和被放大？还是会逐渐的缩小和泯灭？现在还很难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知青历史的意义，现在被估计得还过于简单。

还有，如何看待和估计知青文学？知青文学在文学史上重要，是理解知青历史的重要路径。当然，知青文学存在不同形态。我是欣赏和倾向孔捷生他们代表的那类知青文学。因为，孔捷生他们写了知青的人心、人性、痛苦、迷茫、对现实的扭曲抗争，反应了知青历史的悲剧本质。我是反对“青春无悔”那类知青文学。坚决反对！怎么会“青春无悔”啊？这么一个时空逆转的运动使那么多人在读书的年代不能读书，到了老年依然处于愚昧状态，这是悲剧的悲剧。为什么孔捷生他们这样的作家可以解释了这代人的独特性？因为他们从头到尾拒绝文学的媚俗。

古今中外，在社会的文化运动中获得发言权的，不一定代表社会主体，甚至主流。因为，社会的大多数没有能力将他们的的主张和愿望，他们的心境，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感谢孔捷生们，他们的文学表达了希望表达，而没有能力表达的多数知青。虽然，任何语言和文学是非常苍白和无力的，都不足以显现知青运动的群体和个体。还是请捷生讲。

孔：好，我回到文学这个领域来讲。我也不谦虚，《在小河那边》是我的成名作。我写这小说的时候是二十五岁，那是1978年写的。小说写出来，编辑部讨论了好久，最后才发表。因为对他们来讲，觉得冲击太大了、太激烈了，所以一直拖到1979年1月号的《作品》上面才登载发表。二十五岁写这篇小说，可是我十五岁就下乡当知青了。至少是经过了十年，前一半时间在农村历练，和后面一段的沉淀，才写出这么一篇小说。这就叫十年磨一剑。怎么去看待知青，或知青文学？从本质来讲，整个知青群体都是愤怒青年，不过跟现在的“愤青”差别非常大，现在这个“愤青”是爱国。周小平所标榜的是“爱国不需要理由”，就是那个所谓网络作家周小平，他的名言就是：“我待祖国如暖男”。“暖男”，本来就一个网络的潮语啊，就是一个很温柔很体贴的一个男子。他用这个“我待祖国如暖男”，用得很暧昧。

这个时代所塑造出的愤青是爱国的，所谓“爱国不需要理由”的，他们是反日的、反美的、反西方的。我们那个时代的愤青呢？是对现实充满质疑，憎恨现实。当时要我们爱党、崇拜领袖。在那个年代的价值观中，爱国当时可能还在第三、第四位，无论如何，还是有爱国这一条。但是，那年代的愤怒青年有一个共同的质问，就是——你要我们爱这个党、崇拜一个领袖，和拥护这个什么什么。你给我一个理由，我找不到这样的理由。当时是太需要理由了——叫我们怎么爱？而且不但是我们需要，是我们找不到这个理由，所以才产生了这一群的愤青。

所以，到“文革”刚结束，文学刚刚解冻。在所有的中国的意识型态领域里头，文学，尤其是小说，是一个突破的先锋。伤痕文学是一个先锋，后来的星星画派、先锋戏剧，和张艺谋、陈凯歌他们的电影，我指的是他们早期的电影。当时他们的《黄土地》啊，《一个和八个》啊，差不多也是在后“文革”的先锋文艺里头起到很大作用的，都是值得敬佩的。但我想说的是——文学，尤其是小说，是走在最前面的。

然后，知青文学有好几个发展阶段，像我写的《在小河那边》，一开始是把目光聚焦在个人的苦难，我们知青自己的苦难。到了后来，就开始把目光延伸到农民的苦难。再往后，有进一步的反思，就是我们会把视觉放得更大，看到整个社会的苦难，并尝试寻找这些苦难的根源。所以知青文学正在一步一步地往前推进和深化。比如说，我后来写的《南方的岸》和《大林莽》，都是尝试把目光仅仅从知青个人或者知青群体的经历和苦难，往深处延伸而发掘，甚至企图有一种超越……这个，仅仅是这个时代，是尝试把目光放到更远。

知青文学后来有了一些分流，比如说像钟阿城这样的转向文化寻根。钟阿城《棋王》这个小说，看起来好像不是在讲知青啊，他有一个文化意味上、文化含义上的一个发掘和提炼，还有如王小波啊等等。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后来的知青文学研究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偏差，这种偏差，也可以说是这个时代所需要，致使发生这样的转折……

