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纯情节

时间：2025-03-13 【原创】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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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纯情节

潘长旭

关纯，系距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县城约3公里的一傣家人聚居村寨，20世纪70年代初为盈江县学大寨（当时在全国农村的口号是：农业学大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是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示范点，其时该寨强劳力日工分值达一元二角，堪称全县冒尖富寨。承蒙时任盈江县再教育办公室余仕德参谋（余是0297部队派到县里专管知青工作的军人）理解通融，让有志到大寨点写通讯报道的我于1969年秋收后再去找他。这余参谋果然言而有信，秋收后我再去再教育办公室，即得到他让谢姓工作人员开具的，从弄璋区新府乡弄相寨迁至平原区新莲乡关纯寨的“通行证”。

我之所以欲别弄相寨奔关纯寨，缘于三大因素，其一，公元1969年8月1日凌晨突发的一场泥石流灾害，将弄相寨三分之一的良田一夜之间变成一片荒漠。这场灾害，使弄相寨社员（当然包括知青）的工分急剧贬值，至年底结算时，我这个强劳力在分口粮之后，居然倒欠社里五元一角二分（这款项在当时决非属零花钱）。其二，关纯为大寨点，欲在通讯报道写作上有所作为的我在关纯寨可有用武之地，并可以此为基地，为日后的蹦跶做好铺垫。其三，加盟关纯寨收入有保障。其时知青的未来走向根本没定数，就地扎根的概率颇高，有此可观收入垫底，就算蹦跶不了，也能将就混得过去。落脚关纯寨一年后家庭出身欠佳的本人破例应征入伍之事态证明，战略转移至关纯寨，为我明智之选择，关纯寨，乃我之福地矣！

道及在关纯寨的经历，两位关纯寨“编制”以外的人物有必要聊之一二。贴切地讲，这两位人物称为师长更为适宜。两位师长为，县革委会驻关纯寨工作组组长龚维敬、工作组成员刘汉振。说起龚刘二位，可谓各有千秋。龚老师脸庞子、身材均显瘦，一幅文弱书生的样儿。思维敏捷，口齿伶俐，为其显著特点。曾记得，那时为盈江县大寨点的关纯寨晚间会特多。在会上呢，这龚老师为主讲。讲啥呢，讲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大好形势，讲全县学关纯，这关纯该咋办？讲学大寨中的好人好事，讲5月1日关秧门势在必行……以龚老师为代表的学大寨工作组号召力之大，凝聚力之强，至今回忆起来，仍令我为之叹服。须知，那时关纯寨社员和知青们从太阳露脸出工至烈日当顶小憩，再一鼓作气干至太阳落山的劳作模式，已成为誉满全县的响当当的“拳头产品”。在这大干苦干氛围熏陶下的我，有两件苦干“作品”值得一提。“作品”之一为，开创了令傣家人为之惊叹的穿着背心堆谷子之先河。要知道，将割倒在地的带杆谷穗用手拢起来，捆起来，继而再担起来，直至登梯将其码上谷堆，为堆谷子的必经程序。因那穗杆对手臂内侧戳得厉害，故堆谷子时，傣家人都好穿上厚实耐磨的长袖衣裳操练。我这人穿戴历来喜欢简洁，加之好出汗，当然更实质性的许是性格使然，居然利索地尝试仅穿件背心裸臂操练堆谷子活计并坚持了下来。“作品”之二为，我在干活之余，写出一篇篇广播稿，在收工后打着赤脚步行3公里直送县广播站“侯广播”处（适逢下雨，则是披着蓑衣前往的）。我以为，这两件“作品”，或为当年“老三届”在广阔天地所创诸多“作品”中不可多得之“孤品”。

当年关纯寨“老知青”在大寨精神鼓舞下那苦干劲头，尚有一情节可作“充填”：为赶在5月1日前“关秧门”，关纯寨的社员、知青们打起火把夜战插秧，夜战中，长相俊俏的当地知青苏桂兰晕倒在水田里……

