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所有在这些年代活过来的人,自己曾经干了些什么呢?不愿谈,不想谈,不会谈。在一阵愤怒声讨以后,这些灾难很快就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了。
那么,在“文革”期间发生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究竟该不该肯定或者是否定呢?
他进一步指出:“我在书里确实强调经济的因素,但是我指的‘经济因素’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政策,还包括经济制度。为什么说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是一个经济因素呢,首先是由于就业的压力才提出的上山下乡运动。”
我们都知道,这场发生在“文革”高潮时的上山下乡运动,有着前因后果的。
前因是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得到了伟大领袖的积极支持,为了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后果是一句话决定整整一代人的命运。搞了三年文革,全国的学校有三届毕业生没有安排。上山下乡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事情了。
于是就有了这段“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以云南农场为例,文化大革命期间,从1967年开始来自北京、上海、重庆、成都、昆明10余万知青被动员到云南参加支边建设。都是自愿的吗?如果是自愿的,为何在1978年举起“我们要回家”的旗帜大返城呢?!
我们现在已经在组织上、思想上及各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只等中央首长一声令下,我们就奔向战场!请中央首长下命令吧!我们再次坚决请首长下令。
经过北京市革委会与云南省联系,从志愿报告者中进行挑选,最后选定了55人,他们大多是东城区几所中学的66届、67届高中毕业生。
在十年浩劫结束以后,“北京五十五”们中大多数人依旧风光。家庭的背景和个人素质较高,加上在云南上山下乡的磨练,使他们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如鱼得水,有的在政界崭露头角,更多的是在商海遨游,踌躇满志。
刘晓航在撰写的《我们要回家》指出:“这一群雄心勃勃的拓荒者未曾预料道,他们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一时冲动,会使他们成为‘文革’时期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始作俑者而载入历史。”
冷静以后,这些上山下乡的先驱者是绝对不可能预见到,那个年代的“自愿”和豪言壮语,也是引发旷日持久,充满血和泪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造成整整一代人整体命运的大迁徙。
不仅是“北京五十五”,上海有一批知青在毛泽东那段“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发表的当晚,已经豪情满怀地在去云南的列车上了。也是自愿的。
一直到1971年,云南垦区一共接受来自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的知青共计12万。其中北京8000人,上海47600人(包括上海郊县青年农民2万余人),成都2万余人,重庆24000人,昆明2万人。
到云南农场(农村插队)的知青12万,究竟有多少是自愿的呢?这是一个无法统计的数字。站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你不自愿行吗?你敢不去上山下乡吗?
那么,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往事,在1978年以后潮水般地回到出发地城市的知青们,难道不是对于这种被欺骗以后、被蒙蔽以后的“自愿”的嘲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