朱老师刚才提到“青春无悔”的这个说法。就这种时候、这个声音越来越高扬，这个说法成为了知青、回顾知青运动的主流，这是很可怕的，也是很荒诞的。从文学和美学上面来看，有一种叫“苦难崇拜”。就是有人经历过了种种苦难以后，再回顾当初的苦难，会产生一种美感，甚至产生一种崇拜。虽然说悲剧本身就是一种美学，比如说罗密欧朱丽叶，也是升华到很高层次的一种悲剧美。但并不能说我们就会产生一种对悲剧的崇拜，希望多经历悲剧，或者视悲剧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现在的知青文学里面就有这个问题了。将苦难崇拜和悲剧美上升为无怨无悔。譬如“我们的青春多么充实”，“我们知青对共和国作出什么奉献”，诸如此类宏大的话语。这个现象，都是主流意识形态、官方意识形态所限定、引导而产生。刚才朱老师也说到，后来知青文学的发展是有点陷入困境。我觉得这是一种堕落、一种精神上的堕落，就是把知青文学，还有知青群体、运动，往无怨无悔这个方向引导，这是一种堕落。

有一位老知青（编注：苏炜）在美国的大学任教，他主持和撰写、以及组织张罗了一个大型组歌、后来扩展为一个大型歌舞表演，叫《岁月甘泉》。结果，被不少的老知青，像我跟朱老师这样的，就认为这个是红歌的翻版。但是，也不能否认这个《岁月甘泉》对知青运动充满了歌颂赞美啊、苦难崇拜啊，这种话语，在一些知青、相当一部分知青心里产生了共鸣。我觉得这才是悲剧所在。只要你是一个有智商的、有思想的、有智慧的、有分析能力的人，都不会去谈这种无悔啊、无怨无悔啊，甚至不仅是无怨无悔，还要苦难崇拜。这种想法，对我来讲是不能接受的。

王：两位老师都谈及非常深刻的一些背景，关涉政治、经济、文学；虽然我搞文学，但是跟孔老师亲身参与那些过程肯定不一样。就从刚才孔老师说的那个《岁月甘泉》说起。《岁月甘泉》一出来我很惊讶。其实一开始我先在网上看到一段歌词，我想这种东西还可PO上来啊？那我都可以PO。为什么呢？我在农村时候，在知青文艺宣传队写过的一个组歌，《岁月甘泉》的用语、风格、激情，跟我当时写来做政治宣传那个组歌完全一样。我还以为，这是一个老知青拿他“文革”像我这种做宣传用的东西PO出来。后来再看到下面有人跟帖，才知道它是现在写的。作者苏炜啊，就是以前中山大学的，以前就知道他。但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很奇怪了。

后来，几年前，在香港有一个座谈会，本来主办方想叫我跟苏炜，还有另外一个来宾当面谈。没想到他不去了，蛮遗憾的。对《岁月甘泉》，开始我是觉得很不可思议，甚至带有点愤怒。但是过后我觉得、好像刚才孔老师也是这种想法——知青里头确实有这种人，确实有这种思想，确实有这种感情在，我们不能够完全无视。但是，我就想了，为什么过去那么久了，这样的激情还在？这是不是年轻时候的理想主义的一种存留也好、或者回眸也好、或者叫缅怀也好，但是毕竟经历过这么多风风雨雨，为什么他还出现这种情形？那么拉开一点距离——从历史也好、政治也好——来看的话，这样一种理想主义大概很难简单的否定它。但是如何去分析它、如何去讨论它，我觉得就很有意思了，甚至我觉得可能我们是在局中人，还不一定能说得那么清楚。所以我一再强调并希望你们（指在座的同学）——在后来人、局外人的角度，如何去看这样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可能是历史的，但它又是现在的，延续到今天。我不知道朱老师您对这个现象怎么看？

我顺便说一下，像这样一种所谓的理想主义，你说知青也好、红卫兵也好，虽然它是不同的类型，可能性质上也不太一样，但是在理想主义这方面，我觉得有些一脉相承的东西。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在出国之后，我发现有个现象，在谈论文革起因的时候，有一个简单的说法——毛泽东的因素是很重要的。就是毛造反，是天才；但毛治国，是蠢才，所以他扬长避短，搞“文革”。当然这是比较简单化的说法，但这个说法，我在大陆好像听得比较多，在海外反而是遇到比较多的是，认为毛是要坚持他的继续革命理论，是从理想主义出发，于是知青上山下乡是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从这个主观愿望出发，毛用他的理想主义来搞斗争。所以，在文革中的造反，都是带有理想主义激情的，从红卫兵到知青，都会有这么一种理想主义激情，可以说是大氛围下的一个承传。我是提出这么一些观察到的现象，不知道两位老师对这样一些现象有些什么看法？

