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文化运动向何处去（Ⅱ）

这是一篇问答式的历史哲学的学术论文，是公共知识分子以独立的思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超越现代科学背景的后现代主义表述。它如英国哲学家科林伍德说：“哲学理论是哲学家对自己所提出的某些问题的解答。”它反对把历史当作‘连续发生的故事’的剪刀浆糊历史学，认为真正的历史学必须就历史学家心目中所提的具体问题，根据证据来进行论证，并且给出明确的答案。当黄常在与夏国基合写好《中（Ⅰ）》后，陈祝栋是第一个读者。他以诗人与从政40年的老知青眼光，谈了读后感：“此文很有思想高度与历史深度，政治上没有原则性的误点。它受到篇幅的制约，还有许多更深大的题材可以让你借题发挥。”为了促进知青文化运动的健康发展，黄与陈再就《中（Ⅰ）》余言末了的话题，作出如下《中（Ⅱ）》。其主要内容是：一、用宏观研究透析后哲学、后马义与工（共）运史；二、用微观研究透析文革派性历史遗留问题（例论武汉《七·二0事件》“百万雄师”问题）与典型分析湛江红卫兵运动与湛江知青文化的动态。鲁迅最崇尚司马迁的文风，称赞《史记》是“背《春秋》之义”，“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愿我俩的独立思想能升华入司马迁开辟的星光大道，与广大读者共鸣。

一、祝栋问：你的太一哲学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有什么区别？它真能帮助老知青研究知青文化史吗？

常在答：什么哲学？希腊文词源philosornia，意即爱慕智慧。译界把它译为哲学，说中国汉字“哲”有聪明之意。然而《书.皋陶漠》“知人则哲”，真谛是明智的人会掌握天人合一规律的哲学。从字面来看，现代西方哲学倾向广泛追求相对真理为主流的聪明智慧，所以它从古至今都是百家争鸣的频频更生换代的主义，从而发现了许许多多科学技术验证的新生事物的基础理论；东方哲学一向追求绝对真理为主线的天人合一观，所以它从古至今都沉淀在道儒佛三教合一的万法归一的中庸之道，从而使它在不同时代都闪耀着永恒生命的言简意赅的真谛火花。故黄宗羲道破天机说：“盖道，非一家之私，圣人之血路，散殊于百家。求之愈艰，则得之愈真”。因此，近代哲学家黑格尔说：易经中的哲学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现代哲学家爱恩斯坦也赞叹：“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指形式逻辑体系与系统实验因果关系）……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却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全都做出来了”。当代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主聚会中也曾在宣言书中慎重断言：“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二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言下之意是：现代西方自然科学虽然超越了现代东方的自然科学，但是古代东方的哲学科学依然超前领先于现代西方的哲学科学。

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已时代的精华。哲学家的成长并不象雨后的春笋，他们都是自己时代、自己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我发现，中国太一哲学是人类最早、历史最悠久、模式最完美的思维哲学。我多次文明：太一哲学不是我首创的，而是李聃孔丘之前的三皇五帝为代表的无名氏众巫们，早已共同创造出具有现代哲学三大定律的道学原理。我唯一功绩是用现代语言、哲学与科学的概念去进行整合与诠释，还其原本是“天人合一”与“合而不同”即阴阳五行的哲学面貌。太一哲学的别名是神话哲学、三皇哲理、一哲物论（1/2阴物论+1/2阳物论）与二元自然唯物辩证法（简称二辩法）等。我把这发现写入了《破释中国史前神话的钥匙》。它在中国作协与文艺报社举办的“21世纪首届文艺创作高级研讨会”上，荣获了第一个一等奖。在这开门红，围绕太一哲学的命题，我不断从中国古代经典与现代科学新发现中找到它立论的理论根据。例一，《山海经》有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的雕形：一是阴阳元气混一混生的帝江（即混沌或契窳的盘古），二是“人首蛇身”（“人首”是小宇宙与“蛇身”是大宇宙的合一）的黄帝图腾，三是十日太阳神轮值的一火鸟居上枝而九星鸟居下枝的扶桑宇宙观。例二、《尚书》有十个“三”字，指代三皇哲理之词，一说夏启剿伐有扈氏的历史动因是后者“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二说商圣君成汤用“三”—— “其在四方（即用其思想模式统一天下）”；三说周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天下民）心”。因此，我才破释了老子那“道（元气）生一，一（盘古）生二，二（伏娲）生三，三（太阳神）生万物”的真谛。因此，我以太一哲学论所写的一系列论文，被学术界评出了十几个一等奖（含特等奖）。

