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迁徙

——“知青潮”

与“民工潮”

  献给那渐行渐远、即将被遗忘的历史瞬间和我的知识青年朋友们；

献给推动我们现在身处的伟大时代渐进的主人公——农民工兄弟。 

序  言

第一章   历史上的迁徙潮流

   一、迁徙与移民和流民

   二、历史上的迁徙潮流

     三、建国后持续进行的迁徙

第二章   上山下乡的历史渊源

一、对“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实验

二、政治、外交决策失误导致经济发展滞后

三、对外援助加重人民的经济负担

    四、经济决策失误导致上山下乡

五、“支边青年”开了下乡上山的先河

六、粮食是决定中国人口迁徙的深层次的经济原因

七、教育落后导致上山下乡

八、下乡上山成为基本国策

九、阶级斗争扫清下乡路

十、城市青年移民的迁徙路——下乡上山

十一、上山下乡的最初反响——第一次“回城风”

第三章   躲藏的激流

一、 粮食政策与大跃进的失误导致农民迁徙

二、 户籍制度压制农民迁徙

三、 从躲藏的激流到“民工潮”

第四章   洪涛初起

一、 停不下来的文化大革命列车

二、 从“斗、批、改”到“斗、批、走”

三、 “急先锋”被抛弃的命运

第五章     滚滚洪流

一、 有别不敢怨的离别情

二、 洪流滚滚

第六章   理想和信仰的浪花

一、 集体主义旗帜下的新型臣民和顺民

二、 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及社会大实验

三、 个人崇拜下成长的青年一代

四、 理想主义和个人崇拜交相辉映下的青年

五、 高扬的理想主义旗帜

六、 理想主义的破灭

第七章 “再教育”潮起潮落

一、 “再教育”理论的提出和变迁

二、 不可信任的原教育者

三、 难堪重任的青年学生

四、 难堪重任的“再教育者”

五、 “再教育”思想探析

六、 劳动改造思想

七、 力挽颓势的第一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

八、 遥远的兵团

九、 苦涩的婚姻苦涩的果

第八章  水流千转

   一、步履维艰的上山下乡路

   二、众说纷纭的上山下乡运动

   三、过犹不及的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

   四、返城风起西双版纳

   五、上山下乡运动潮落孟定

   六、邓小平为知青打开回家之门

   七、新一代的知识青年

第九章  九曲黄河

    一、土地和粮食

    二、从生存型流民到发展型流民的转化

    三、制度安排对城市化的制约

    四、进城的农民工

    五、农村期待第三次土地革命

    六、户籍制度的改革

    七、迁徙的巨大社会效益

    八、迁徙的回流

    九、二十一世纪的新型农民工

第十章  大江东去

一、上山下乡的功与过

二、决定上山下乡运动消亡的逆反性

三、知识青年返城风潮催生中国的私营经济

四、“知青潮”与“民工潮”

五、现代的迁徙

六、不可扼止的城市化进程的脚步

七、别让知青们的历史被掩饰和篡改而第二次死去

八、大江东去

序  言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在不断的迁徙中不断延伸的历史画卷。中华民族迁徙的历史同中国的历史一样悠久，一样丰富。中国有史以来的典籍中，就有“夏后氏十迁”，“殷商不常厥邑”，“周之东迁”等记载。在许多地方的地方志中，都曾准确地记载了当地人口迁徙的历史。在各地存世的家族族谱中，都有准确的家族迁徙的记载。在许多民族的老人的口碑流传中，也有本民族未见诸文字的流动迁徙的传说。现代社会中每个人挡案中的“籍贯”或“祖籍”，即指个人祖先的居住地，而个人现时的居住地，往往与“籍贯”“祖籍”之地大相径庭，这映证了各个家族或个人迁徙的历程。

人的生命在于运动，人的发展也在于运动，迁徙就是人类获得发展的重要运动方式。社会是由一个个个体聚合而成的，每一个个体发展的综合状况决定了社会的发展程度。社会发展的关键也在于运动，人们的迁徙活动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活动，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些缘于各种原因的迁徙活动，或以集群的形式进行，或以个人的活动展开，但都从经济学、社会学、人种学、文化学的角度，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

   人类的迁徙活动，是人类为了改换或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求得发展，改进生存质量而进行的重要经济活动。经由政府出于经济、政治目的而组织、推行，得到政府认可的是移民。更多的是人们为了躲避战争威胁、民族杀戮、自然灾害、社会动乱而不得已背井离乡，以改变生存环境，沦为流民。而战争是人类为了达到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而采用暴力进行的以扩展生存空间，占有人口、资源、物质财富为目的的特殊社会活动。在人类的迁徙活动中，造成历史上人口迁徙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因素。

在当代人口的迁徙活动中，非经济因素尽管有时能造成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采用国家权力也能在相当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造成或遏止人们的迁徙活动，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经济因素。

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清政府紧闭的国门，中国也开始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随着西方各国加强对中国的资本输出，促进了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兴起。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也得到较大的发展。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兴起，许多城市纷纷诞生和发展。经济的发展需要劳动力，大批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从事工业、商业、服务业及其它行业，并定居城市成为城市人口。从那时起，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徙逐渐成为近、现代迁徙的主要方向，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起始，城市化是每个国家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必然进程。

 中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为了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经济，改变人口分布不均衡的状况，五十年代以来，在和平建设的环境中，政府组织了一系列有计划的移民活动，包括从沿海工业基础较好的城市，抽调大批职工及其家属支援内地和边疆民族地区进行工业、交通运输业、医疗卫生和商业服务行业等重点项目的建设。随着内地和边疆民族地区一批新的工矿业城市的兴起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使这些地区人口分布的状况也得到改变，这是在统一的、安定的国家环境内进行的有序的经济移民。

除国家有计划地组织的人口迁移，由于我国各地区之间人口、自然资源分布不均衡，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还有东部人口密集地区广大农村人口，向内地和边疆民族地区的自发流动迁徙。这种迁徙方式虽然分散，带有自发和盲目的性质，也受到现行户籍制度的制约，但其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农村人口自发流动的数量较大。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几乎是停滞的。1957年城镇人口比重为15.39%。到1978年，城镇人口比重仍然只有17.92%，二十余年间城市化水平只提高了2.67%。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口的区域分布及产业配置，完全由政府的计划控制，城市劳动力的安排、就业和布局，完全由劳动、人事部门计划调配和包揽，自发的劳动力市场不允许存在。而人口的迁徙流动，在现行的户籍制度下，由公安部门严格控制，控制最严的是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的身份转变，以及农民向非农职业的转变。这些措施，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却抑制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抑制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然而，政府无法控制的是农民从未停止的向城市进军的脚步，虽然他们在直到改革开放之初的近三十年时间里，遭到压抑和打击。而农民向城市的迁徙，自近代以来毫未衰减。历史发展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民改变自己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愿望，是农业大批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进军的强大动力。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依靠农民，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特别是1948年的土地改革运动，农民分到了千百年盼望的土地，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民参军、支前，在广大农民的支持下，终于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农村成了“进可攻，退可守”的革命根据地。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经济发展的挫折，曾经多次出现从城市退到农村，城市居民向农村居民的身份转变，采用国家权力进行行政性的移民活动，如精简城市人口、疏散下放。六十年代初期，一种以“下乡上山”名义进行的经济移民活动，在政府指导下，开始揉进革命理念、意识形态等政治因素。到六十年代末期，在革命口号的召唤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国的知识青年成了“政治移民”。

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指出：“中国是第一个策划了人口倒流去乡村的社会”，这些都逆反了中国城市化的历史进程。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以来，在中国大地上一直涌动着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迁徙浪潮，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影响之深、亘古未有。

一股是风起于1968年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移民大潮。文化大革命中，政治上的错误决策导致经济的大倒退和社会的大动乱，面对无法遏止的城市人口膨胀和城市失业率日渐高涨的社会压力，面对五十年代末期以来日渐加剧的粮食供应压力，以及与日俱增的要求获得教育的压力，政府再次以“上山下乡”名义组织了城市人口向农村的倒流，它席卷了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涌动在广大的农村山乡间，用强烈的政治号召迁徙了一千七百万城市青年学生，超过当时10%的城市人口。在空前规模的人口迁徙中，政治因素得到空前的强化，人口迁徙涉及到的国民经济、粮食供应、民生、就业、农业问题，教育制度等经济因素被淡化，被回避，政治成为经济迁徙的主导因素，用政治强力强行推进经济迁徙活动，变成了“政治迁徙”、政治运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政治强力下被人为地扭转、倒退。

中国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以来持续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实际上是现代中国在政治口号掩饰下城市向农村和边疆进行的经济移民活动。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就是十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背景。一千七百万城市知青向农村的大迁徙，缓解了政府向城市供应粮食的压力，把一千多万知青的吃饭问题不容分说地、隐晦地压到了农村和农民头上。不但减轻了政府安排就业的社会压力、粮食供应的压力，也“节约”了政府大笔的教育经费支出。

历时十年的这股潮流跌宕于1979年，当导致这股“政治迁徙”的政治氛围淡出历史舞台后，不甘心接受被规定命运的迁徙者们力争获得自己从未得到的选择权利，响亮地提出了“我们要回家”，掀起了疯狂的“知青返城风潮”，上山下乡运动呈现出大起大落之势。中国知青的返城风潮，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即将吹响之际，就感悟到了即将到来的经济大潮的呼唤，迈开了向城市的回归步伐，是中国现代恢复城市化进程强有力的先锋。 

就在“知青潮”风潮荡落之际，另一股浪潮却在中国广大农村蓄势待发。但它是静静的、无序的、分散的，又从分散到集中。逆着当年知青上山下乡的方向，顺着知青返城的车辙，几乎是尾随着知青返城的足迹，流向了城市。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每逢春节前，从各个城市回家过年的“盲流”于无形中见有形，无数急于回家过年的人群臃堵了全国各个车站，造成了对铁路公路客运的巨大压力，场面蔚为壮观。1984年，它的参与者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张雨林教授定名为“农民工”。按这些参与者的户籍身份，他们是农民，可按他们实际从事的职业来说，他们又是工人。于是，“农民工                                                          这个既矛盾又多少有点对立的称呼就这样奇怪地统一在他们身上，并得到人们广泛的认可。其后，“农民工”“民工潮”两个词不仅广泛见诸各类媒体，也溶入了广大城乡人民的生活中。在这股重新涌动的迁徙浪潮中，政治理念被人们淡化，而国民经济、民生、就业、发展重新成为迁徙的主题词。

从知识青年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洪流到疯狂的返城风潮，其间十余年只是历史的一个瞬间。参与的城镇知识青年人数达到一千七百万人，影响了所有的大、中、小城市和上千万的城市家庭。影响了知青所到的山乡、边疆的人们，影响所及逾亿人。

就在“知青潮”水流千转归大海之际，接踵而起的“民工潮”，却像一部不闻于耳的乐章，由静默到弱、渐强、强、更强，一发而不可收。它兴起于广大农村山乡，遍及所有的大中城市甚至小城镇。改革开放掀起的城市经济发展大潮，吸引了农民的眼球。据国家统计局调查，中国九亿农民中，2004年全国进城务工和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总数超过2亿，其中进城务工人员1.2亿左右。到2005年底，中国农村已有1.4亿农民离开农村进入了城市，到 2009年初，已超过2亿人，2013年，进城的农民工达到2.62亿人，2014年达到2.73亿人，2020年已解决3亿人,并且还在持续发展。“民工潮”影响了近亿个农村家庭，也影响了5亿城市人口。这股潮流方兴未艾，广泛而持久。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在这股大潮中出生的俗称80后、90后的农村年青人也不断加入了农民工的行列，农民工的潮流正推动中国社会和历史向前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深远影响和历史意义。

这两股接踵而起的历史潮流，它们的主人公各异，思想理念不同，价值观念各异，潮流方向相反，地域也截然相反。一股城市的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城里涌向农村；一股农村的叫农民工，进城务工，从农村流入（甚至挤入）城市。

这两股潮流还有一个根本的区别，“知青潮”受革命理想和政治号召驱使，知青们不得不接受被规定的政治命运和人生轨迹，无可选择地、被动地踏上了迁徙的路程，是一场政治运动的产物，是一场“政治迁徙”。它违背了人求生存，求发展的本性，更违背了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规律，是逆城市化的迁徙潮流，后来受到普遍的抵制，十年后便夭折了。知青们不远而归，抛弃了别人为他们规定的命运轨道，开始坚定地踏上了未来的人生旅程，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痛苦的转折瞬间。