孔：我想，每个人对自己的青春有怀念、追想，这是很正常的。即便是你的青春时候所在这个地方很贫困、也经历了一些苦难，但是对你来讲，青春总是珍贵的。所以，这个怀念、追想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不能够把青春时候的苦难，尤其是所有整个社会的苦难全加以美化。

昨天到阿里山，看到满山的森林，联想起年轻时候到海南岛的情景，觉得很亲切，这就是很典型的青春怀想。因为我最值得怀念的青春岁月，就在海南岛云山深处，在深山老林里头度过。所以我看见大山、看见郁郁葱葱的森林，就很亲切。当我们再往深处去想呢？比如说阿里山的桧木，当年日本殖民，用小火车运了大量桧木到日本，建造神社或者是皇宫，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殖民的行为，这是没什么好说的。可是，回想我们当年到五指山，那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那些都是好木头啊，一点都不在阿里山桧木之下。比如说是放在水里会沉下去那种木头，我不知道是叫“花梨”还是叫“紫檀”？有一种是用金属钻头都很难钻洞扎眼，是非常好的木头，都是几百年的老树。

但是，当时是一个“备战、备荒、为人民”的计划经济，而且是准备要打仗的经济决策，因为中国没有别的地方可以种橡胶，只有纬度合适的云南的一小部分地方和海南岛。所以，就必须在海南岛大规模的垦荒种植橡胶。因为橡胶是战备物资，打起仗来，“中国没有橡胶的话，我们汽车就动不了”这种诸如此类的战争语言、这种超狂热的革命语言。所以我们的青春岁月，就在那里垦荒，主要工作就是砍伐森林。

像阿里山，日本人把桧木给拉下去，尽管把它变成日本自己的神社，它毕竟还有存在于某个地方。而我们五指山交通十分不便，建设公路的速度远远比不上向深山老林修梯田种橡胶的速度。所有被砍下来的、很珍贵的那些几百年、上千年的热带雨林的木材，砍下来以后，过了几个月就放火烧荒，把它烧成灰烬，因为没有能力拉出去。虽然把木头砍倒，但是拉不出去，什么都没有意义。所以就烧掉，烧掉以后就挖成树坑——梯田先不修——就先要把树种下去，就测量很粗略的一个水平线，先挖洞把橡胶种下去，以后再来慢慢修梯田，因为要跟时间赛跑。诸如此类的，为了要打仗什么什么的。

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假如你现在种下去的橡胶很有效益，那么多少对我们的青春、精神、心血是一种补偿，对不对？甚至对我们毁灭掉的、让我们那么痛心毁灭掉的热带雨林森林，算是一种补偿。我的小说《大林莽》，要讲的就是这个，整个热带雨林的毁灭。假如你真的是这样的话呢，还真是一种补偿。结果呢？由于现在参加世贸，中国的橡胶根本就没有任何竞争力，跟东南亚的橡胶没法比，人家的橡胶质量好、价格又便宜，可以说，我们这代人在海南岛的付出，扔在这个所谓橡胶事业上，完全是白费。在这种情况下，你再去怀想这个青春，讲《岁月甘泉》，把当年的苦难变成甘泉，这种歌颂还有什么意义呢？无论是从现实的经济效益来讲、还是从政治方面来讲，我都完全不能接受。

朱：我没有看过这个《岁月甘泉》。今天参加这个座谈，中心课题还是要回答怎样看待所谓的知青理想主义，或者知青和理想主义关系？

回答这个问题，要从真实的历史出发。我想强调的就是：绝大多数知青并非是怀着理想主义的愿望走向农村边疆的。今天不论下面有多少知青，我都会请他们扪心自问：“你那时候是有满怀激情、因为理想主义上山下乡的”？如果大家想到那个场景，没有多少人会给予肯定的回答。因为，绝大多数知青是被迫的，是别无选择的。在“上山下乡”中，除了“老三届”，还有为数可观的1969和1970届初中毕业生，他们多数不过十六岁，其中还有很多十五岁，还是孩子，却要离乡背井，与父母天各一方。

不要认为知青“上山下乡”的岁月真的是一个洋溢着理想主义的时代？完全不是。那个时候，文化革命热潮已经衰退，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老三届”们前途无望，无所事事，等待分配。“上山下乡”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不走，就是街道的压力也是受不了的。