     我所谓的“中西马”三合一的太一哲学是一种中性名词，它是以现代西方文明创新的科学技术验证的新生事物为其基础理论，以不同时代都闪耀着着永恒生命的言简意骇的天人合一的二辩法为其核心理论，并附上马义者们那种既勇攀科学高峰而又具备当代中共昌明“三个代表”精神的态度与美德。换言之：它也是一种本土化的中国后马克思主义。在这三大元素中，马义既是人类哲学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学说，也是后现代人未能为之整合与诠释的学问。然而，当我用太一哲学与马义对话时，发现曾被人们喻为人类史上最科学最先进的现代马义，有许多局限与误点。由于受到篇幅的制约，这里仅论及马哲所存在的问题。目前，什么叫物质、科学、哲学、真理、实践等等都众说纷纭，没有统一共识的概念。它不但影响了西方，也影响了中国，即影响了全人类。这一切分歧的最根本原因是何为物质的论点。《易.传》早为物质立论：“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它以肉眼所见的三维形态为界？，给宇宙本体（一哲物界）划清了一条界线，凡是无形的物质称为上等物质的道物（1/2阳物论），而凡是有形的物质称为下等物质的器物（1/2阴物论）。可见，在儒教“道：器”论的框架下，与之同一概念者有道教的“无：有”或“朴：坚”论，有佛教的“空：色”论，而现代西方有“神灵科学与自然科学”(恩格斯语)合二为一的“心物”论，例如自然主义哲学的“物理：心理”论。因为“道与器”是当代后形而上学或后哲学所指的“场（宇空的能量物质）和实物”的概念，所以“道”物是西方现代客观唯心主义所指的实体（反物质）世界，“器”物是西方现代庸俗唯物主义所指的物质世界。现代与至当代的西方哲学已经公认这种“双重真理”合二为一，而今天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依然停滞在布鲁诺时代的一元唯物主义的一重真理论。那么，马义哲学在这语境下是何等状态呢？马克思仙逝后，他的信仰者依然产生出五花八门的后马义。传统认为：“马义”是在费尔巴哈一元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结合黑格尔二元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而建立起来的。如果在太一哲学模式下，思维与存在的含金量之比是1：1，那么“费义”的含金量仅是一哲物论的50%的1/2阴物论。然而，“马义”在”在“费义”基础上创新辩证法的含金量，充其量是1/2阴物界上作“1/4物质与1/4精神”的“二元”唯物辩证法。恩老后期思想认为：虽然上帝论被否定了，但是灵魂论依然可以肯定其客观存在。因此他后来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这些实践结果显然在神灵科学方面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表明他已经超越西方现代（庸俗）唯物主义而进入中国数理哲学太一即O的圆圈——中庸之道，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一个有神论者，从一个马义者变成一个后（新）马义者——恩格斯主义者。

     假如我们顽固而保守地停留在“现代哲学”水平上去评价、排斥、打击随历史发展而发展的后现代哲学，那么它不但干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进步伐，而且也会干扰中国知青文化运动的健康发展。当我动用太一哲学去分析、衡量、评价各种文化领域，就会收到锦上添花的效果。09年我把《〈诗刊〉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投稿，已荣获“中国作家创作（09）年会”一等奖。我自信明年再把高屋建瓴的《中（Ⅱ）》投稿，也会荣获学术界新的一等奖。因此我坚信：它不但可以帮助人类破释各种历史哲学问题，也可以帮助中国知青研究知青文化中最疑难的历史哲学问题。

二、祝栋问：在国际工运史上，后马克思主义形成左右两派斗争，对中国政治思想的主要影响是什么？老三届知青的前半身红卫兵处于怎样的状态？症结何在？

常在答：站在21世纪的高峰回顾历史，我们原先跪下信仰的高峰，绝大部分却原来是一系列的假山。回顾过去评价“文革”的文章，未曾见有高度哲学水平的论文。要回答这个大问题，其前提是：一、必须弄清、弄懂、弄准什么是真理的标准；二、必须弄清、弄懂、弄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怎样的本来面貌。它才能帮助我们迎刃而解文革历史的遗留的疑难问题、红卫兵问题与知青问题等。