“民工潮”受价值规律和比较效益的驱动，农民工们选择了适合自己命运的轨道，自发地离开了自己的故乡，进入城市寻求发展。它符合了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需要，拓展了人的生存空间，嬴得了超过农村的经济收益，相当程度上满足了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符合了中国城市化的历史发展方向，因而它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从人数上看，“知青潮”是政府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带有强制性的人口迁徙，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十年间总数达一千七百万人，超过当时城市人口的10%。他们从城市迁到农村，在农村拥有政府正式赋予的户籍身份，在迁入地作了较长时间的居留，并和当地农民共同享有集体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参与农民的产品分配，他们在迁入地经济上得不到发展，仅仅是实际意义上的生存型移民。当导致这场“政治迁徙”的政治因素消减后，这批移民急剧消退，几乎为零。

“民工潮”的前身，曾经在较长一个历史时期内，被政府命名为“盲流”，他们在其流入地的城市无法取得合法的户籍，是现代意义上的“流民”。改革开放后的“民工潮”亦然，他们没有领导，没有组织，呼之则来，不呼亦至。他们呼朋唤友，挈妇将雏。四十余年间离土不离乡、离土离乡的农民已接近3 亿，是当年“知青潮”的十倍还多！民工潮是市场经济发育过程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他们从农村迁往城市，但是至今在迁入地没有得到政府认可的户籍身份，没有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也没有住房等生活资料，且居住的时间也不固定，仍是城市的无户籍“流民”。他们所拥有的只是浑身使不完的力气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渴求得到发展的愿望。但是可以肯定，“民工潮”还会有所增长，而且长期、稳定地持续下去已是定局。

定名农民工，形成“民工潮”已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事了。那时，农村的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创造了巨大的农业剩余，为城市化奠定了发展的经济基础。城市的开放也应运而生，提上了政府的发展日程。城市已经开始向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打开了城门。

和政府组织推动的“知青潮”相反，“民工潮”和它的前身“盲流潮”，都不是政府行为，不是政府主导的迁徙活动。它们以它顽强的生命力，一直活跃于全国城乡之间，它默默地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无形中变革了人们的思想意识，终于引起了社会各界乃至中央领导的注视，逐步改变了社会的法制观念，改变了中国的制度体系，渐渐推动了中国的社会改革，使关注民生成为社会的主旋律，推动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从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它们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是我们时代的主人公。

当年，报刊杂志对知识青年的所有报道，无一例外全是英雄人物、先进典型，知识青年的痛苦经历被罩上了一层理想主义的英雄色彩。除了自己的家人，得不到社会的关注与同情，在别人漠视的眼光下默默地挣扎着。

与此相反，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农民工一切活动逐渐融入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农民工的命运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新闻媒体的强烈关注，农民工遭遇的苦痛忧喜不断见诸报端和电视，唤起人们普遍的关注和同情。农民工不再静默无声，他们或大声疾呼，或四处上访，甚至采取了一些过激的行动，它们呼唤的社会公正，在政府的干予和媒体的支持下逐步得到实现。

值得深思的是，“知青潮”的知识青年和“民工潮”的许多农民工，他们同在一块兰天下，虽然生活的环境和经历有所不同，所受的思想、文化教育也有深浅不同，但他们的思想体系在毛泽东的思想基础上是一致的，为什么他们在一个共同的基点——农村，却作出了方式截然相反，目标却异常一致的选择——回（进）城呢？他们又各自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变革历程呢？

在“知青潮”和“盲流潮”以及“民工潮”前期的迁徙潮流中，一直存在着促进迁徙和压制迁徙这样一条主线。在“知青潮”中，政府极力促进迁徙，而知青们从被动迁徙转变到反对迁徙而回归。在“盲流潮”和“民工潮”的前期，农民们极力争取迁徙，而政府却极力压制迁徙。同样一个政府，在这两股迁徙潮流中却扮演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角色，目标却完全一致——把知识青年和农民圈定在农村的土地上。这两种角色都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历史进程，难道不值得深思和总结吗

从世界和中国的角度看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它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一种过程，是改变人口的城乡结构问题；是劳动力就业在一、二、三产业间就业结构间大调整的问题；也是工业社会取代农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用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问题。因此，城市化不仅是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单纯的人口迁徙过程，而且是人口转变、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根本问题，这不仅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也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所向。不管过去、现在或将来，任何违背这个潮流方向的政策、方针、策略都逆反了历史发展的大方向。

“知青潮”和“民工潮”潮流相反，但又相成。“知青潮”逆反了中国城市化的历史进程，“民工潮”推动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它们在时空上首尾相连，空间上互为逆反。它们是两股对流但没有交叉的历史潮流。疯狂的知青回城迁徙风潮引领了农民工向城市大迁徙的潮流，这两股潮流最终汇成了一股向城市进军的洪流，两股潮流首尾相连，“殊途同归”，共同推动了中国城市化的历史进程。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口迁徙。是中国大地上两种发展程度不同的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交流、冲突与融合。它们共同推进了中国社会思想、法制和经济的历史变革进程，推动了社会的制度体系的改革，推动了社会的整体进步。今天，它们留给我们什么样的对历史的反思和对未来的思索呢？我们只有正视这段历史，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才能推进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

而“民工潮”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它的历史，中国城市化的历史，这部威武雄壮的历史大剧，正在政府编导下，由亿万农民工自己来谱写，来延续。  

科学家们指出，组成人身体的物质70%以上是水份，世界上所有动物、植物的生命都离不开水，水利养了万物，孕育了所有的生命，水是生命之源。水善变，它具有自然界的一切物质形态：液态、固态，气态。水在自然状态下是无色、透明、无味、无常态的液态物质。它或从山间岩石裂隙间涌出，形成涓涓细流，一路曲折低吟，千万条小溪汇成河流，汇入大江大海。或化雨雪从天而降，挟雷鼓风，气势磅礴，既能滋润万物，也会造成灾难；高温下，水化为蒸汽升入天空，凭借太阳的七彩光芒，幻化为七彩云霞、海市蜃楼；严寒中，水凝成雪花飘洒大地，或凝结成冰封冻江河。水柔软，却坚韧不屈，“抽刀断水水更流”；冰坚硬，却可雕可塑，遇热即返本还原；水卑下，它避高趋下，甘处低微，却无孔不入；水崇高，目标始终如一，水流千转归大海；水顽强，百折不回，“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水是洁净的，它可荡涤万物的污秽；它又是肮脏的，汇入江河的水，难免夹带泥沙或其他的污物。但水的本质却是纯净的。千千万万滴水珠汇成大江大海的浪涛，势大力猛，它们喧啸着、翻腾着，排空而起，闪动着白色的耀眼光芒，形成一个个巨浪，后浪推前浪，潮流冲决一切阻力和束缚，永无休止。

人具有水的一切特质，水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源泉，中华民族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创造了具有独特内涵的水文化。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认为水性代表人性，水性代表德。老子在《道德经》第八章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其意是说：最好的美善就如同水一样。水滋养了万物却从不争夺，聚集在众人厌恶的低洼处，其性质和道是最相近的。所以做人态度要谦卑，心思要沉静，付出要仁慈，说话要诚信，执政要清明，做事要能干，行动要及时。不要去和人争抢，所以也不会有怨尤，故能厚德载物。

水的美德归结起来就是“不争”，不争而能成事，既无怨于人，亦无悔于己，这就是老子以水而喻，提倡的做人处事的最高境界。

在《荀子。〈宥坐〉》篇中孔子说：“夫水，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光光乎不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如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洁，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意思是说：水，普遍养育各种生物却没有自己的目的，像德一样；水向下流去，曲折而有规律，义一样；汹涌没有尽头，象道一样；如果决破堤岸让它奔泻，就象回响应声而起，它奔赴百丈深渊而无所畏惧，象勇一样；用水注入仪器来衡量地平，必定是平，像法一样；水盛满了用不着拿刮斗斛的器具来刮平，像正一样；它柔弱细小无微不至，像察一样；任何事物经过水的冲洗必定鲜美洁净，像善于教化一样；水历经千回百转也不改变向东流去，像意志一样。文中用水比喻人的品德，表达了对高尚人性的向往。而水的流动的特性，也决定了人类迁徙的特性。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中孔子说“为人君者，犹盂也，民，犹水也。盂方水方，盂圆水圆”。就是说中国的老百姓柔顺如水，易受盛水的“盂”的规范，守法易治。《荀子。王制》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唐太宗的诤臣魏征告诫太宗“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太宗从谏如流，得人心者得天下，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这是古代帝王中少有的远见卓识。中国的老百姓具有水的一切特性，他们柔顺守法，谦卑恭敬。但也坚硬如冰，也象洪水一样激越暴虐。当它们聚集在一起时，如果疏导无方，就会形成凶猛的洪水，冲决束缚它们的堤坝。刚柔之间，全在执政者驾驭之心法与手法。

知识青年和农民工，每一个个体就如一滴滴水珠，当他们汇集到一起，就是人流、人潮、人海。他们可以是静静的湖泊港湾，千帆竞渡，波浪不兴，让人心旷神怡；也会是暴烈的狂涛怒潮，搏击沉舟，令人胆裂心寒。起伏之间，也全在掌舵者操控之中。

第一章  历史上的迁徙潮流

      在历史上的迁徙潮流中，生存与土地是移民和流民共同追求的目标。

                                           题记

   中国历来是个农业国，土地是人民生活的基本生产资料，人民都希望能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他们崇尚祖先，留恋土地，特别重视祖先祭祀，重视世代定居，期望“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他们热爱家庭，他们也属于家乡这块土地。人们“莫不重迁，其坟墓庐舍桑麻果蔬牛羊禾耜，皆为子孙百年大计”。 “安土乐天”是中国人的重要特性。《周易·系词上》：“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

    《汉书，元帝纪》中说：“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骨肉分离，抛家离土，并不是中国人所愿意干的。

《孟子·梁惠王上》为他们描绘了一幅男耕女织、勤劳富裕的理想社会图案：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 

这话也告诫人们，土地就是他们生存的基础。在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大部分中国人“父母在，不远游”，“小富即安”，“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穷窝”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他们安贫若素，安于现状，听天由命，逆来顺受，在狭隘的地域观念和骨肉亲情、浓厚的乡土观念影响下，对迁徙、开拓、发展一直持保守、消极的态度。

中国人有句老话“人挪活，树挪死”，激励人们不断创造新的生存环境，扩大生存范围，激发起人的精神斗志，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而树在移栽后，由于离开了原来的土壤，根系受到损伤，不易成活，这是一个对比之说。其实也不尽然。有许多人向往外面的世界，渴望外出闯出自己的一块更高远的天地来，如《诗经》所言“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他们认为，“出路出路，出去才有活路”。但即使迫于生计外出闯荡，或外出寻求发展，或外出做官、经商，不管历经多少岁月，不管是荣是损，水流千转归大海，最后都希望叶落归根，回到生养自己的故乡来。故乡即安葬故去的先祖的家乡。故乡有母亲的期待，故乡也是游子的娘亲。故乡有故去的先辈和亲人的坟茔，那是他们挥之难忘的故土，他们的祖籍所在地，是他们精神寄托的根基。故乡对每个中国人有着魂牵梦绕、刻骨铭心的召唤力和向心力。归葬故乡，魂归故土，更是每个游子最高的心愿。

但是，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也有“随遇而安”，安身就能立命的思想。在哪个地方安下家，结婚生子，即意味着在这个地方扎下了根，开花结果，长此以往，一代传一代，这地方就成为了自己新的家乡。

尽管人们安土重迁，穷家难舍，故土难离，骨肉难分，期望有和平安定的生活环境。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获得粮食、赋税和劳役，也想尽办法，用户籍、土地、赋税、劳役和传统的思想观念等方式，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但是，由于自然灾害、战争或社会动乱、赋税徭役重压这些不可抵御的外部压力，以及人们为了生存，追求自我发展的内部动力，有史记载以来，跨越地域，跨越国界，跨越社会形态的人类迁徙活动，从古代一直持续到了今天，而且还将继续下去。

                一 迁徙与移民和流民

中国最早的文学作品《诗经》中有一篇《硕鼠》：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园。乐园乐园，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诗中以硕鼠代表贪婪残暴的统治者，表示不堪忍受沉重的压榨，发誓要离开这块土地，迁徙到新的乐园，以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心声。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人口的迁移和流动不断地以各种不同的形式长期地、大量地、经常地存在着。中国丰富悠久的历史文化典籍，对这些人类的重要活动作了大量的记载。古代典籍遣词用字言简意赅，在浩翰广博的文字中，又以它独特的动词与动词、动词与名词的组词形式，以迁、徙、移、民的不同组合，对这些不同的运动形式给予了准确的定义。