要说的是，苦干到这般程度，每周三四个晚间的社员大会那是照例要开的。全员齐刷刷到会，是那时社员大会的定型“景观”。只要喇叭一响，五六十号人准是一个不会少全到位的。社员大会的主讲，自然是能操一口流利汉语傣话，口若悬河的龚老师，其诙谐幽默亦不乏严肃话题的演讲，常令傣家人和知青忽而凝神听得津津有味，忽而发出哄堂大笑。

这龚老师，尚有一令我深感惊诧并耐人寻味的“特异功能”——听功。记得有一晚，冒着毛毛细雨打着赤脚往当地知青吴家林住处串门的我，人尚未进得其屋，即听得里头传来一阵熟悉悦耳的声音：“是潘长旭来了！”待我进得屋里头，那吴家林嘴巴张得老大：“龚老师啊，你的耳朵咋听得这么准啊！”龚老师他慢吞吞地道：“潘长旭这人走路就这么个‘调’：风风火火，急匆匆的，节奏感极强，我一听，就有谱气。”

龚老师偶露峥嵘的非凡听功，令我心头顿生一种惬意的感觉：看来，这龚老师对我是格外关注的哟！

身材墩实，常打赤脚在田间地头奔走的刘汉振老师，是一位公认的实干家，亦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诲人于不经意间的长者。当年秋收时节随刘老师在田间进行估产时发生的一幕，至今仍清晰地储存在我的记忆中：面对一望无际的层层稻浪，刘老师微笑着对我道：“小潘，我出一道小考题考考你：当大面积的稻谷成熟该收割时，你说我们该咋个收法最科学？”此问话音未落，他继而进一步提示道：“请注意，这稻谷有已熟透的与基本成熟可收割的之分。”

我不假思索地答曰：“当然是先收熟透那部份啦。”

刘老师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道：“回答得太快了点，好好想想再答。”

我即刻领会了刘老师的良苦用心，他这是在委婉而明白地提醒我：答题有误。在与他双眼对视的瞬间，我还捕捉到他传递给我的这样一条信息： “答题，不能只图快，得用心想明白了再答！”

用心“盘算”下来，我蓦然间发现，自己先前那种不假思索的回答的确太小儿科了点。你想，倘若你先去抢收熟透的那些，回过头来，先前八九成熟的不也熟透了吗？那抢收不就老围着熟透的疲于奔命了么？须知，那熟透的稻谷是不经碰的，熟透的面积愈大，脱落掉地里头的就愈多的呀。所以，明智的选择当是：忍痛先放下熟透的，集中优势兵力先将尚未熟透的那部份抢割了再说。当我将这经权衡利弊后的 “答案”道出后，刘老师他双眼顿时眯成两条缝，乐呵呵地道：“这就对了。人生啊，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地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答题的过程，无论那题是何种类型的，都得用心想明白了答。”

还记得，这刘老师于1970年10月间，提名我加盟科技组，其提名依据是：潘长旭积极肯干，好动脑子，又能写文章。这事，虽因一月多后我应征入伍而“搁浅”，但刘老师对学生的提携之情，我是难以忘怀的。

1970年12月初，当我的应征入伍事宜面临迈“坎”的关键时刻，当我这个父亲为国民党员、伪甲长，母亲被莫须有冠以“污损毛主席光辉形象”（实情为母亲将换下的旧画像工工整整置于床席下，详见《母亲与政治》一文）罪名的知青成为有争议应征知青的关键时刻。龚维敬老师、刘汉振老师、生产队指导员思绍章、公社武装部段部长等异口同声地道出此仗义之言：小潘这样的知青如不属可教育好子女（当时时局下对家庭出身欠佳知青而言），恐怕说不过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负责征兵工作的县武装部副部长王蓝辉。这王蓝辉副部长，与我非亲非故。但在对我应征入伍取与舍的抉择中，他最终仍选择了我。难能可贵呀，在那极左年代，将父母有历史或现实问题的知青接纳入伍，是要担政治风险的啊！可我，承蒙师长们的厚爱与信任，居然能以极特殊“个例”应征入伍。我，当属幸运儿。

关纯，不，应当说盈江，当是我人生转折之福地。与这福地结下的情结，乃是我这有福之人用之不竭的福气哟！

（载2013年总第23期《德宏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