     什么是真理的标准？后现代主义者比得.伯杰在《面向现代性》指出：一个和谐的世界将是“（后实践认知）由自由感和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感组成。它拒绝无条件地接受任何外在的（前实践认知）权威作真理之源泉。”在这种精神指导下，我在《我相信未来的世界观》中，第一次用否定的辩证法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进行一分为二的反思，既承认它曾对“两个凡是”派教条主义禁固人们思想起到一定解放思想的作用，也对一些人用“否定一切”论它来维护改革开放中新主观主义而产生了质疑。在当代讨论“真理标准”中，一切分岐与新争议都源于对“实践”定义的注解。在马克思哲学范畴内，实践有两种概念：一是指动词，它与劳动、活动、经历、运动、处理等词都是同一概念；二是名词，如毛泽东说：实践（感功的理性）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因此，在这个真理的尺度——真理标准——唯一标准的推理过程中，离开一定语境去模糊泛用“实践”就会导致语义相差十万八千里。对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唯见中科院理论组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发言，是“保守”而中肯的。科学家们说：“当原有自然科学（过去的旧实践）理论与（现在）新的科学实验中（新实践）事实发生冲突时，科学是如何突破旧理论而创立新理论，同时又在实验（后实践）中得到证实。”可见，这实践是特指人类整体的实践。因此《我》文指出：“它为打破文革中造神运动所盛行流毒的所谓‘顶峰’论的精神枷锁，起到一定的历史作用。然而……许多主观片面者把个人一时的实践经验称实践，而把历史无限长期的全局性的实践称实践。这种把1与万分之一作相等比的思维模式，也必然令人对它的含金量大大地质疑起来……那么也应该给它下特定的新的定义：“新（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后最高最大的标准。”也许唯有用这“三最标准”评击取代“唯一标准”论，这个哲学命题才有生命力。

      为了再深入对真理标准的研究，我再次翻遍了当代中国出版的哲学与社会学的辞典。从中我又有两个新发现：一是使我第二次用否定辩证法对真理标准论进行反思，不但可以指出它哲学概念上的错误，还可以认证出多元化世界决定多元化真理标准的本质的原因；二是使我看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原貌，不但弄清思想禁区内“第四国际”的真相，还弄清了被人们扭曲的“修正主义”的真谛。从哲学概念来看，真理的“唯一标准”论是指一种绝对真理。它本质上就是毛泽东哲学观所反对的“一点论”。说穿了，它就是现代哲学意义上的一元唯物论。因为后现代主义是从现代主义思潮发展而来的新思潮，所以后哲学也是从现代哲学思潮发展而来的新哲学。西方文化认为，后马义的鼻祖安东尼奥·葛兰西在《狱中札记》首创了以实践为中介的物质观。因此它是一种“实践一元论”（既不同于唯心的精神一元论，也不同于唯物的物质（器物）一元论）。之前，列宁也说过中介观：“一切都相互为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比之早二千五百年前即李聃孔丘未出世之前，中国远古哲学早就有以人的实践为中介的三元文化的天人合一或天地人合一的王道观。如《尚书.立政》日：“商汤‘乃用三有宅’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其意是说：商汤运用了三皇哲理才有了家天下；文王武王掌握了三皇哲理就有了天下人心。多元化世界决定有多元化真理标准论，是合符毛泽东哲学观所提倡的二点论。因此，我可以在此提出可以检验真理的四条标准：一、人是主、客观世界的中介物，所以人的体力劳动的感性认识与人的脑力劳动的理论认识，可以作为检验实践成败得失的真理的具体标准，而“存在与思维的一致性”（恩格斯语）哲理是检验真理的抽象标准；二、主观世界是人与客观世界的中介物，所以改造自然，使之为人类造福是检验物质生活真理的具体标准，而人与自然和谐是检验生产生活活动真理的抽象标准，总之“思维不能与存在相矛盾”（恩格斯语）即表现为英雄与群众的和谐；三、客观世界是人与主观世界的中介物，所以人与人和谐，或者英雄与群众和谐是检验精神生活的具体标准，而人与社会和谐，即领袖和人民和谐，是检验精神生活的抽象标准，否则违背中庸之道去“过而不及”看问题，不是搞个人崇拜或人民崇拜，就是做领导的奴隶或群众的尾巴；四、四维宇宙是主观世界与人的中介物，这是物质运动存在方式的基本原理，所以一切合符四维时空的事物才是真、善、美的事物，而一切不符合四维时空的事物就是假、丑、恶的事物。可见，经得起这四条标准综合检验的事物，才是一定具有天人合一中庸之道性质的客观真理、普遍真理、绝对真理，否则仅符合其中部分标准所分析检验的事物，才是具有“过而不及”主观真理、特殊真理、相对真理。