移民一词最早出现在2200年以前的《周礼。秋官。士师》中：“掌士之八成：……八曰为邦诬。若邦凶荒，则以荒辩之法治之。令移民通财，纠守缓刑。”意即迁移的方式作用于人口，那时“移民”尚未成为一个名词。

“徙”也是迁移的意思。《管子。四时》中：“其时曰冬，其气曰寒。……其事号令，修禁徙民，令静止”。在这里，“徙民”是动词作用于名词。

与“移”、“徙”同义的“迁”，在《尚书。盘庚》中：“盘庚五迁，将治亳殷”。“盘庚迁殷，民不适有居”。《尚书。多士》中：“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在这里，“迁”也是动词作用于名词。

“徙民”作为名词，到《史记。平淮书》中才出现：“其明年，贫民大徙，皆仰给于县官，无以尽赡，卜式持钱二十万予河南守，以给徙民。”这是官方典籍中对迁徙的贫民的正式称谓。

郦道元的民间著作《水经注》卷四《河水》“又过蒲坂县西”一句，下注“魏泰州刺史治，太和迁都罢州，置河东郡，郡多流杂，谓之徙民。”说明人们已经将迁徙于外地的人口称之为“徙民”，徙民也就是移民。

移民，系指在原居住地与迁出后永久性的定居地或半永久性的居留地之间的人口变动。他们在迁入地具有官方认可的户籍身份，有官方分配的土地，并承担赋税和劳役，任何参与了这一迁移过程的人都是移民的一员，都具有移民的身份。

在中国历史上，人数最多的有两类移民：一类是统治者在社会的、战争的或自然的外力压迫下，运用官方的权力和财力加以引导、组织或者强制推行的被动性移民。如公元前198年11月，汉高祖“徙齐楚大姓昭氏、屈氏、景氏、田氏五姓关中”，同时迁入的还有燕、赵、韩、魏之后和豪杰名家，总数有10万余口。又如东汉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强行迁都长安时，迫使原都城洛阳及其周围的数百万人西迁。被迫迁徙的人流离失所，死者相籍于道。这类移民数量大，迁移的时间地点集中，到达后定居于迁入地。而且移民中往往包括大批贵族、官吏、文人甚至帝王，以及随同的宗族、将士、工匠、奴婢、艺人、商人等。这些移民活动在史籍和其它文字资料中对它的迁移的动机，迁出地、迁入地、组织、规模和过程等留有较详细的记载。

另一类是在战争和社会动乱的威胁下，特别是异族入侵之初的残酷杀戮，不仅使统治阶级怆惶出逃，也驱使广大民众背井离乡。为追求较好的生存环境，进行的以家族或家庭的形式，有目的、有计划的主动性移民。如西晋末永嘉年间（307—312年）开始，唐朝安史之乱（755年）后和北宋靖康之乱（1126年）后的三次人口南迁，每次人数都在百万以上。这类移民数量大，持续时间长，方向目的较为明确，到达迁入地后定居或居留时间较长。他们中迁移到湘、赣、粤、闽等省交界地居住的，最初被当地土著居民称为“客家”、“客民”，随着时间的流逝，最终得到官方的承认，并赋予户籍和土地，承担相应的赋税和劳役，完成了定居的过程。史书上都有相应的，但是数字不太精确的记载，这种移民运动是历史上最主要的、人数最多的移民浪潮。

移民在各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但在性质上，基本是两种——生存型移民和发展型移民。

生存型移民，大部分是在自然灾害、战争威胁、社会动乱、土地矛盾、人口压力等生存压力下，不得不以改变居住地点为维持生存手段的移民群体。还有一部分在原居住地本来不存在生存的威胁，但是在统治者的强制压力下别无选择（如汉高祖迁齐楚五大姓于关中），这种压力成为了对他们生存的威胁，不得不走上迁移的道路。生存型移民的迁移，并不是因为迁入地生活环境、生产条件、发展机会等内拉力或吸引力，或者迁入地根本对他们就缺乏吸引力，对迁入何地，迁入地的生存条件，他们很少有选择的余地。他们是不自觉的，或者是根本不愿意迁移的，是在迁出地的强大外推力下为了生存，不得不离开原居住地。他们中许多人只有暂时迁离故乡的准备，一旦客观条件有所改变，他们就准备返回故乡，重新开始他们迁徙的历程。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随着时间的消逝，他们在迁入地成家立业，娶妻生子，根深叶茂，再难撼动，绝大多数人最终成为永久的移民。

（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原居住城市有户籍，上山下乡后户口随迁，他们基本属于生存型移民）

发展型移民，是为了提高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水平而进入其他地区定居或长期居留的人口，他们的迁移中迁出地的外推力只是次要的作用，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迁入地的内拉力和吸引力。历朝历代为了求学、做官、经商而离乡外出求发展，或为了扩大自身的生存范围，利用自己的特长或体力而外出求得发展，最终定居于异乡的人就是典型的发展型移民。从秦朝到元朝末年（公元前221—公元1368年），蒙古高原、西北、东北的牧业或半牧业民族不断向南进入黄河流域，用战争手段扩大了本民族的生存范围，打破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分割态势，以求得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和发展。而黄河流域的农耕民族又不断向南迁往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及更远的地区，扩大了汉民族的生存范围，带动了当地经济文化的进步与发展。在历史的意义上，这两股迁徙潮流都是发展型移民。移民也只有在迁徙中得到发展，包括人口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才能对其本身和社会、经济具有历史意义。

（现代的农民工在原居住地有户籍，在流入地绝大部分没有户籍，是流民。少部分获得发展并取得户口的属于发展型移民）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不断出现过大量的“流民”，下层农民或贫民在战争、自然灾害、社会动乱、赋税劳役的压力下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生活的来源，没有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为了维持生存，追求温饱而被迫迁离原居住地，沦为难民、饥民，他们没有固定的迁徙目标，经常在不同的地方流动，成为流动人口，即流民。

流民，《中文大词典》释为：“因穷困转徙于外之人民”。《辞海》释为：“旧指因自然灾害或战乱而流亡在外，生活没有着落的人”。《汉语大辞典》则认为，流民是“流亡外地的人”。泛指因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等诸多原因，为了生存而背井离土，迁徙他乡的人，其显著特点是穷困和生活没有着落，并因此而展转迁徙。

中国自先秦以来就逐步确立了管理人民的户籍制度，以控制人民，制止流亡。秦献公十年（公元前375年），建立了“户籍相伍”的制度。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规定：“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联坐”，使“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并制定了《游士律》，对无户籍的流民严厉处置。之后，历朝历代统治者对户籍制度不断增益完善，管理力度日趋增强，户籍制度成为统治阶级加强人口管理、制止人口迁移的重要手段。而流民却始终存在，无一例外地得不到控制。他们在离开原住地后失去了户籍，但在迁入地得不到官方承认的户籍，也得不到官方分配的土地。在通常情况下，国家统治者不允许人民离开户口登记的地方，未经允许离开户籍所在地迁徙在外的人就是流民。《史记。万石传》：“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汉书。食货志》：“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富积”。古代典籍中的难民、饥民、亡民、流佣、雁户、浮户、逃户、都是流民，这是封建时代户籍制度下对流动人口的专门称呼。近现代的“走西口”、“闯关东”、“盲流”等也是流民。

《管子。治国》中说：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去家，危乡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

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宁不必固矣。

《管子。轻重甲》说：

君求焉而无止，民无以待之，走亡而栖山阜。

元人胡诋煜  在《论逃户》中说：

汉人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蚕绩而衣，凡所以养生者，不地著则不得也。故安先世之田宅，服先畴之畎亩，守前人之世业，十世百世，非兵革易代，虏掠驱逐，则族坟墓恋乡土不忍移徙，此汉人之恒性，汉人之生理，古今不易者也。今也背乡井，弃世业，抛掷百器，远离亲戚姻娅，转徙东西南北而无定居，寄食于异乡异域，一去而不复返，此岂人之性也哉？是有不得已焉耳矣！

战争、灾荒、贫困、社会动乱如上面引文中的“民贫”、“人贫”、“君求焉而无止”、“兵革易代，虏掠驱逐”，是造成流民的重要原因。而沉重的赋税徭役使人民贫困，贫困才是造成流民的主要原因。逃亡之地，官府威令所不能及，可以逃避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

晋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描写了秦朝遗民为逃避战乱，避入“绝境”，在与世隔绝的封闭环境里，没有官府的压迫剥削，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世外桃源”成为千百万流民向往和追寻的天堂。

是否定居并得官方赋予的户籍是区分移民与流民的主要界限。移民以定居或长期居留为目的，生活相对安定，并且取得了官方认可的正式户籍，得到了官府分配的土地，但必须交纳赋税和服劳役。《周礼。地官。小司徒》：“五家为比”。《比长》：“比长各掌其比之治。……徙于国中及郊，则从而授之。若徙于他，则为之旌节以行之。若无授无节，则惟圜土纳之。”意即：每五家编为一个比。比长负责这五家的管理。内有徙于国中及郊外的，则予以同意，以“授”与之。若要徙于其他地方的，也予以同意，以“旌节”与之。在这里，“授”和“节”就是官方的户籍身份政明。如果无授无节，即没有户籍身份证明，当地的官员就能把他们送到圜土中监禁。在2200多年以前，户籍和官方的户籍身份证明在人口迁移中就已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了，也说明当时的人们只要经过官方同意，就有“徙”的自由。

而流民以生存为主要目的，而不是单纯以定居为目的。他们迁出时“无授无节”，到达迁入地后很难或不愿得到官方的正式户籍。在农业社会里，土地是生存的基础，定居的移民可以得到官府分配的土地，而流民则没有或得不到土地，往往在每个地方居留的时间很短，只能四处流浪，到处寻找荒地和处女地开垦，并力图躲避官府的赋税和徭役。《资治通鉴》五代后晋天福三年：“金部郎中张铸奏：‘窃见乡村浮户，非不勤稼樯，非不乐安居，但以种木未盈十年，垦田未及三顷，似成生业，已为县司收供徭役，责之重赋，威以严刑，故不免捐舍业，更思他适”。没有土地的牵挂，没有户籍的牵制，或为了躲避沉重的徭役和赋税，这些决定了流民流动的特性。

《礼记。檀弓下》中：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

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这位妇人的家庭无疑是为躲避官府的苛政而逃入山林的流民，她家已有三代人死于虎口。但是，在流民心里，繁重的赋税和徭役比吃人的老虎还可怕，他们宁可在虎口的威胁下求生存，也不愿意回到官府的重压下。

浮户在宋代又称浮客，苏洵《田制》：“富民之家，地大且广，阡陌连接，募招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浮”即意味着他们没有根基，蓬转萍流而无定籍。一些流民迫于生计，不得不寄籍于豪门富户门下，或沦为奴婢，或成为浮客，实则成为雇农。如果无法忍受盘剥重压，或不愿定居，他们就会继续流动，他们赴边陲、入蛮夷、浮江湖、进深山、寻求可以落脚谋生之地，直到找到新的可以开垦的土地，然后再居留下来，土地是流民寻求的目标和流动方向。

流民即使没有土地，如果在外乡获得了比原居住地好的生活环境，有了新的谋生手段，就会随遇而安，在当地定居。

清代严如熠《三省边备览》中说：在陕西、四川、湖北三省交界处，“高山长林绵亘千数百里，弥望蓊郁”，“江、广、黔、楚、川、陕之无业者，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依亲傍友，垦荒种地，架数椽栖身，岁薄不收则徙去，斯谓之棚民”。“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带家室至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

在农业社会里，由于生产力低下，加之官府的横征暴敛，人们很难抵御自然灾害，也没有渡荒之粮。一遇天灾，就会自动流向丰收地区去就食求生。官府也会默认或组织灾民外出就食，称之为就谷、趁熟、趁食、乞活等。《周礼》中有“若食不能人二釜，则令邦移民就谷”。一旦渡过灾荒，流入地的官府就会遣返或驱赶流民返回故乡。

在流民中，还有一些候鸟型的流动人口，每年作季节性的流动迁徙，隋唐时期，常把居于异乡的民户称为雁户，以大雁因时迁徙为喻。他们已经离开了原居住地，有些在原籍还有住宅田产，有父母妻儿，户籍也在原居住地，但他们主要的生活时间和生活基础已在外乡，每年春出冬归，往返于原居住地和迁出地之间。就象鸟类为过冬而迁徙，鱼类为产卵而回游，也象非洲的野牛、角马、斑马等动物为追逐水草而年复一年地往返迁徙一样。在这一点上，人类和动物为了生存而进行迁徙是相通的。