知青岁月从头到尾充满的是艰辛、挣扎、无奈，甚至绝望，是在没有温饱保障情况下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1973年，福建莆田上林公社一位叫李庆霖的小学教员，给毛泽东写了长达2000多字的信，陈述了下乡知青生活上的困难境遇和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些阴暗面，并写道给毛泽东写信的原因：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所以告御状。毛泽东给李庆霖寄上三百元，并在复信中承认：“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上”。可见，知青运动和“上山下乡”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到了何等地步。

到后来，越来越多的知青为了返城付出更大的代价。从初夜权开始，一直到编假药方、吃假药，让自己真的变成残疾。

当时，我所在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处于中苏东北边境。那时准备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打仗，如果战争爆发，知青就是血肉之躯的第一道防卫线，为正规军争取缓冲时间，这才是我们真正定位的历史任务。

在几千万知青中间，有没有所谓的理想主义，有，但是，绝非主流。对绝大多数的知青来讲，这是一个时代的不幸。如果有机会请广大知青公投，赞同“上山下乡”是理想主义的比例，一定小的不得了！将知青和理想主义挂钩，划等号，是通过夸大理想主义歪曲历史。

所以，我今天并不想一般地讨论理想主义。我要说的是“文革”中发生，并延续到反美学的的那个理想主义。这个理想主义并非是真正的理想主义。包含三个要素。第一，愚昧主义。愚昧一定是反对智慧的。与愚昧连系的是反智、反智主义。第二，非理性。近代中国始终伴随的是非理性，只是五四以后的非理性被理论化，这种情况在知青运动中继续。第三，激进主义。体现在从生产活动到毫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第四，反美学的。青春是美的。但是，“上山下乡”岁月的青春的美受到太多的侮辱和损害。多少知青为了爱情权利付出从名誉到生命的代价。如果说，理想主义常常伴生着浪漫主义。但是，知青时代的浪漫主义，没有美学的支撑。是一种变形的浪漫，一种变态的浪漫。

问题是，为什么会形成将知青运动和理想主义捆绑在一起的现象？依我所见，主要因为：广大知青，并不拥有讨论知青运动和“上山下乡”的话语权，这个话语权已经被少数人控制和意识形态化。官方意识形态需要通过所谓理想主义解说知青运动和“上山下乡”。知青在走向中老年的过程中，会改变记忆，心理上倾向模糊甚至忘记苦难，美化青春岁月，容易接受和想象虚幻的理想主义。

在历史每一次的转折中，悲剧的主体因为丧失话语权之后，而被掌有话语权的人代表悲剧的主体来说话，并被冠以悲剧主体的名义来做出结论，这段历史到今天都没有被改变。中国的知青问题需要被讨论，但没有这么简单，因为进入到了知青统治中国的时代。

孔：朱教授是北大荒的四师，我是海南岛的六师。我是生产建设兵团六师十五团，在五指山深处，海南岛最中部。海南岛有一句话叫：“一穷二白。”最穷的就是白沙和琼州，这就是所谓“一穷二白”，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我们那时候也叫前线，你们跟苏修、所谓的苏联帝国主义靠得很近，（插话：珍宝岛）那我们是跟越战靠得很近，那时候美国帝国主义与北越正在开战，所以我们那里也是前线，我们也有兵团的任务，比如说种橡胶就是我们的任务。呃……我跟朱老师是冰火两重天，因为他那里是零下四十几度，我这是零上五十几度！那时候就很奇怪的，男知青是又黑又瘦，女知青就虚胖。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就是夏天五十几度，很难忍受。北大荒虽然很冷，但有很长的农闲期。基本上，除了要出什么任务以外，通常没什么很重的农活。我们那里就不同了，人间地狱！我们一年四季都得干活、都是很重的活，都是垦荒！所以，这也是苦难的一种。

朱：捷生讲海南岛，我谈的是黑龙江。中国有八个字描写痛苦：一个是“水深火热”啊，还有一个“饥寒交迫”，把知青时代的南方和北方都cover“覆盖”了。

孔：我换个话题，谈谈刚才朱老师讲到的关于知青悲剧性的问题。依我所知，有关知青的诸多问题，并不是那些真正的老知青的想法，甚至也不是用常识去讨论知青运动的评论家的想法，而是时代的局限，迫使他们这样做的。我举一个例子：你知道在中国大陆任何想纪念反右多少周年、纪念文革多少周年，都是禁止的、不可能的。不过，纪念知青运动多少周年，好像犯忌的程度会轻一点。这样想的话就错了、绝对错了。2008年，就是知青下乡运动、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四十周年，各地、很多地方都想搞纪念活动，尤其兵团知青集中的地方。比如黑龙江、内蒙古、云南、广东、海南岛这些知青去得多的“垦荒戍边”的集结地都想搞纪念活动，全部被禁止。禁止的理由呢，就是说跟京奥——北京奥运会有冲突。当年下乡主要发生在十一月、十二月，京奥？跟这个京奥有什么过节？反正不许，但只有一个地方是例外，就我刚刚跟王老师说到的这个《岁月甘泉》。这个大型歌舞是例外，是广东搞成的。