      马克思逝世，后马义者象盲人摸象从不同角度对马义的实质与精髓进行真正的继承与发展的探索，其诸多理论与观点证明马义，不仅不是一成不变的封闭体系，而自身就拥有不断自我否定、自我修正、自我选择和自我更生的活力。因此，只有运用上述的检验真理四条标准去整合与诠译马义思潮，才能还工史的本来面目。第一国际1864年成立于伦敦，是马义与国际工运相结合的成果，是无产阶级第一个国际革命的群众组织。它领导各国工人展开了政治经济斗争，展开了对各种非马义者的机会主义的斗争，积极支持巴黎公社革命。第二国际1889年成立于巴黎，是各国社义党的国际组织。25年间，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它分化成三派，伯恩斯坦为右派，考茨基为偏右中派，卢森堡等三人为左派。由于右派与中派掌权，而被列宁主义者认为其是变质的修义集团。期间，1905年列宁以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身份参加常务机关工作，支持左派，反对右派，导致其破产。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1919年成立于莫斯科，有三十多个共党先后支持这第一个社义国苏联。1924年列宁逝世后，篡改列宁遗嘱抢班夺权的斯大林把马列教条化，并大搞集权主义，使苏联经验模式神圣化。二战期间，1943年各国共党一致同意正式宣告共产国际解散。尤其是：1919年受伯恩斯坦与考茨基思想影响的希特勒参与创建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用暴力与欺骗手段爬上国家元首兼总理的宝座。其本质上是工运右翼以民主为武器取政。他任内取消一切反对派政党，甚至连与之共同信仰过“社义”的国内共产党也遭到他更加疯狂地迫害与屠杀，推行一党一派独裁的法西斯专政。在英法资本国家的“绥靖”政策下，1939年希特勒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终于把侵略矛头指向苏联。可见当年国家民族之间派性斗争曾掩盖过了社义体系内工（共）党之间的派性斗争。第四国际又名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1938年成立巴黎。其本质上是工运右翼以民主为武器搞阶级合作而达到改良社会目的的修义集团。后马义右派思潮中，伯恩斯坦是创始人，考茨基是理论的集大成者，托洛茨基是党魁即第四国际的创始人。1903年俄国民主党分裂为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孟尔什维克派与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派。托洛茨基早期投靠孟派，反对列宁；中期投靠布派苏共，被列宁预选为接班人；晚期组织“季托联盟”反对抢班夺权的斯大林，结果反被开除党外与驱逐出境，后来才收集各国托派组织第四国际。令人回味无穷的是：列宁创造的共产国际早已解放，苏联现已解体，东欧“社阵世界”解体，而托氏的第四国际的民主世界思潮，至今依然活跃在当代的历史舞台上。虽然托氏于1940年8月20日在墨西哥被暗杀而使其组织活动中断，但是英国工党与其它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继承托氏的遗志，终于1950年重建起于德国法兰克福，并发表宣言《民主社会主义的目的与任务》。例如美、英、法等民主党早已有在欧美国家中取胜执政的历史，09年8月日本民主党也终于在大选中第一次取胜“变天”。这是中国传统马列主义者不愿目睹而又不能不正视的史实。可惜，在目前中国所有的辞典中，根本找不到“第四国际”的辞目，只能从“托洛茨基”的辞目中，找到“第四国际”的一些蛛丝马迹。阿拉伯人民信奉这么一条箴言：“世界上每天都产生新的灾难，以至思维即使作一番努力也不能预测：为了解决这时代之谜，人们需要比太阳更明亮的目光。”可见，为了帮助知青解答自己的历史之谜，有待辞典学界为我们提供解答 “第四国际”之类的时代之谜的钥匙。