在迁徙过程中，定居有两方面的含义：一种是法律意义上是得到官方认可的定居，一种是实际意义上的定居。得到官方合法户籍的移民，在定居地被列为“客籍”或“客户”，他们的社会地位、土地所有权得到官方承认，并承担赋税和劳役。但和当地的原住民相比，他们的社会地位更低，人均土地更少，赋役负担更重，往往要经过许多年甚至几代以后，才能成为正式的编户。

而在迁入地实际上定居的人口，没有合法的户籍，他们就始终是非法的流民。他们较之合法的移民人数更多，但要达到法律上的定居则更困难，时间更长，官方从禁止、驱赶、“圜土纳之”到默许、承认、允许，往往要经过漫长的岁月。要成为法律意义上的移民、编户，更要经过多次反复，甚至要经过流血的冲突斗争，才能取得正式编户的身份。

移民与流民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官方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移民不是流民。流民不等于移民，但在流民中不断产生大量新的移民，他们巨大的人口数量造成的社会压力，他们创造的巨大的社会财富，促使官方不得不逐渐承认他们的移民身份。在中国历史上，流民是产生移民的主体。

在现代汉语中，往往用两个动词组成一个动词，“迁移”泛指人或动物在一个方向上的移动，而“迁徙”则带有在一个方向或多个方向上移动和往复运动的含义。因此，用“迁徙”涵盖“移民”和“流民”的双重和多重意义，比用迁移准确和全面。

导致人类迁徙的原因，在外因上主要归结于迁出地的外推力和迁入地的内拉力。而在内因上，则基于迁徙者自发的迁徙动力。

迁出地是迁徙的人实际出发的地方，这些地方在家乡观念浓厚的中国人心目中，就是祖籍地或籍贯所在地，在存世的许多族谱或家谱中，对此都有详细而准确的记载，并以此教育儿孙永志不忘。

导致人口迁徙的原因，有迁出地的人口状况、社会状况、自然灾害、土地矛盾等。迁出地的相对人口过剩，人均耕地不足，统治阶级的强制迁徙，是一个重要原因。而豪强兼并、异族入侵、农民战争、社会动乱、赋税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变，往往引起人口的大规模迁徙。在农业社会里，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在生存条件急剧恶化时，形成强大的外推力，造成了大批的灾民和流民。

在这些迁徙的人口中，有主动或被动的移民，更多的是被动的流民。无论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当他们出发时，都有明确的目的：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扩大自己的生存范围，改善自己的生存质量。他们有的有明确的方向和目的地，有的在战乱和灾荒压迫下慌不择路。但是，不管他们在迁徙的历程中经历了多少曲折，不管他们在多少地方进行过停留，也不管停留的时间有多长，他们最终的定居地或长久的居留地才是他们的迁入地。

在中国历史上，在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社会动乱或战争的情况下，就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长距离的和集中进行的移民。有些强制性的移民完全出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或一时好恶，这种个人意志成为强大的力量，与迁出地官方的组织、倡导、招募，特别是地方官员对迁移者的强制执行力，合成了对移民的强大压力和外推力，加速了移民的进程，没有这些措施，强制性移民就无法实行。但如果强制迁徙的进程较短，移民在迁入地的生存条件较差，一旦强制的压力减弱或消除，被强制的移民就会逃出迁入地，返回自己的家乡。如公元319年前后，十六国后赵的石勒和石虎曾将青、雍、幽、荆各州和氐、羌、胡、蛮各族数百万人口强制迁移到襄国（今河北邢台市）、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冀州（今河北中部）及周围地区。公元350年后赵覆灭后，、被强制迁移的各族数百万移民逃回迁出地，各还本土，几乎全部迁离了襄国和邺，最终完成了他们的往复迁徙的过程。

迁入地的内拉力，即迁入地对移民的吸引力。这主要表现在迁入地社会环境的相对安宁、人口密度较低、可耕地或可开垦土地资源丰富、气候、环境和生存条件相对较好，官府的赋税和徭役较轻，具有较好的发展的前景等。在迁入地，宗族和同乡的因素往往起着很大的作用。当移民到达迁入地时，他们的定居和发展、生活条件的改善、事业的成功、社会地位的提高、他们对迁入地的态度等，对他们留在原住地的同宗、同乡都会造成巨大的影响，形成一股强大的内拉力，吸引更多的人寻踪而至，聚族而居，形成以同宗、同乡为特色的聚居群体。这样，往往在原来的移民或流民之外，吸引了更大规模的流民群。但是，如果迁入地不适于移民和流民生存和发展，或者这些条件发生改变，迁入地的吸引力就会消失，内拉力就会转变成反推力，将移民和流民推离迁入地，或返回故乡，或远走他乡，继续他们迁徙的历程。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迁出地的外推力和迁入地的内拉力的影响，形成了对下层民众的压力和吸引力，产生了他们自发的迁徙动力。他们在迁徙的方向上具有很大的自发性和盲目性，他们以生存为目的，趋安避险，四处流浪，经常性地不断由北向南，从平原向山区，从内地向边疆，寻找安身立命之地，形成了潜在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涉及范围最广、实际开发效益最大的迁徙潮流。这种迁徙运动不经官方组织、倡导或强制，他们是自发的、无组织的、零散的，在史书中很少有直接的、详细的记载。但是，中国历史上许多边远地区、山区和其它处女地的开发，大多是由这类流民进行或奠定基础的，累计的流民数量就非常大。这些地区的开发史，实际记载了这类流民的历史踪迹， 而这种基于迁徙者自身动力的自发性的主动迁徙，才是历史上最主要的迁徙潮流。

在农业社会里，由于农业生产力低下，手工业、商业不发达，城市的发育和发展缓慢，人口迁徙的方向主要在农村、山区和边疆，主要解决生存需要的粮食。游牧民族自北向南向农耕地区的迁徙，其迁徙的动力源自迁入地先进的生产力和发达文化的吸引力，他们迁徙的手段主要是战争和征服，是落后社会向先进社会的进化。农耕民族自北向南向未开发地区、山区和边疆的迁徙，其迁徙的动力源自生存的压力，是用和平手段征服自然，开发自然资源，发展经济，加速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传播和发展。

自北向南的迁徙潮流不断出现，是中华各民族迁徙的大方向。中国各民族经历了长时期的民族大碰撞、大融合，形成了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华民族，扩大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也经历了一个从北方转移到南方的过程。

汉朝晁错说：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历朝历代，不少有识之士都提出要重农富民，但由于民贫而导致的农民起义却屡见不鲜，“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在中国历史上，流民和各个朝代的农民起义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许多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参与者、响应者都是流民。流民没有房屋田产，处境远比农民艰难，但凡有一条活路，他们都能忍受，不敢犯上作乱。但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不得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去争取一条生路。1876年陕西旱灾，“饥民相率抢粮，甚而至于拦路抢劫，私立大纛，上书‘王法难犯，饥饿难当’八字”。贫困造成了流民，流民促成了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又造成更多的流民。许多参加起义军的流民，他们没有高远的政治目标，起义队伍的领导权容易被地主豪强，失意文人，落魄官僚窃取，成为他们利用的工具。流民本身具有反抗封建统治的强烈愿望，但只要统治者承诺赦免“罪行”，并提供他们土地、粮食、种子，让他们安居乐业，一旦生存的最低目标能够达到，他们就会放下武器，接受招安，重新成为封建王朝的编户良民。

               二、 历史上的迁徙潮流

战国时期，管子就提出“禁迁徙，止流民，圉分异”。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历来实行以农为本的政策，鼓励甚至强制人民安土重迁，期望把人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以便纳粮当差，永作顺民。人民也希望能有个和平安宁的生活环境，能够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在封建的户籍管理制度下，在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和经济的制约下，人民很少有自由迁移的权力。但在战争频繁的封建社会里，在无可抵御的自然灾害面前，被掳掠或被迫迁徙的命运却常常光顾他们。

有史记载以来，部落间的争夺财富、人口和生存空间的战争就一直不断。上古时，黄帝的部落和蚩尤的九黎部落发生激烈的战争，蚩尤战败被杀。他的余众被迫从原来的晋、冀、豫一带南迁，在民族压力和战争胁迫下不断迁徙，不得不以深山老林为家。据专家考证，他们就是现在的苗族，广泛散居在湖南、贵州、云南直至越南和老挝的山区地带。中国的许多民族，由于政治、经济、种族等诸多原因，为了改善或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都有自己家族或氏族的集体迁徙历史。

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有“夏后氏东迁”的记载。商朝从汤到盘庚，商人“不常厥邑”，曾五次迁都，以争取更好的生存环境。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后，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才改变了长期以来经常迁都的局面。“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

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是由古代华夏族和其他民族逐渐融合发展起来的。汉族的生存区域，在不断的迁徙中由黄河流域逐步扩展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乃至全国各地。

元代以来，一部分迁入中国内地的亚细亚各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长期定居，到十三世纪，迁入的人数更多。他们在长期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杂居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吸收汉、蒙古、维吾尔等民族成分，到明代初期，最后形成了回族，散居于西北地区及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安徽、辽宁及云南各地。而蒙古族、满族也在征服中国的过程中，逐步迁徙，分散定居于全国各地。

在比较边远的云南省，居住着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中的二十六个，在这二十六个民族中，汉族、回族、满族、蒙古族等民族，他们的民族根源都在内地。而彝族、哈尼族、傈僳族等，据考证是古代羌人在南下迁徙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不同民族。傣族、壮族、布依族等，分别是我国古代“百越人”中的一支，秦始皇征服百越后，在生存的压力下，“百越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经历不断向西南迁徙而最后定居于云南境内。云南境内的这些民族，他们迁徙的距离最远，完成迁徙的时间最长，这些迁徙，有的有史书记载，有的散见于家族谱系中，更多的流传于家族老人的口头传承中。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在迁徙中不断延展的历史。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公元前215年，派将军蒙恬北击匈奴，取河南地（今河套以南地），置四十四县，为了巩固北部边疆，徙内地罪人居住。

公元前216年，秦始皇在征服“百越”后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向这里移民，征纳内地“逋亡人（曾经逃亡的人）、赘婿（贫人典身给富人，过期不赎，没为奴婢的人）、贾人略取陆梁地”。“陆梁地”即今广东、广西地区，同年设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徙民50万人戍守岭南，与越人杂处，以镇压越人，加速民族同化，移民成为秦朝在当地统治的基础，也有利于岭南的开发。这些是历史上为了军事目的而进行的大规模移民活动，政治上扩大了秦王朝的版图，促进了各民族的交融，也促进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的传播，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秦朝早期的移民，为此后中原王朝开拓疆域奠定了基础。

历史上的民族战争，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在其根本意义上是为了扩大本民族的生存空间，获得更大的经济资源。战争之后伴随而来获胜民族的移民，则是为了巩固和充实得到的空间。而战败民族或被迫迁徙，开拓新的生存空间；或留在当地，沦为奴隶。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战胜移民和战败移民不胜枚举。

汉武帝时，为了抵御匈奴的侵扰，北边延筑秦长城直达敦煌，于公元前115年以后，先后在河西一带，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移民屯垦。西北控制西域。并把帝国的版图伸展到东南沿海，岭南、西南和东北地区。公元前111年到110年，先后征服了南越（两广及越南北部）和东越（浙南和福建），公元前111年征服了西南夷，公元前109年征服了滇国，均设置郡县。从此，汉帝国扩大了中国的疆域，东至海，西至葱岭，北至大漠，南至交趾北部，奠定了地大物博，民族人口众多的中国伟大规模的基础。

自西汉末年以来，西、北各族开始渐渐向内地移徙。游牧塞北的匈奴人南迁至朔方诸郡和并州北界（今河套以南、山西北部）。人口繁殖，并保留他们原有的部落组织，于是势力渐大。汉魏之际，乘中原纷扰，他们更南徙山西南部。其别部羯族，则居山西东南部的武乡（山西榆社）一带。