为什么呢？我们也认识这个作者，他当年是我们海南岛兵团的。他说，这个过程，他实际上想多抒发一点对知青悲剧性的控诉，绝对通不过，最后就弄成这个样子，基本上就变成歌颂性的。就是像“文革”的时候，王老师在知青宣传队里头写的组歌基本上是一个基调。顶多让你抒发一点点对母亲的思念啦，好像里面有一两首歌词。至于对苦难的描述，绝对不允许，结果出来就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们调侃说，“这个红歌啊。”听了这个来龙去脉的过程以后，你就发现——它实际上是被官方意识形态的需求所限定的，让它变成这个样子的。只有成为了这个样子，它才能让你通过。否则一切都免谈，这就是个冷酷的现实。

朱：在我回忆知青运动时候，我不会使用“甘泉”这样的字眼，更愿意使用“苦难”的概念。

鲁索说：世界上有两种苦难：第一种是在苦难中承认苦难，并告诉后人那曾经是苦难，这种苦难需要被记载。第二种是经历了苦难，当时就不让承认，以后明白了是苦难还不敢说是苦难。不仅如此，还要把苦难作另外一种解读，把苦难说成是美好。第一种苦难和第二种苦难的不同是，前者承认人类充满苦难，很多苦难不可避免的，但是，为了减少相同苦难的重复，需要有历史记忆；后者则是拒绝承认苦难和掩盖苦难，让人们不去寻找苦难的原因。显然，第二种苦难是需要被批判的，因为这种苦难包含对遭受苦难的主体的再摧残，甚至企图改变苦难主体的真实记忆，剥夺苦难主体记忆的自由权利，对历史产生的负面影响很大。

近年来，人们在讨论知青主题时，拒绝承认知青的苦难，甚至把苦难说成是美好，进行变态的美化，似乎成为一种时尚。为什么会这样？其主要原因是为了从根本上回避造成知青苦难的原因。如果拒绝承认知青运动背后的苦难，不仅是扭曲历史，而且是对苦难的一种继续。

比知青苦难更深层的问题是知青苦难的本质在哪里？在于知青被纳入所谓的“革命集体”，所有人的个性被以革命和集体的名义扼杀。知青的最大悲哀就是在于他们失去个性、人性扭曲、丧失主动享有自由和人性解放的意愿。

1970年4月，一场森林大火在北大荒完达山麓蔓延开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39团数千知青紧急出动扑灭山火。共有26名男女知青献出宝贵生命，基本年龄是17、18岁，其中多数是女生。所有人下乡时间不到一年。这些知青正是青春，为什么会牺牲？是无辜的牺牲。据说，当时刚刚有的漂亮和易干燥的化纤衣服，这些牺牲的女知青就是穿着这样的衣服救火的。她们那里知道化纤衣服易燃？那时的口号是：“明知山有火，偏向火山行”。所有的知青都被纳入了没有个人选择的地步。我去过那无言的坟场，悲从心来。

在黑龙江兵团，我自己有过对刻骨铭心的经历。1971年，我得了一个叫“出血热”的病，死亡率高达99%。我是在昏迷了多少天之后才醒过来。我醒来之后，我问自己，假定没有抢救过来和醒过来，最遗憾的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母亲会何等悲伤。还有，我都没谈过恋爱呢。那个时刻，任何革命口号在我心中荡然无存。我第一次从个体的角度看到生命的价值，我本身的意义。

人性的泯灭和个人主义的抑制，是那个时代悲剧的根源所在。如今，在这代人没有平台和话语权，不能充分表达真实知青运动和“上山下乡”历史的情况下，少数人不仅淡化甚至美化知青运动和“上山下乡”的苦难，甚至对已经扭曲的历史再次歪曲，进而格式化。这实在是太悲哀的事情！经过掩盖和误导的知青历史，会让他们的子女认为他们的父母、祖辈们曾经有过青春无悔的岁月。

中国需要建立一个知青墓碑，纪念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失去的青春生命，祭奠一代人的青春苦难。毫无疑义，知青问题本身是二十世纪中国一个特别大的人道主义课题。

