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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上山下乡与农民工进城

时间：2021-01-21  【转载】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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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上山下乡　　

　　与农民工进城

　　

游 济 荃

山东济南老知青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农民工进城看起来是毫不相干的两件事，其实两者还是有共同之处的。这就是都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反映了国家的发展状况。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决策的失误造成的。正如刘少奇所说，1960年的困难时期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的。没有大跃进给经济造成的严重破坏，就不会有“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没有“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就不会有经济的收缩，大批工厂下马。没有经济的收缩，工厂下马，就不会使城市的就业机会大大减少。城市安置不了就业，才有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城市的人口到农村去。在城市中，1961-1964年毕业的中学生大部分没有工作，这对本人、家庭和社会都带来很大的压力。

　　出路在哪里，毛主席指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这才有了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个运动从人口流动的方向上来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因为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人口的流动，从农村到城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封建社会中，农民被固定在土地上，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化的进程带来了人口从农村流向了城市。

　　中国农民工进城的社会背景是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的建设需要大批劳动力。在1952-1978年长达26年的时间里，我国农业人口和农业劳动力终保持了惊人的稳定：农村人口占总人口之比从87.5%降为82.1%，年均下降仅0.25%。城乡户籍制度、口粮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把农民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据统计，1982的农民有7.97亿，3.84亿农村劳动力，差不多占全世界农村人口及农业劳动力的30%。农村的经济使命逐渐被简化为向城市和大工业提供农产品，农民则基本上被隔绝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大门之外。是改革开放才有了农民向城市的流动。

　　农民工进城，从人口流动的方向上来说，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因为农村人口的减少反映了国家城市化的水平，国家城市化的水平代表了现代化的发展水平。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5306人，占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49546人，占50.32%。从1978年到2010年的32年间，中国的农村人口由82.1%下降为50.32%，2015年底，中国城市化水平为56.4%。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8134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049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58.52％。中国的农村人口统计数字，从1978年占总人口的82.1%到2017年末58.52%，这一个个的数字不是枯燥的，而是是鲜活的、具有生命力的，透过数字看到的是农村人口在以惊人的速度减少，看到的是农村城市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城市规模的发展扩大是农村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这里并不包括农民工，因为他们的身份没有变仍然是农民。根据济南城市总体规划，2020年，全市总人口840万人左右，其中城镇总人口670万人左右，城镇化水平达到75%以上。衡量城市化水平有许多指标，但农村人口是衡量城市化水平的一个最主要指标，从人口统计及城市化水平的变化，反映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步伐，城市乡村的发展这是改革开放最重大的成就。虽然农民工的身份没变，但他们确实于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中国的改革最先从农村开始的，使农民成为最大的有益者。留在乡村的农民他们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由于乡镇企业、村办企业的发展，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改变，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已经完全融入了现代文明。

　　1978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开始了历史性的转折。这个转折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是历史性的，知青大返城标志上山下乡运动的终结。

　　在这个涉及城市、乡村，涉及千家万户的上山下乡运动终结了。一直争论不休的“无悔”与“有悔”，因为经历不同、立场不同，看法自然会不同，没有统一的答案。

　　我个人是“无悔”的，因为支边是我千方百计、死乞白赖要求来的，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就当时的形势来说，被时代潮流裹挟着的许多人本身就没有多少可以选择的余地，既然身不由己那何来后悔？

　　对知青上山下乡的评价也是有争论的。有认为知青上山下乡改变了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的，也有认为耽误了整整一代人。各地情况不同，知青起的作用也不同。例如云南知青与北大荒知青。为什么大返城从云南开始是有原因的。而北大荒知青对开发北大荒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我认为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就如大部分农村没有刷牙的卫生习惯，在知青的影响下开始刷牙了，就认为农村人都刷牙了，有了良好的卫生习惯。知青与当地农民结婚，就改变了社会风气。这些都是言过其实的，知青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但确实有付出和贡献。

　　如果跳出个人得失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知青上山下乡还是有积极意义的。知青上山下乡的积极意义在于，我们是在国家困难时候，以自己美好的青春岁月分担了国家的这份困难，化解了就业的矛盾，不论“悔与不悔”都是有贡献的，我们是无愧的。对40、5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共和国所经历的艰难曲折他们都“赶上了”。“赶上了”就个人来说，具有宿命的色彩，但对国家来说则不同。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社会主义道路也因国情不同而不同，就如“南橘北枳”。所以这个伟大的事业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新中国是在探索中经历曲折艰难前行的。

　　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那句耳熟能详的名句：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致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致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我们没有赶上革命战争年代，我们没有流血牺牲，我们也没有奉献自己的生命和全部精力。但我们赶上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我们的贡献是在探索的道路上，我们奉献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用来证明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而是解决城市就业的权宜之计。所以，此路不通，我们返城了，上山下乡运动终结了。

　　返城之后，就大多数知青来说，企业改革改制，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知青又赶上了，承担了改革的成本，付出的是稳定的工作和收入，默默承受这一切，这也是知青在改革中做出的贡献。也有知青创业成功，成为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创造财富的人，例如甘肃兵团的天津知青胡建良，北京下乡知青丁爱笛，济南支边知青索传润，上海知青张刚，山东下乡知青姜丽……，这个名单很长很长，不胜枚举。没有改革开放提供的好的社会环境，就没有他们的成功。

　　1968年开始的大规模上山下乡已50年了，我们山东知青支边还要早一些，1965年支边至今也53年。当年的知青都老了，大部分已经退休，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所有经历的这一切就是历史，我们“赶上了”就没有什么好“后悔”的。我们做了自己能做的事，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进城的农民工，有的在建筑工地为城市的建设做出贡献，有的创业成功把自己变成了城里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使得农村改变了面貌，和城市没有什么差别了。真正缩小城乡差别的是改革开放，而不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通过知青下乡与农民工进城，我们欣喜地看到的是社会的发展、进步，也看到了我们国家所走过的曲折历程，所幸的是，我们与共和国共同走过了风雨历程，做出了我们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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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文出处：

　　《发展的主题》周其仁等着，P69、P77，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的数据和2017年末的人口统计数据均来自网络。

　　备　注：

　　此稿最初写于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年。2018年，为纪念改革开放40年又做了补充修改。

　　　　

作者简介

　　

　　游济荃，济南教育学院退休教师。1948年6月生于济南，1965年5月，参加甘肃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工程团，在兵团做过战士、班长、保管出纳，教过连队子弟小学。1978年10月，自农场考入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山东师范大学毕业。毕业后，教中学、大学。1987年晋升中级教师，1993年评为副教授。2003年退休，同年考取初级导游证，2011年考取中级导游证。 　　

　　2015年，纪念济南知青支边五十年，主编出版《昌马归建纪实》华艺出版社出版。

　　2018年，七十岁出版《风雨七十年——游济荃岁月文集》香港历史文化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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