鲜卑族于东汉末已尽据大漠南北的匈奴故地，其分支东入辽西、辽东，西入甘肃，远至青海。汉魏之际，鲜卑乌桓兵参加汉族地方势力的混战，一部分迁居河北。

氐、羌分布在甘肃、青海一带。东汉时大批羌人被徙居关中。三国时氐人亦多内迁，聚居于武都（甘肃成县），秦川（关中、陇东）一带。

汉末三国鼎立，战争频繁，民户为躲避战争和避免被残酷榨取，纷纷向四方流亡。无粮不能聚兵，无兵不能保境，亦不能向外扩张。各国统治者为了保证战争军粮的供给和社会秩序的安定，积极推行屯田。但仅存的人口难以满足屯田的要求，于是强制徙民或掠夺人口，成为战争的一个主要目的。魏曹丕以谯（安徽亳县）为旧乡，“故徙民充之，以为屯田”。蜀取魏狄道、河间、临洮三县（在甘肃南境），徙其民居于繁县（四川新繁）、绵竹。吴孙权派军去海上，得数千人而还。又曾浮海去辽东，掳掠男女。

中国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都与朝代更替和民族战争有关。西晋末年，西、北各族大规模进入内地，开始分割占据，战事频繁，“关中之人，戎狄居半”。中原与关陇的人民和士族为避战祸大量南迁，“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东晋初年，北中国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安徽北部和江苏北部的流民又相率渡淮过江，元帝侨置徐、兖、幽、冀、青、并、司诸州郡于淮南江北，明帝时又置徐兖诸侨郡县于江南，长江流域的人口激增。在农业社会里，庞大的人口对粮食生产提出迫切要求，促使统治者和迁徙者都把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放在首位。农业以灌溉为主，水文条件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经济特别是农业的发展，因而人口的迁徙分布明显与水资源分布相关。自然条件更好，水资源、土地资源丰富的南方，对迁徙者有着更大的吸引力。自然环境对人口分布的影响，归根结底还要通过对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而起作用。自然环境的地域差异造成经济结构的地域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人口分布的地域差异。在战争的压力下，长江以南成为汉族的主要定居地。

西、北各族，历史上都是游牧民族，在社会发展阶段上较汉族落后，大多还处在奴隶制向家长奴役制推移的阶段。西晋初年大规模内迁，西晋统治者对此采取“降者纳之”，“来则安之”的态度。自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到太康十年（公元289年）十多年间，匈奴、鲜卑、乌桓等族徙居塞内的有40多万人。氐、羌在关中的有50余万人，居关中人口之半。他们有的部落已经解散，成为州县的编户。但大多仍然保留着他们原有的部落军事性组织。他们的语言、生活、习俗，一如其在塞外时。更多居于边疆的各族，也逐步向关内移居。这些移民逐渐从从事游牧或半农半牧的落后阶段，进入到农耕文明时代，从游牧民族逐渐转化为农业民族。由于汉族在文化、经济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加上生活和生产条件的改变，导致内迁的游牧民族接受了汉族的农耕文明，最终接受了汉族的文化，逐渐融合在汉族之中。

两晋及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大动乱的时期，战争频繁，民族矛盾剧烈。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迁徙最频繁的时期。其主流有两股，一股是西、北各族大规模迁入关内、中原地区，匈奴、鲜卑、羯、氐、羌相继建立政权。他们的统治带有浓厚的种族压迫色彩和残酷的奴隶制性质，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当大的空间范围内，在政治、军事上占据了主导地位。这股迁徙潮流，以军事为手段，以经济掠夺和民族奴役为主要目的。他们的统治，使当地汉族处在种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双重困境中。这些民族在经济、思想、文化方面比较落后，他们从不发达地区移向发达地区，在汉族先进的封建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下，在汉族人民长期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斗争压力下，他们逐渐被汉族包容、同化，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由家长奴役制向封建制的飞跃，接受了汉族成熟了的封建制度。各族成员都按照各自的阶级成分分别与汉族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融合，有的种族名称基本上已经消失，成为汉族的组成部分，融入了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华民族的大家庭。民族分裂时期，同时又成为各族大融合的时期。对于西、北各族来说，他们是军事上强悍的战胜者，汉族是军事上的弱者，强者却被弱者异化。这弱者用自己的博大和忍耐，用自己先进的经济和思想文化，同化了征服者，把他们变成了自己的一部分，这弱者才是最后的强者。这种历史的奇迹，将在中国历史上不止一次的重演。

另一股迁徙的潮流来自关陇和中原。在西、北民族的军事压力和种族压迫下，黄河以南的人民南下江南；关中秦、雍地区人民小部分南流巴蜀，荆州，大部分西迁河西走廊；河北人民北入辽东、辽西。中原汉族统治政权被迫南迁。以北方大族王、谢、袁、萧为代表的士族为躲避战乱，和不堪奴役与剥夺的数百万流民来到江南。他们在战争威胁下被迫离开故乡，其中有部分是由政府组织进行移民。这股迁徙潮流从发达地区移向不发达地区。长江流域向来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中原和关陇的人民和士族大量南迁，带来了进步的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南朝时期，汉族政权的政治控制与经济开发向南深入，扩展到中国南部荆、湘、雍、豫、交、广、越诸州及巴蜀、云南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政治联系与经济交往日益频繁，他们和当地的人民融和在一起，改变了南中国地旷人稀、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这种被迫的迁徙，实际上扩大了汉族的生存空间，促进了南、北中国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交融，民族融合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新的活力。政治的扩张、军事的征服，却得到了经济扩展开发的积极后果。兵荒马乱下流离失所，长期反复被迫迁徙的悲剧，却形成了并非出于任何一个民族的本意，而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逃避的结果——无论南方北方，各民族已经融为一个整体，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演绎出了中国多民族国家共同发展的历史喜剧，展示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中国，结束了近三百年国家长期分裂的状态。而且标志着自东晋以来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民族大融合、大迁徙已经告一段落。隋大业二年（606年），人口达890万户。

唐朝历时较长，前期统一，国力强盛，疆域辽阔，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繁荣的文化使周边各族增强了向心力。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唐朝的执政者的政治开明和对外开放，充分显示了一个大国的文化自信。亚、欧许多国家纷纷派使者和留学生来唐，国内各民族间的接触交往空前发展，民族关系进一步密切。唐朝的文化和价值观逐渐被各民族所接受，达到了“以夏变夷”的目的。统一的政治局面使中国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壮大。唐初人口不满300万户，到天宝14年（755年）户数达891万，共5290万口。

由唐末到“五代十国”时期，封建割据与兼并的长期混战，农民起义的战争，西、北各强大部族的侵扰与杀掠，造成北中国长期的混乱局面。这些强大的西、北部族，挟征战之威，大举向内地的农耕文化区域移民，一方面引起了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东南移，另一方面人为地造成北中国社会生产的大破坏和人口的大量减少。中国人口在唐天宝14年（755年）为891万余户。到宋建隆元年（960年）仅有96万余户，加上收蜀50余万户，江南60余万户，湖南、岭南等处50万，总计不到300万户，二百年间，人口减少三分之二。减少的人口，除因战争，灾荒，疾病死亡外，其余大多沦为流民，迁往江南和蜀地，在统治者的户籍中消失了。当时的南中国因战乱较少，人民生活相对安定。江淮流域和浙江等地，气候温润，水网密布，可开垦土地多，经过劳动人民的辛勤努力，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

宋朝在铲除唐五代藩镇割据势力后，虽然先后处于契丹、女真族的威胁和侵掠下，是中国历史上统一朝代中最衰弱，统治疆域最小的中原王朝。但人心思定，由于国内的统一，人民不再因战乱流离失所，得到了长期的稳定的生活环境。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社会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焕发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经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取得了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的巨大进步，社会生产迅猛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的经济发展达到历史上空前的高峰。中国的四大发明，其中的印刷术、指南针、火药三项就产生于北宋。在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教育、文学、史学等方面都有划时代的进步。宋朝是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封建帝国，其经济文化多方面的成就，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对人类文明作出了伟大贡献。

在北中国，金人在不断南侵过程中，屠杀和俘掠人口，抢劫牲畜、财物，毁灭城市村庄，中原许多地区数百里荒无人烟。大批汉人被强迁到金人原居住地上京会宁府、沈州（沈阳）、临潢等地，为他们进行奴隶式的耕种劳动。金人并将其原居地的氏族制末期的军事部落组织“猛安”、“谋克”大批迁入中原屯田，掳掠汉人作驱丁（类似奴隶的农奴）代其耕作，掳掠工匠作工奴，凭以发展自己的经济。金人残酷的种族压迫和奴隶制式的掠夺，严重破坏了北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但是这也促进了金人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促使他们落后的社会进一步分化，逐渐融入汉族发达的社会阶段。北中国在金人残酷的压迫和掠夺下，汉族人民被迫大量南移，或遭摧残而死亡。北中国人口锐减，北宋神宗时北方人口达五千余万，至金神宗时代，连同塞外移来的金人在内，不过四千多万。农村劳动力大量减少，土地大量荒芜，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

北宋末年，“靖康之乱”后，宋政权被迫南迁，偏安江南，保有半壁江山。人民或被金人掳去作为奴婢，或被迫流落南方，沦为官田和私人地主的佃户。“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陕西汉中和四川境内，“西北遗民，归附日众”，历史的迁徙悲剧再次在中国大地上重演，这次北方人民的南迁，直至宋亡，前后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在南宋统治区域内，在偏安的局势下，由于劳动力的急剧增加和农民的辛勤劳动，农业很快得到恢复，江南直至岭南的经济文化都有了重大的发展。

蒙古人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征服了中国，元朝在统治中国时期，大肆掳掠人口充作驱丁或奴隶。蒙古人迁入大批色目人（包括西域各族人和西夏人）奴役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人民，中国社会实际上倒退到封建主义的农奴制，经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北中国的汉族人民，都丧失了土地，数以百万计的流民沦为佃户、驱丁或奴隶，丧失了人身自由。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人民遭受着种族和阶级的双重压迫。他们不堪蒙元残酷的种族压迫和奴役，或起而反抗，或大量逃亡南方。

公元1368年农民起义军在朱元璋领导下，推翻了代表着奴隶制度残余和农奴制的蒙元统治政权，重建汉族的统一政权——明帝国。明朝建立初期，慑于“民急则乱”的历史教训，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照顾了农民的利益，中国历史又走上向上发展的时代。

明洪武时颁布《明律》，把全国户口分为民户、军户、匠户三种，奴隶、农奴、工奴得到解放，大都变为自由民户，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要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首先是招诱流亡，移徙农民去开垦荒地。洪武初，令流民复业，听垦荒地，听为己业，免税三年。责成地方官招徕无籍流民垦荒，官给耕牛、种子，并以安置移民的多少和垦田的多少作为官吏赏罚标准。洪武3年，（1370年）徙苏、松、嘉、湖、杭无业人民往临濠（安徽凤阳）垦荒。又招诱流民和失去田地的农民垦辟北方郡县的近城荒地，人给田45亩，蔬园2亩，免税3年 。洪武4年（1371年）强制迁徙江南豪民（地主）14万户到凤阳垦田。洪武5年（1372年）再号召流民回乡，各就丁力耕种，不限旧田。洪武9年（1376年），徙山西、真定（河北正定）失田农民往凤阳屯田。洪武21年（1388年）徙泽（山西晋城）、潞（山西长治）无田农民开垦大河南北田。22年（1389年）徙江南农民垦田于淮南。鼓励农民尽量开荒，作为己业。对特别荒芜的地区“永不起科”（即永不纳田税）。历次移民皆由官府给钞，备农具。明政权在多年战乱后采取“与民生息”的政策，对农民“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至于饥寒”，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耕工具有了改进，耕作技术有了提高，作物品种包括一些国外引进的品种都有增加，既恢复发展了社会经济，也巩固了明朝的统治。

据洪武26年（1393年）统计，全国垦田达850余万顷，荒地大部分被开垦了。同时由于社会生产的恢复，户口大增，当年全国总计有1605万余户，6054万余人。较之元极盛时增加340万户，700万人。明初扶持农业的政策，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明代的手工业在两宋的基础上空前的发展，由农村家庭手工业发展为专业的小手工业作坊，手工业开始脱离农业独立发展，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也更加复杂。官营手工业也逐渐专业化，丝织业、瓷器业、棉织业、造船业、造纸业、炼铁业等走上了较大规模的向上发展的时代。出现了采矿业和冶铸业的分工，原料产地和手工业地区彼此互为市场，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的市场更为扩大。商品货币经济也有了显著的发展。商人把积累的商业资本投向手工业，劳动力成为商品。在城市工商业发展的刺激下，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流民受雇于官方或私营手工作坊，成为雇工，为手工业、商业提供了广泛的劳动力资源，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许多方面，原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开始逐渐被破坏，资本主义因素开始出现和增长。明朝立国276年，人口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下有了显著的增长，到明朝末年，人口已接近1·5亿人，较之明初的6054万人增长了一倍多。国内农业和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开始要求开拓国外市场。除东南沿海经营海外贸易的官僚、巨商、大地主与日本通商外，公元1405—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开拓了南洋、印度洋沿岸国家的海外市场，促进了我国与亚非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刺激了国内商品生产的增长，促使海外贸易急剧发展，也带动了向海外迁徙的潮流。。