我想借此机会讲我在台湾的一个经历。两年前，我去过一个叫龟山的地方，在桃园附近，在一个村子里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在1951年重阳节被枪毙前写的绝命书原件。中心内容是说很快不久于人世，对不起父母。并希望几个侄儿努力学习。感人至深。我在想，那么多北京官方代表团来台，没有人会祭拜和追思这些为了共产主义而奋斗牺牲的台湾先烈，他们主要都是年轻人。也是时代悲剧。

孔：那我就讲讲知青中的两种理想主义。一种就是以梁晓声为代表的理想主义；那么另外一种呢？就从我的一篇小说《大林莽》开始说起吧。这个《大林莽》，小说创作的冲动来源于我们当年在海南岛有个通报，有一个事故的通报。就是我们旁边的这个第五师，要进森林、热带雨林，勘探下一个营地，要开垦荒地，把那边森林都砍光、烧掉，种橡胶。派进去了一个先遣队，结果迷了路，在森林里头走来走去走不出来。最后，从山的另外一边走出来，都是奄奄一息了。因为山里有疟疾啊，被蚊子咬了；还得了一种森林脑膜炎，被一种长白翅膀的森林里的一种东西咬了，咬了以后会患森林脑膜炎，会产生幻觉和高烧。出来的时候呢，死了一个，其他都是……广东话讲：“只剩半条人命”。有一个女的疯了，大概就是在山里头受了很多折磨、被虫子咬了以后就产生幻觉了。

就是这个事故通报引起，我就想写这么一篇故事。我就写这么一个班的男女兵团知青进去热带雨林，带着武器。结果进去以后呢，也是经历了迷路、幻听、幻视、饥饿、衣衫褴褛，最后一班男女就一个一个牺牲。两个有思想冲突的男女，在最后关头，也产生了像朱老师刚才提到“这样就要死了，我连谈恋爱都没谈过”的想法。结果他们就完成了这个人生的启蒙。到最后，只有这个女的走出去了。这个女的走出去的时候已经是神智不清了。为了纪念死在深山老林的战友们，最后仅存活下来的这个女的，就每年回来按死掉的人数种几棵树，向死去的人致意。这就是《大林莽》这个故事的梗概。

这里头表达的是另外一种理想主义。它固然里头有悲剧美，但它不是赞美歌颂、或美化悲剧。而是提出更高的问题就是，如何天人合一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去砍这个热带雨林？它是存在几千年、上万年，为什么为了我们一点人类的索求，去把它毁灭？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有我的理想主义。这个理想主义就是我们避开那个时代的迷狂和精神上的错乱，找到一个人和大自然和谐的这么一个契合点。这是我的理想主义，这跟梁晓声、《岁月甘泉》的理想主义完全两回事。所以，我们谈到理想主义的时候，就恐怕要在这两种情结之间有一个分野。

李：在座的除了朱教授，就我年龄最大了。我是1951年出生的，当时上山下乡这场运动，对我们每个人确实都是一种心灵的震撼，有的人就给震蒙了，有的人就还能够勉强的活下来。今天在座的同学们，我非常羡慕你们，我觉得你们非常的幸褔。当时，在你们这个年龄上，我们读一本书都困难。我们经常会去找别人借一本书，然后连夜把它抄下来，生活就这么平凡。我们会在苦难中寻找一种读书的幸福。

我当时下乡在六师，我是1967年的11月时候到的北大荒，零下四十多度，男同志在外头撒尿都会冻成冰柱。但要从露天地进入到屋里头，如果不会、不懂得这个防寒知识的人，一定得把耳朵就扒拉下来了、鼻子也下来了，就残废了。这在知青当中很普遍的都得过冻伤。冻的非常可怜、非常惨。

听说有一个同学在研究“后知青时代”，我觉得非常好的。知青回城以后还有许多生动的故事。知青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比如说我们当时怎么装病，才能骗到一条假条，提前回城。当时怎么在天安门前面背着行李宣誓：我一定要扎根农村，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做他们儿子、做他们孙子，当他们大队书记。当时，我下乡时就立誓要把这个书记拿过来之后我来当，然后我来组织、我来指挥这里的山山水水。但是最后又怎么样觉得这里不是人待的地方。

知青到农村，这对当地农民本身就是一种灾害，村里就这一块地，就算是一百亩，那么一百个人，每人能够分到一百天的粮食；你知青来了，增加了一百人，它不可能多产出粮食来，你知青夺走了他嘴里的口粮，农民心里是非常仇恨你的。农民他说，你能多给我带来什么财富啊？你上地干活，我还得教给你，是吧？手把手的教你。带来一大堆的问题，而知青是背井离乡。农民与知青双方都有苦难。