还在蒙元统治时代，因为不堪蒙元统治者的劫掠与压迫，东南沿海的很多人民就飘洋过海去到南洋，带去高度发达的生产技术和先进的封建文化，明朝郑和七下西洋，中国商人又带去各种制造品，丰富和提高了南洋人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也带动了东南沿海大批贫民向海外移民，这些移民成为南洋群岛的主要开发者。但是，中国在强盛时期的海外市场开发，进行的主要是公平贸易，友好互市。历来没有对海外国家进行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没有侵占它们的领土，没有进行资本输出，也没有掳掠它们的人民。尽管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发达，历代统治政权没有对海外进行移民开发和输出资本，更没有进行军事扩张。

明朝以来，中国一直实行内向性的政策，抑制海外经营，实行海禁，严格禁止向海外移民，中国传统的儒家礼教，也从观念上对人们加以束缚，违者视为背祖离宗的贱民、叛逆，将予以严厉的刑法惩处。通过种种手段，把人民牢牢地束缚在中国的土地上。

中国在欧洲人之前就来到南洋群岛，1603年，西班牙统治菲律宾已达32年，但他们在当地只有1000人。而中国人达20000人，并没有谋求对当地的政治经济的控制权。清廷于1712年颁布法令，禁止中国人在东南亚经商和定居。1717年下谕，限令出洋者“三年之内，准其回籍；存留彼地者，皆甘心异域”，允许海外定居的人返回家乡，不予处罚。1729年再颁布法令，规定返回的日期，逾期未归者将不允许回国。但19世纪至20世纪，仍有数十万中国人自发地迁往东南亚各国。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在海外殖民地的开拓，资本主义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大，殖民者将中国作为廉价劳动力的市场，向海外输出劳工的规模和数量越来越大，劳工出国成为主要的海外移民形式，华工的去向也从东南亚扩大到北美、南美、欧洲和澳洲。移民海外的过程持续百年，到20世纪中期，在海外的中国侨民和外籍华裔大约有1000多万。中国的海外移民，对所在国和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都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而在此前后西方已开始了它们的海上冒险事业，积极开拓殖民地。明清时代中国的回缩政策，将世界海洋留给了西方国家。 

清朝立国之初，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人民流离失所。战乱初定，顺治元年的圈地，剥夺了汉族农民的大量土地，失地的农民或沦为奴婢，或携家逃难，成为流民。四川由于战乱杀掠，许多地方人民死亡殆尽，乃从湖南、广东向四川大批移民，称为“湖广填四川”。满族入关后，把东北列为“龙兴之地”，沿明旧边墙插柳结绳，设置“柳条边”，此后二百年，汉族被禁止入关。后来为抵御沙俄侵略，清廷才从山东等地向关内移民，屯垦戍边，巩固边防，“民人愿出关垦地者，令山海关造册报部，分地居住”。但严加控制，并经常遣返驱逐已经安家落户的移民。乾隆年间，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清廷将东北大兴安岭的五千多锡伯族人几乎整体迁徙到了遥远的新疆伊犁地区。现在，锡伯族已经成为新疆当地的主要民族之一，人口达2.8万人，而留在东北的锡伯族仅为0.28万人。

乾隆6年（1741年），中国人口约1.5亿，由于统治者致力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趋于安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出现了“康乾盛世”的局面。到乾隆55年（1791年），50年间人口增长一倍，达到3亿。到道光18年（1838年），人口已达4.12亿。但是，历经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纷繁战乱，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111年里，人口仅增长0.63亿人，为4.75亿人。

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为经济或军事目的而建的移民城市。天津是中国最早的出于军事目的建立的移民城市。明初燕王率江淮，静海军士进驻，后来河北、山东移民相继进入，但军事移民居多，占60%。到清朝“洋务运动”时，天津逐渐成为颇具规模的经济城市。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天津人口达到150万，主要来自河北、山东，成为一个由外来移民构成的新兴工商业城市。

明朝曾经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清朝政府的统治下没有得到发展，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远远落后于世界。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了闭关锁国的中国的大门，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1843年上海开埠时是一个仅23万人口，26名外国人的小县。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方各国和日本加强了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在中国大批投资建厂，攫取高额利润。上海作为主要的通商口岸，成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中心，吸收了大量的国外投资，在侵略和掠夺的同时，西方的资金、技术、设备陆续进入中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国内的资本主义因素也迅速发展，李鸿章、左宗棠等官僚推动了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洋务运动”，在他们的影响下，由一部分官僚、商人和地主投资的新式工业相继出现，经营纺织、食品、榨油、卷烟、制糖、军工和机器制造，中国的资本主义民族工业开始崛起，随着工矿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催生了一批新兴的大中城市，形成了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这些近代的工业，开始采用机器生产，为了追求高额的利润，需要廉价的劳动力，城市经济的发展为那种封闭的农民生活提供了另外的选择。江苏、浙江、广东、安徽流民陆续迁入，一些无地、少地、破产的农民背井离乡，流入城市。大批为了维持生存四处流浪的流民，更是趋之若骛，他们从近代工业的发展中获得了生存的机遇，既满足了民族工业发展的需要，促进了中国近代城市的发展，也加速了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

1865年上海人口增加到70万，1895年接近100万，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上海人口达到330万。外国侵略者也相继建立各国租界，各种技术人员、专家、传教士、甚至流浪者纷纷涌入，上海成了“冒险家的乐园”。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外籍侨民达15万。他们带来的资金和技术，促进了上海的发展。上海外国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民族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吸引了大批破产农民和流民的进入，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中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城市移民中同时产生。到1949年上海解放时，人口已达600余万，仅一百年间，上海人口增加了二十多倍，大部分为来自农村的移民，成为中国乃至东方最大的都市。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首先面对的就是全国性的流民潮。孙中山在短暂的任期内，为解决流民问题，发布了《命各省都督酌放急赈令》：

矧当连年水旱之余，益切满目疮痍之感。……本总统每一念及我同胞流离颠沛之惨象，未偿不为之疾首痛心寝食俱废也。兹者大局已定，抚慰宜先。为此电令贵都督等，从速设法劝办赈捐，仍一面酌筹钱款，先放急赈，以济灾黎而谋善后。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连年战争，向人民强征粮饷，抓兵拉夫，造成“闾里为墟，居民流散”。国民党政权的腐败黑暗，横征暴敛，苛捐杂税使人民不堪忍受，加之水、旱、蝗灾频繁，造成了大规模的流民潮。

抗日战争中，日寇侵占了大半个中国。为躲避日寇的铁蹄蹂躏，数千万中国人流离失所，被迫从日寇占领的东北、华北、华中向南迁徙，流亡江南、华南。华东、华南沦陷后，又被迫流亡西南。八年抗战，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终于赢得了胜利。抗战胜利后，流亡的人们开始回迁，经过解放战争，直到建国后，才基本完成了回迁的漫长历程，结束了长期的战争动乱岁月，人民终于有了安定的生存环境。

台湾本身也是一个以移民为主体的地区，除少部分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外，其余的大部分是海峡对岸昔日闽南、客家人移民的后裔。但它在历史上却两次拒绝了外来的殖民者。明末郑成功收复台湾后，驱逐了荷兰殖民者，大批军队和明朝遗民迁入台湾。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占领台湾50年的日本移民者被全部谴返。在四十年代末期，蒋介石败退台湾，不仅将其残余的60余万军队撤到台、彭、金、马，还裹挟了数以百万计的家属、孩子、技术人才和民众，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也将是最后一次的战争移民，台湾以巨大的包容力容留了同种同族的他们。他们被内战的狂飙卷过大海的波涛，来到台湾。这些无法返归的迁徙者，带着遥远的乡愁，带着来自大陆各地的口音和不同的地方文化、生活习俗，也带着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技术，进入了台湾社会，融入并推动了台湾社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

几千年来，中国在历史上的民族大迁徙浪潮中，曾经同化了许多入侵的强大民族，用自己先进的思想、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社会形态，“以夏变夷”，把他们变成自己的一部分。但是，明朝曾经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清朝政府的统治下没有得到发展，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远远落后于世界。

和历史上的历次外族入侵不同的是，西方人没有被大中华民族所同化，相反，西方发达的社会形态，西方先进的经济思想、文化理念、价值观念开始深深地作用和影响着中国社会。西方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无产阶级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主义的思想，对中国的传统思想观念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并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确立了它们的历史地位。中国曾经强大的归化力、向心力和森严的思想壁垒，在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经济力量面前是如此的软弱和不堪一击，面对西方世界先进的政治、经济、思想意识、社会形态的入侵，保守的中国统治者显得是那样的无所措手足，而中国的先进分子们，在政治大潮的推动下，分别接受了西方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为了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意图按不同的途径改变中国的社会现状，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人尽管力图保持传统的思想理念，可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意识上和行为方式上被西方基本“异化”了。

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催生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近代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使流民的流向从农村主要地转向了城市，从农业转向了工业，也从流民中催生了中国的无产阶级，流民不是无产阶级，但它是诞生无产阶级的主原体。         

          三、建国后持续进行的迁徙

历史上，自西汉以来，开始在西域驻兵屯垦，屯兵多时达25000人。唐朝时最多，达10万人，不但巩固了疆域，也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与繁荣。以后历朝历代都曾驻兵屯垦，但时断时续。清朝政府也曾多次派军队在新疆天山南北屯田，称为“屯戍”，“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遍天山”。但都没有坚持下去。究其原因，皆因未能解决屯垦军人的扎根问题，即婚姻问题，往往一代而终。

1949年新疆解放时，二十万解放军进入新疆。当时新疆人烟稀少，仅有汉族人口30余万，社会经济发展滞后，交通阻隔，无法解决驻新疆部队的生活物资需要，不得不从内地远距离运输，代价极高。解放战争结束后，庞大的军队需要裁减，裁减后的驻疆部队人员势必返回内地。根据历史的经验，将这批部队转入屯垦，既可减轻新疆和内地的经济负担，又能巩固国防，建设边疆。

1950年2月，进入新疆的11万解放军部队按中央的部署，放下手中保卫祖国的武器，拿起生产建设的工具，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始了新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屯垦。

屯垦部队的军人来自祖国四面八方，他们是新疆历史上最大的一批军事移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屯垦戍边、移民实边为使命，进行了坚苦卓绝的努力，解决了驻疆部队的粮食供给问题，也促进了新疆社会和经济的全面发展。征战多年、百战余生的的军人转入了和平建设的环境，他们响应党的号召留在了边疆，但婚姻问题成了当务之急，婚姻是这群军事移民从生存转向发展的关键问题。

为了巩固边防，也为了屯垦军人的长期稳定，当时政府以参军、招生、培养等名义，在内地征招了大批以学生为主的女青年，1949年为1127人，1950年为1298人，1951年为3862人，1952年为11723人，到1954年达4万余人。五十年代初，八千多名来自湖南三湘四水的湘妹子应征入伍，她们中既有风华正茂的中学生，也有朴实的乡村妹子，甚至有富家大小姐。这些来自不同家庭、不同身份的年轻女孩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聚集在一起，告别亲人，告别家乡，走出三湘四水，踏上天山之路。其后，三万齐鲁女子在同样的命运招唤下踏进新疆，她们和湘女同样是政府的经济移民。她们千里西行，漫漫的迁徙之路，满载着理想和希望，却想不到在漂亮的革命号召之下，全部成为政府“拉女配”的对象，成为移民实边的“种子兵团”。在“组织介绍”的政治压力下，进退两难的女青年，不得不接受被规定的命运，少部分找到自己的意中人，大部分违背自己的意愿，不得不陆续与屯垦的干部和大龄军人成婚。这是对刚发布的《婚姻法》的嘲弄，是对人性的肆意扭曲。这些女青年在革命理想的召唤下，成为政府意志的牺牲品。

这批经济移民和军事移民在异域他乡的戈壁荒野开荒垦田，共同开创新生活，繁衍生息。她们是戈壁荒滩上的第一代母亲，为新疆的屯垦事业献出了青春，献出了子孙。五十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移民的后代降生在这块土地上。湘女和其它同样命运的女青年们牺牲小我，牺牲理想，为开发边疆，巩固边防奉献了青春，做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这种人性的历史性倒退却产生了积极的后果，新疆的屯垦事业得以稳定发展。

2006年，一块来自天山的五吨重的巨石矗立在她们的故乡湖南长沙，上面镌刻着“湘女石”三个大字。“湘女石”联系着内地和边疆，表达了当年湘女们对家乡的思念，对回迁的渴求和对命运的无奈，“湘女石”的回迁之路就是当年的湘女的魂归之路。它铭记着湘女的青春和理想，铭刻着湘女的功绩与悲苦，也铭刻下湘女对故乡的无尽情怀。

从50年到60年代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17万人发展到190万人，从上海、武汉、湖南、山东等地来的支边青年和知识青年，壮大了兵团的队伍。在荒漠戈壁上开垦出一片片绿洲，建起了一个个农垦新城。初步形成了新疆的工业文明体系和城市文明体系，促进了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边防的巩固。当初的军事移民和后来的经济移民共同奋斗，移民实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满族入关后，东北作为“龙兴之地”被封闭。但是东北的千里沃野，吸引着贫困的农民，山东、河北大批农民，相率偷偷入关，开垦荒地，称为“闯关东”。日、俄两国，觊觎东北丰富的矿产资源、农业资源、林业资源，为争夺实际控制权在中国的土地上外战内打，并投入重金进行开发掠夺。民国初年，一批民族资本家在东北开办实业，经济的发展吸引了移民的目光，仅1921—1930年十年间，涌向东北的移民就达600万，出现了一批逐渐载入历史的城市。

建国后，在东北的土地上，有许多为经济建设而开发的移民城市。大庆，是松辽平原上新兴的石油城，也是新兴的经济移民城市。1959年9月，松辽盆地的第一口探井松基三井喷出了原油，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全力追求工业化发展的中国急需石油，大庆是中国在“三年困难时期”开发的唯一大型建设项目。1960年2月，4万多石油工人在这里展开大庆石油会战，他们顶风雪、战严寒，忍饥挨饿，仅一个月实现第一车原油外运。大庆人用“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精神奏响了一曲时代的凯歌，“铁人精神”成为中国工人的精神象征，“大庆”成为中国工业的旗帜。

1960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分配30000复员军人，中央军委决定安排3000转业军官到大庆参加建设。此后，十万复员转业军人投入石油战线，许多技术人员也陆续来到大庆。当时，大批家属在饥荒的威胁下纷纷到大庆投奔亲人，在饥饿的威胁下，大庆人组织家属开荒种地，1965年生产粮食2300万斤，蔬菜1500万斤，肉食禽蛋12.5万斤，基本满足了大庆的需要。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大庆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1976年大庆原油产量上升到5000万吨，1978 年全国石油产量达到一亿吨。五十年来，大庆为国家贡献的石油达20亿吨，使中国石油工业跻身世界几大产油国行列。今天，大庆是拥有270万人的石油新城，是经济移民建城的成功典范。大庆人使石油工业从无到有，城市从小到大的成功历程，充分说明，只有在发展经济的正确政策的基点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艰苦奋斗，才能创造出巨大的经济奇迹来。

旧中国的工业，由于政治、经济、交通等原因，70%分布在沿海，而资源大多出自内地；沿海人口稠密，而内地地广人稀，这是历史原因和地理条件形成的。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有利于备战”。“要好好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这个思想无疑是正确的。

“大跃进”及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中共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把解决人民群众吃、穿、用等最基本的需要，作为经济工作中最迫切的任务。1962——1964年调整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国民经济逐步趋于好转。1964年4月，国家计委在制定（1966——1970）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三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第一，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第二，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第三，与支持农业和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增加产量，使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并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事业。在这个设想中，用于农业的投资约占总投资的20%，国民经济的首要任务由原来以发展重工业为主改为大力发展农业，基本解决人民群众的吃穿用。把“大跃进”中的优先发展重工业颠倒了过来。

1964年5月10日，李富春等同志向毛泽东、党中央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情况时，毛泽东就提出制定计划要考虑备战。当月，党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初步设想，这个被简称为“吃穿用计划”的设想，得到5月中央工作会议多数领导的赞同。照此发展下去，国民经济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恢复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将会得到进一步提高。

1964年6月6日，毛泽东作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讲话，他说：

打仗，也计划不进去。我们不是美国的参谋长，不晓得他什么时候要打。还有各国的革命，也难计划进去。有的国家的人民革命成功了，就需要我们的经济援助，这如何能预计到？

还要考虑打战，要有战略部署。各地党委，不可只管文不管武，只管钱不管枪。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危险，要建立战略后方。……沿海不是不要了，也要好好安排，发挥支援建设新基地的作用。

……

各省都要搞军事工业。要从工业、农业、文教挤出钱来。不要办那么多正规学校。清华，学生一万多，教职员，家属四万多。这样，领导精神会大大浪费。

【注：见《毛泽东思想万岁》，第497页】

毛泽东还指出：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原子弹，而是常规武器。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提出把全国分成一、二、三线，将长城以南、京广铁路以西划为三线，加强三线作为战略基地和决定建设大三线的方针。毛泽东还说：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子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

同年8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讨论研究三线建设问题，会上提出为了应付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战争威胁，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不利于备战，中央决定重新安排工业部署，对一线的调整，采取“停、缩、搬、分、帮”的方针，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以军事工业为主体 的三线。在制定第三和第四个五年计划时规定，加快三线建设成为“三五”计划的核心，是“四五”计划的建设重点。中央书记处于1964年9月5日发出的关于计划工作的指示中要求；一线的调整要立即行动，基本建设投资，首先要保证三线建设的需要，其它方面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要抢时间将国防工业和重点工业向内地迁移，把沿海有些工厂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将其部分设备和人员搬到三线去，搬迁越快越好，在西南建立“大三线”。

同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谈话中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把备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1966年8月14日，这段“最高指示”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毛泽东还号召：要准备打战。备战重于一切，成为全党、全国经济建设的长期指导方针。

在毛泽东对战争威胁的过度忧虑下，战备气氛越来越浓，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国家计委对“三五计划”进行了根本调整，由原来拟定的大力发展农业，发展轻工业，重点解决人民的“吃穿用计划”，彻底转向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备战计划”。从准备应付帝国主义早打、大打出发，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要抢时间把三线建设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战略大后方。在国防工业方面，首先把常规武器中最基本的东西搞起来，同时保证尖端方面一些最急需和周期长的工程项目的建设。

毛泽东在安排“三五计划”的原则中还提出：农轻重次序要违反一下，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搞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投资不要那么多。在毛泽东“要从工业、农业、文教挤出钱来”的指示下，用于农业的投资锐减，由原计划占总投资的20%降到8%左右，原来计划对基础工业的投资被大大压缩，1964年4月国家计委提出颠倒的农轻重次序再次被颠倒，在毛泽东“不要办那么多正规学校”的指示下，教育经费也大幅度削减。中央其他主要领导原定的“吃穿用”计划，刚提出来就被毛泽东以他的个人意志全盘否定，改行以三线军事工业为主的“三五计划”。

从1964年年中开始，三线建设这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在中国中西部13个省、自治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7个省区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等6个省区靠内地的一部分展开。毛泽东一声令下，东北、东部大城市和沿海的六百多个工厂、企业和科研单位，数以万吨的设备，装上了西去的列车。

同时，居于国家意志的迁徙命运不可避免地降临到数以百万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头上。他们要去建的是“保密工厂”，对家属子女和其他亲友，连地址都不能泄露，通信地址只能写某地某信箱某某分箱。大迁徙注定要让千百万人们承受分离之苦，许多职工与家庭长期两地分居，忍受着骨肉离散的痛苦，迁徙的距离，等待这些迁徙者用生命来丈量。在国家意志的轨道上，人们不可违拗地乘上了西去的迁徙列车。

1969年1月，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中苏珍宝岛边境冲突之后，随着林彪“一号命令”的下达，又一批工厂向内地搬迁，这是三线建设的第二个高潮。按这时的政策规定，不只是职工个人要上三线，而且是一个人去全家随迁。有的同志爱人和孩子不愿去，就做说服动员工作。甚至有的家里亲人处于病危状态，也不能耽误时间。在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矛盾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想到的就是三线建设是毛主席的号召，是祖国的需要，“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更增添了他们的自豪感，他们为能被祖国选择和信任而自豪，因而都能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党和国家的利益。但对于孩子，在他们童年的记忆中，就跟着父母到处迁移，饱尝颠沛流离之苦。他们成了没有根的浮萍，从小把他乡当作故乡，却不知故乡在何处。

为了防止战争的破坏，“三线”工厂都要遵循“靠山、分散、隐蔽”和“进洞”的原则，建在与世隔绝的深山里。为了“保密”，甚至不允许迁徙者们和当地群众接触。但是，响应党的号召来到“大三线”的建设者们，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时代号召下，为了替国家分忧，为了“让毛主席睡得着觉”，为了不受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歧视和欺负。这是伟大的政治使命。使命，就是当时时代的特殊需要。使命，就是建设者们的最高理想。迁徙者们在困境中选择了前进，他们放弃了城市的优裕生活条件，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来到荒凉落后的穷乡僻壤、大漠荒原。

建厂初期，提倡先建厂，后建家。迁移者们住的是土房，简易工棚，喝的是河沟水，吃的是瓜菜，极度匮乏的供给，连饭都吃不饱，生活十分艰苦。但他们毫无怨言，响亮地提出：“先生产，后生活”，“活着干，死了算”。他们风餐露宿，肩挑人扛，付出了血汗和生命的代价。他们拿着不高的工资，在恶劣的条件下进行着超时间、超负荷的劳动。在既反帝又反修的国际环境下，他们没有任何资料借鉴，在几乎空白的科研基础上，完全靠自己一点点摸索。在不具备生产条件的情况下，不坐等条件成熟，苦心钻研，和时间较劲，在大山深处建成了强大的战略后方基地，建成了庞大的军事工业体系。形成固定资产2052亿元，建成大、中型企业近2000个，建成包括核能、冶金、航天、军工、航空、造船、电子、机械等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建成川黔、成昆、贵昆、湘黔、襄渝、焦枝、阳安等十条铁路干线，总里程近5000公里。修筑了公路干线和支线十余万公里。建筑了不可计数的厂房和住房。在如此与世隔绝的条件下，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创造出不可思议的业绩来。

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大部分投资，用在三线建设上。在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集中了财力、物力、人力，采取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进行了声势浩大的三线会战。建设资金不足，财政从农业、教育和其他方面挤出钱来，及时拨款；物资供应紧张，优先予以保证；施工力量不够，四面八方调集。倾全国之力，进行声势浩大的一次次会战，四面八方协同建设大三线。据统计，1965年至1975年十一年间，三线地区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269·67亿元，占同期全国基建投资总额的43·4%。

但是，三线建设起来了，战争并未爆发。据美国近年解密的文件挡案透露，苏联陆续披露的许多资料也表明，在600万庞大的、装备虽然落后但组织严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面前，以及他们背后的八亿人民，一亿多民兵和辽阔的战略纵深，使他们谁也不敢首先发动侵华战争。美、苏两国谁都没有做好对华的战争准备，其军队的数量和军事装备都不足以单独发动一次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美、苏两国也根本不可能联合起来对中国进行军事入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苏的战略争夺重点在欧洲，并不在亚洲，更不在中国。中国“自作多情”地等着“挨打”，可美、苏两国谁也不想打中国。

中国进行积极备战，有备无患，建设自己本不发达的国防工业，适当调整工业布局，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三线建设实行的“靠山、分散、隐蔽、进洞”，只考虑遇到战争时就能隐蔽，不容易被敌机侦察到，就能避免遭到破坏。在封闭和自我封闭的国际环境下，对太空卫星、高空侦察机的对地侦测、电子计算机、洲际导弹、远程轰炸机、激光制导炸弹等现代军事技术装备精确打击的先进功能，显得那样陌生和毫无前瞻性。对国际形势和爆发战争的危险性作出过分严重的估计，对现代军事科技的愚昧，片面强调经济建设为战备服务，把三线建设实际搞成一项政治工程。

三线建设充分体现了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依靠这个制度，可以充分调动和集中全国所有力量办成任何大事，可以不计成本，不计投入。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片面强调“靠山、分散、隐蔽、进洞”，违背客观经济规律。

建在重庆涪陵白涛镇深山中的代号为816工程的建峰化工总厂，这个三线建设中被列为绝密的重点项目是中国第二个核原料工业基地，主要生产钚239核燃料，为生产原子弹服务。1966年夏，周恩来总理批准“816地下核工程”正式上马，从1969年到1984年漫长的15年中，六万多“愚公”在乌江边的尖子山上开凿了一个庞大的地下洞体，总建筑面积10.4万平方米，总长度约20公里，挖出石方达151万方，可以筑成一米见方，1500公里长的石墙。洞内建成大型洞18个，道路、导洞、支洞、隧道及竖井130条，最大的一个放置核反应堆的洞室跨度达31.2米，高达79.6米，上下九层，有二十层楼房高。