王：这几位老知青是从历史角度来谈，尤其谈历史上的知青理想主义。我想稍微转一转角度，今天怎么去看、或者今天怎么解读历史上的理想主义？是否可以说知青这代人是“理想主义一代”。所谓理想主义，只是一种表述。事实上，很多过来人，如果让他们说自己经历，其实很多都是没有理想的。

但我看过这样一个分析、或者这样一个解释，就是说这代人他们有过那么坎坷的一个经历，受过那么多苦，他们就特别珍惜在当下如何去思考、去坚持、去这个发掘发挥等等。这样一个表现，其实就是带有某种理想主义的表征，或者说是比较对理想的一种坚持、执着、思考等等，有这么一种说法。

也有人认为，在某些人的实际工作、实际生活上，也都会体现出、或折射出某种理想主义。在1980年代早期，人们已经关注到你们“改革四君子”，还有一个说法：“翁永曦的脑子，黄江南的嘴，朱嘉明的文章，王岐山的腿”。当时这个说法的意思是，你们前这三位比较务虚，带比较多的理想主义的，而王岐山愿意跑腿，比较务实的，是个实干家。近来我还看到一个分析说，所谓“王岐山的腿”，是说王岐山能有所坚持、有所执着，能为这个社会做这样实务的工作，一种以思辨的哲学精神为支撑的理想主义。所以，王岐山的理想主义被定位为“一种丰满而谨慎的理想主义”。引申到王岐山现在担任中纪委书记，专门去审查贪官的，这个工作其实是很危险的，但是他“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就是执着那份理想主义。

我这里引述这些数据和看法，还是为了讨论所谓“知青治国”的话题。王岐山无疑是知青一代的代表，既有实干的经验和底层的经验，又带有某种理想主义的坚持，最早参与改革开放。我想知道同是“改革四君子”之一的朱老师，你怎么去看你们“改革四君子”，已经其中之一的王岐山和“知青治国”现象？

朱：中国老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多年坚持一个原则，在任何场合不谈论所谓“改革四君子”。人各有志，每一个都走不同的路。我珍惜历史形成的友情。还是来谈知青问题。

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中，知青一代如同历史上的每一代，早已经完成了分化为不同的群体和阶层。知青不过是这代人在历史某个阶段的符号。中国确实进入了“知青治国”的历史时期。我认为，还不仅是“知青治国”，还有“知青治校”、“知青治公司”等等。总之，知青已经成为中国“senior”的主体，他们对国家、对家庭、对政治和经济，对思想和文化，都承担着历史责任。所以，我这里想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在承认知青的历史苦难、人生牺牲和社会贡献的同时，需要反省知青整体的历史局限性。这种反省对于知青一代的菁英尤其重要。在知青一代中，成为菁英比例非常之低，菁英中可以继续发挥影响的就更少了，这是个人命运和中国制度使然。

知青一代的最共同背景是，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文化革命和“上山下乡”。其局限性包括：

第一，没有接受良好的系统教育。因为文化革命，知青一代人，即“老三届”，再加上1969、1970，甚至在后几届初中毕业生，没有按时完成系统教育，知识体系残缺。即使后来读大学，甚至获得博士学位，也不足以弥补。在一个知识革命、创新革命和信息爆炸的时代，这种局限性会被放大。

第二，文化革命和红卫兵的影响。中国官方是否定文化革命和红卫兵运动的。但是，因为文化革命没有得到比较深入和持久的批判和反思，其影响至今存在。红卫兵创造了一种文化，对知青一代是深入骨髓的。前几年，重庆“唱红歌”，遍布全国的“广场舞”，都有着红卫兵文化的痕迹。

第三，“现代”和“传统”的纠结。知青一代是在共产党的“爱国主义”中长大，对现代化有着不可动摇的执着。但是，只要追求现代化，就要接受经济改革和经济开放理念，就需要与西方国家打交道，就要面对西方经济和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于是，需要通过中国自身的“传统”强化自信和自尊。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看待西方民主制度的演变、市场经济的进步，以及西方价值观的多元趋势，是极大的挑战。在今天世界，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民族国家，每一个人都应该爱自己的国家和自己传统，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全球和人类视角。例如，“现代化”不再是每个国家的孤立问题，与之相联系的“环境”问题就是超越主权的，是全球和人类问题。如何看待人类共同价值和制度的基本选择，是需要严肃探讨的。值得提及的是，在知青一代中不少人重新讲孔老夫子，讲新儒学，但也没讲出什么新的东西，就在那边绕来绕去。如像捷生说，知青一代的绝大部分人没有走出来。