为战备需要，洞体工程设计顶部覆盖层最厚达200米，核心部位厂房的覆盖层在150米以上。可预防100万吨氢弹空中爆炸和1000磅炸弹直接命中攻击，还能抵抗8级地震。到工程停工，洞体已完成建筑工程量的85%，安装工程量的60%，工程总投资达到7.4亿元。

1984年2月，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816地下核工程”停工，整个洞体被封闭起来，始终没有正式投入过生产，就这样荒废了。

贵州一个厂的车间建在远离交通干线的深山溶洞中，一到冬季，大雪封山，与世隔绝，人员物资运不进去，产品也运不出来。这些只是三线建设1100多个大中型项目中“进洞”的缩影，三线建设就是一个在神秘面纱笼罩下国家巨大的战略部署。

在“分散”的原则指导下，陕西汉中飞机工业基地下属28个单位分散在两个地区、7个县的30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其中一个企业被分散在6个自然村落中，加工装配另部件需要用汽车往返几十甚至几百公里。许多企业车间和住宅区相隔十几公里山路，职工上下班极为不便。陕西新建的400多个项目，分散在关中和陕南的48个县，450多个点上，多数是一厂一点，甚至一厂数点。分散建设的结果，对企业的经营和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和不便。

在战备的思想指导下，国家规划在深处内陆的四川建设造船工业后方基地，用近十年的时间，在三峡上游建成了由几十个工厂组成的基本自行配套的船舶生产基地，生产海上航行的中型潜艇和水面舰艇，和为其配套的船用柴油机和仪表等。结果只能生产半成品，再用浮驳接船拖运，沿长江拖到上海的江南造船厂舾装实验和交船。

在基本建设程序上，为了突出“快”，以“大破大立”为政治口号，大搞“三边”建设：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在生产建设上掀起一股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的浪潮，不顾主客观条件和国力，大铺摊子，大搞“抢建工程”。没有整体观念，盲目施工，结果边建边乱边改，工厂生产工艺布局不合理，不但给国家造成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浪费，还延缓了建设速度。更主要的，大部分工厂进山太深，钻沟太窄，布局过于分散，生产协作配套困难。建设中修路，挖填石方和沟坎，护坡的工程量巨大。开山修筑的厂房、道路禁不住洪水、地震、危岩、滑坡、泥石流的侵害。在盲目进洞的思想指导下，厂房钻沟打洞，不能使用，浪费资金，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同时，在毛泽东“各省都要搞军事工业”，“不要打起战来，手榴弹都要中央发”的指示下，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全面铺开搞“小三线”，搞自行配套的“大军工计划”，国家大三线和地方小三线同时上马。不仅国家投资，地方也自行筹资投入。搞大而全、小而全，遍地开花，星罗棋布，重复建设。不仅在建设期间浪费了国家大量资金，而且给以后组织生产、安排职工生活带来了很多困难。工厂建成后，大多数企业任务不足，开工率很低，造成大批设备闲置，人员不但要国家财政拨款来养活，还得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改善职工生活设施的工程。据不完全统计，仅兵器工业从1970年到1980年间，工程和器材损失报废达2.26亿元，加上停建缓建项目维持费2.6亿元，二者共计达4.86亿元。

大批军工企业在建成后，因为信息闭塞，不能掌握世界新技术潮流，致使技术落后，在新式装备的研制方面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这些军工企业大多只能生产常规武器，生产数量大大超过国内需要。尽管毛泽东想支援世界革命，充当世界革命兵工厂的角色，曾大批无偿向国外输出武器，但这些已经落后的常规武器满足不了受援国（党派）的高科技、高性能的要求，反而增加了国内人民的经济负担。而中国致力于向外输出革命、输出毛泽东思想，往往受援者不屑一顾。军工生产由于过多过大，产品积压。不得不停产或半停产。到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就曾发生临战时却因储存多年的炮弹打不响，以至造成战士无端伤亡的惨剧。

在三线建设中出现了指标过高、要求过急、规模过大、战线太长、浪费严重、效率太低、重复建设等问题。建设了一大批结果用不上的工厂，生产了一大批吃不成穿不上的也用不着的产品，“有备无患”成了“有备成患”。

三线建设是毛泽东对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作出过高估计的错误决策，是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进行的错误的建设。三线建设投资效益低下，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整体的发展。

当时的中国，刚刚从三年困难时期走出来，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正确指导下，人民的生活开始有了明显的改善。

三线建设拆了农业、轻工业、教育的东墙，补国防工业的西墙。再次以重工业为中心，这就使得农、轻、重的比例关系重新严重失调。它片面求大求快求全，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挤占了国民经济近一半的基本建设资金，在“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国民经济刚刚有所恢复，建设资金十分紧缺的情况下，严重制约了其它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和教育文化等事业的发展。有的人抱怨说：“青年要升学，国家却把经费用去搞维持和加强自己政权威力的重工业了”，在巩固政权和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之间，毛泽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毛泽东一方面大讲阶级斗争，另一方面，中央其他领导制定的提高人民生活的“吃、穿、用”计划，被毛泽东以发展军事工业的“三线建设”彻底扭转。至于人民的生活，还是八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严重地影响了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三线建设中，初步形成了西部的科技工业基地，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但是，这种工业布局过分强调国防原则，各个企业分散建立在远离城市和铁路公路干线的边远山区，虽然形成了一些新兴的工业城市，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优先保证工业化的目标实现，人为地将城市建设置于从属的受抑制的地位，即城市建设从属于工业建设，工业建设服从于政治需要。政府围绕着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目标进行规划，而城市只是为工业建设服务的配套设施，“企业办社会”，商业、服务业、医疗卫生、教育设施极不配套。由于绝大部分企业的产业结构单一，更由于三线建设的保密性和神秘性，与当地群众有着“天生”的隔阂，城市的吸引力和辐射力较弱，甚至不具备一般集镇的规模，不能成为当地的经济、交通、文化、教育、行政中心，结果三线建设花费了巨额的资金，却不能带动当地城镇化的发展，失去了工业化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机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在正确处理沿海和内地的关系上，提出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首先利用沿海地区有利的地理条件，工商业比较发达的优势先富起来。反过来充分利用内地的资源优势，带动内地也发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就基本恢复了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的正确观点，并在打破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方面有了崭新的突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改革大潮的推动下，三线建设的成果除交通、能源、航天、冶金、核工业等继续发挥作用外，当初的大批“保密工厂”很多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设备老化、技术老化，工艺技术水平下降，当初掌握先进科技知识的技术骨干，他们的知识已经严重退化。在没有战争威胁的情况下，军工生产任务严重不足，设备闲置。尽管实行“军转民”、“军民结合”转而生产民用产品，也困难重重，面临调整、改造、重组、转产。职工生活困难，交通不便，子女教育不便，人心思归，不少职工以各种理由申请调走，。

1983年12月，中国政府在成都设立了国务院三线调整改造办公室。1984年11月，国务院三线办公室在成都召开会议，确定第一批调整121个单位，其中关停9个，迁建或部分迁建49个，迁并48个，全部转产15个。到2005年，国家共规划安排调整项目201项，把那些难以生存的工厂重新迁到附近的大中城市或人口较为稠密，有广阔消费市场，也有地方加工协作工业的中小城市，从事家用电器、日用消费品、电子产品、自行车、摩托车、汽车、拖拉机等的生产。经过以“军转民”为中心的调整改造，大部分原三线军工企业已经脱胎换骨成为重要的民用企业。

“三线建设”终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大批三线企业搬迁以后，深山里丢弃的大片厂房、山洞，成了放羊娃都不愿去的废墟。1984年2月，曾经耗费巨资的“816工程”宣告停建，再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将部分洞窟转型为以生产化肥为主的化工厂。2003年4月，国防科工委对“816工程”下达了解密令，“816工程”的神秘面纱从此揭开，那个“世界第一人工巨洞”和部分洞窟对外开发为旅游景点，供游人观赏，荒废三十多年后终于有了点旅游收入。然而人们在惊叹这个军工巨洞的宏大时却不能不对整个工程的巨大浪费感到惊诧。对国家来说，是建设和重复建设的巨大浪费，而那被称为世界第一的人工巨洞，现在的作用只是物资公司的仓库。

400万的“三线”移民，在他们的努力奋斗中，把工业文明带到了落后的中西部，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三线人”的“三献精神”：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它是我们民族优秀传统和崇高品德的体现，他们为了祖国强盛的崇高理想，为了战备，在物质条件极其困难，生活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有的人甚至献出了生命。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建设、生产和科研工作。他们在艰难困苦中迸发出来的精神火花，他们的忘我牺牲精神永远不会泯灭。

但是，在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往往只注重于精神力量的发挥，不计较经济投入的效果，毛泽东说过：“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而在三线建设中，三线人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却结出的是未必其然的另一种必然之果——浪费、荒废和改弦易辙的失败之果。 毛泽东的“规律”没有得到应验。三线建设者满腔的政治热情，无私忘我的奉献精神，二十年的艰苦奋斗，这种精神力量的焕发，在错误的政治决策和计划经济指导下，最终没有产生出巨大的经济成果来。400万迁徙者牺牲了个人利益服从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以十分忠诚忘我的信念，把自己个人的命运和希望，如此紧密地和三线建设的发展结合在一起。但近三十年来的艰苦奋斗，企业和个人却都没有多少发展，甚至出现了倒退。他们的迁徙，是一种基于政治需要的经济迁徙，他们既是经济移民，更是政治移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没有积极意义，甚至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对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到今天，三线的建设大多数已成为历史的遗迹，那激励人们为理想艰苦奋斗、自强献身的“三献精神”，也已成为历史遗产。在经济发达、社会进步的今天，人们形成了复杂多元的世界观。如何对曾经产生过的“三献精神”这类历史遗产进行发掘、整理、批判和继承，这没有现成的答案，是留给后来者并不轻松容易的课题。

人类的迁徙，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发展，政府组织的迁徙亦然。当一次迁徙长期达不到企业发展、个人发展、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时，必然酝酿着另一次的迁徙，三线企业的搬迁也势所必然，三线人终于走上了第二次迁徙之路。

对离开三线的人们来说，第一次迁徙是使命，他们满腔热情地服从了政府迁徙的命运，已经为三线建设无私地奉献了智慧、才能、青春和热血。第二次迁徙是选择，他们终于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了，他们的孩子将不再是无根的浮萍。

从第一次辉煌热烈的迁徙，到第二次铩羽而归的回迁，“三线建设”将留给人们什么样的反思呢？

“三线建设”在其实质上，是毛泽东以其不可违拗的个人意志强行推行的决策！这个耗资巨大，影响深远的决策，虽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总体上已被其近二十年的实践检验认定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错误。 

无独有偶，教授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老大哥，在五十年代曾经向广袤的西伯利亚大举移民，在苏联雄厚的工业和技术、物资、资金支持下，从西部的波罗的海、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征集、鼓动、流放了数以百万的移民，最早的就是中国引为学习典范的青年志愿垦荒队，在西伯利亚建起了以共青城为代表的许多工业城市和港口城市，这一个个“人工城市”成为计划经济时代的璀璨之花。

 但是这些城市，毕竟经不住岁月的检验，尽管城市、经济、交通都有了巨大的发展，那些当年的移民，人往高处走，不愿在西伯利亚严酷环境下继续生活，富裕的西部早就吸引了他们的眼球。1989年苏联解体后，政治环境、社会环境都有了巨大的变化，人心思归，责任和理想已不能再束缚他们，发展的前景也留不住他们的脚步，人们争先恐后向西部涌去，当年的移民，当年的共青团员，带着他们的儿孙，纷纷返回了当年出发的老家。

整座整座的城市，整片整片的村庄，由于人口锐减，城市建筑、工厂、街道、村镇被废弃，慢慢变成了空巢。它们在寂静中锈蚀，在风化，逐渐化成了泥土和碎渣，杂草和树木丛生，回到它们初始的样子，成了野兽的栖息之地。

共青城、格列米哈、阿雷克里、奴姆基、卡德昌、谢姆昌······，这些曾经辉煌的城市，已经或即将在地图上消失，大自然正在默默地将它们掩埋。

西伯利亚从崛起到没落的迁徙历程，将留给世人什么样的思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