知青一代，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四五十年，从卫星上天、人类登月到计算器和互联网时代来临，从韩战、越战、冷战到全球化，从文化革命到改革开放。今后，知青一代还会看到更多的历史变局。今年是2014年，可以肯定地说，再过个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中国和世界会变得很不一样。所以知青这代人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跳跃出自己的时空限制。

为此，要承认存在保守和守旧倾向，要面向未来，要学习，向年轻人学习、向时代学习、向世界学习。同时，还要承认，知青一代应该退出和准备退出历史舞台。钱理群说的：“我们的时代结束了”。我认为，知青时代已经和正在结束。今天是大多数五十年代人需要坦然接受历史的淘汰，为后人当铺路石。历史不可以是爷爷统治孙子。

王：好，朱老师的话很有逻辑，是“中国逻辑”。呃……两位老师，包括李老师的谈话，相信大家都很受启发，也都应该会有想法。我们现在开放时间，让大家来一个对话，希望大家不要浪费这样一个机会向几位老师请教。

问：想要请教一下孔老师，在《南方的岸》当中，易杰回顾他在海南知青生活的时候，有提到说：“你不想完全否定你们的过去，但是，过去的记忆都让你不愉快。”我想了解，在这句话是不是有某种程度上是老师您对过往经历的一种内在的投射？在这海南知青记忆当中，又有哪些对您而言是一个稍微不愉快的记忆？因为在其他的作品当中，海南经历有很多可能跟刚刚您提到的，从中可以遇到很多苗寨啊黎胞啊，这么一些有美好记忆的风土人情。

孔：对，你说的已经是接近结论了，就是这样。过去的记忆，我们不能够否定。那个记忆里头，也确实有一些苗寨风情、热带风情等有关美好记忆的部分，但是，整体来讲还是非常不愉快的记忆。我不能针对这个不愉快，就拒绝这个记忆，因为它已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变成我人生经验的一个基石。这个海南书写放大到我现在——从1989年离开之后也25年了——放大到我整个人生大半的人生旅程来看，基本上就是我不能否定我的过去。我对过去的中国，不管是当知青的时候受过的苦难，还是做为知青文学创作曾经有过一些什么记忆，这都是我的过去，我不会否定这个。但这里头，确实有不愉快的记忆，时常让我隐隐作痛，我不能够放下这些。

（热烈鼓掌）

人物介绍

孔捷生，老三届知青，1978年以短篇小说《姻缘》初登文坛，又相继发表了《因为有了她》等短篇小说，上述两小说分别获得1978年和1979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79年初发表的描写海南知青遭遇的短篇小说《在小河那边》，成为伤痕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日后又相继发表了《南方的岸》《普通女工》《大林莽》等中篇小说，其中《普通女工》荣获第二届（1981～1982年度）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曾任广东省文联委员、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1989年赴美国至今；近年着有《龙舟与剑》《易大旗文集》等。

朱嘉明，老三届知青，1978年考上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后，在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同时，参与创建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担任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西部研究中心、北京青年经济学会、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负责人，暨《中青年经济论坛》主编，为1980年代“改革四君子”（其他三位是翁永曦、王岐山、黄江南）之一；1989年出国，1995年获MIT的MBA，在多个国家有过创业经历，2000年以后，先后担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经济学家，任职维也纳大学，台湾大学客座教授；着有《国民经济结构学浅说》《现实与选择》《论非均衡增长》《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中国改革的歧路》等。

王力坚，文革期间曾有多年知青经历，1979年考入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相继获学士学位与硕士学位，1990年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深造，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逾10年，2005年受聘为台湾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现兼任该系系主任；着有《六朝唯美诗学》《清代才媛文学之文化考察》《回眸青春——中国知青文学》《清代文学跨域研究》等。

孙玫，文革期间曾随父母下放，1978年春考进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系，获硕士学位后任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1990年赴美留学，1995年获夏威夷大学戏剧系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与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亚欧语言文化学院，现为台湾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学术专著有《中国戏曲跨文化研究》《中国戏曲跨文化再研究》《徜徉于剧场与书斋：古今中外戏剧论集》等。

李士杰，老三届知青，高级记者、作家，北京市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现任北京老年宜居文化协会会长；着有长篇小说《政协委员》《非爱不可》等，报告文学集《国歌奥运》《聚焦政协委员》等，剧本《神人天宝》《京武风云》等，2005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全国劳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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