     目前，全世界还没有一部被人们公认共识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在我国内，只看到马、思、列、斯、毛的左派路线的思潮经验。它不能使我们正确地去评价文革。从毛想来看，毛泽东仅仅是后马义左翼的集大成者。但是他受到时代与年龄的局限，在他有生之年不能结束自己亲手发动与领导的文革。由于受到篇幅制约，在此只谈他的干部与群众的组织路线与政策。因这是文革的焦点之一。毛“左”主要来源之一是国际共运的左倾思潮。第一国际时，松散的群众组织只靠书记马克思的书信联系，工运内部的派性斗争只搞文斗。第二国际时，工运领导机关已设常务机构，右派与中派已懂联合弄权排斥左派恩格斯，不正常不合理的派性斗争导致组织破产。第三国际时，十月革命后的工运左派列宁利用国家机器的暴力把大资本家与及富农驱逐出境，企图用这“极左”形式一劳永逸地简单粗暴地灭消削阶级，结果“新生的资产阶级”依然防不胜防地再重生出现。斯大林接班后把党内分歧当阶级斗争扩大化，大肃反中把一切不同观点者都视作反革命分子加于镇压清洗。工运右派希特勒执政后，也学斯大林用铁手腕消灭一切反对派组织，搞清一色的法西斯专政。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于苏共二十大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引爆了世界性的文化革命；才改变了既光明又黑暗的苏式统治，才导致了波兰事件与匈牙利事件的退党风潮，才引发了毛泽东制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从此中国搞的57年反右、59年反右、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都旨在反修仿修，从而遂步升级地把斗争矛头指向走资派。虽然毛泽东防美国杜鲁门的“和平演变”战略的革命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却把树敌的对象搞错了。中苏关系破裂，中共的“九评”弹劾赫鲁晓夫是国际修义头子，而文革中刘少奇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然而，当代美俄等国却赞誉赫鲁晓夫为世界伟人。当代俄国人认为：苏联史上有四大里程碑，其时间顺序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1945年的战胜纳粹德国、1956年赫氏的“秘密报告”与戈尔巴乔夫上台的改革；其重要性的顺序却是“秘密报告”排在十月革命之后，名列第二位。赫氏的“修正”功劳竟然大过于斯大林的卫国战争之功。赫氏“报告”代表一个体制即将瓦解，自由终将取代恐惧的开端。对比毛氏幼稚可笑的防修观点，令后人大有视之如盲人摸象、夜朗自大、自欺欺人之感。实事求是说：后马义的左翼理论既有许多合理的东西，也有不少“极左”而不合理的东西。中国的民主革命对全盘马列化的教条主义的有所警觉，但这种警觉是远远不到位的。新中国的社义革命与文革所暴露的问题就是很好的证明。在对后马义良莠不分的情况下，文革中左右两派互相攻击的理论简直是饮鸠止渴。文革初期红卫兵派斗中的“语录战”，应该是中外史无前例的读马、恩、列、斯、毛等著的高潮。因为红卫兵未入社会大门，没见过世面，他们是免疫力最差的弱势群体，所以他们不仅是被利用为极左思潮的急先锋，也是今天对马义与文革反思的最有发言权的强大群体。在反对“两个凡是”派时，中共高层曾酝酿解决十几个历史遗留问题，其中有六个是牵涉到社会两大派团结的冤案------武汉百万雄师与四川产业军等问题。其它问题已写进《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而这六个问题却名落孙山了。原因很简单，为其平反的论文还没有揭示产生两派你死我活斗争的真谛，而且在揭示某个矛盾时又掩盖了另一个矛盾。其症结所在是极左思潮将阶级斗争扩大化，从对走资派的政治定论发展到对群众组织的政治定论。

三、祝栋问：武汉“百万雄师事件”是文革两大派从分裂至联合的历史转折点，它启迪你怎样看待文革的动因与文革两大派的复杂性？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你简言红卫兵与知青面对派性斗争的心态？

常在答：据《共：.新中国历史转折点》所论述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了保证安定团结，对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即影响大或涉面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暂时”的决定的。为此，陈云提出了6个问题，多是干部解放问题；继之，各组又提了6个问题，多是文革派性问题。史家称陈云此举是为之“开出一系列问题的清单”。其中，我最关注“武汉百万雄师”问题，因为它是中国文革两大派从大分裂至大联合的历史转折点，而且全国各大城市都有类似的矛盾。探讨中，中共高层有三个发言最值得关注：一、要“提醒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注意不要把（原旧）派性挑起来”（聂荣臻语）；二、“只有把遗留问题解决好，才能真正达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团结，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上来”；三、“只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错必纠，有步骤地实事求是地纠正过去的错误，才能真正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20年后，我才从《今日风流》杂志刊登的《武汉“七.二0”事件平反记》，了解到当年林、江反党集团镇压“百万雄师”与今天为之平反的真相。“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为之平反，我一百个赞成，因为这是合符民心，合符历史潮流。问题是我们能否能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看问题，不能在揭示了矛盾的一方面，而又掩盖了矛盾的另一方面。在此，可先割掉武汉两大派形成的历史阶段，暂时就事论事谈一谈那段为什么非要搞成你死我活的派性斗争史。我认为，文革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教育运动，在指导思想中把人民群众思想范畴分为造反派与保守派、革命派与保皇派，是无关要紧的，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它是主观上思想性的东西，是云状意识形态容易变化的东西。但是一旦把它“物化成客观上组织性形式的（器物）东西，就容易被一些野心家、阴谋家把它无限上纲地上挂下联成政治性形式的工具。据《湖北省志：大事记·七20事件》史料反映：1968年中旬，武汉两大派“百万雄师”与工人总部的文斗已达成你死我活的白热化程度。7月14日，周总理与毛泽东先后到达之前，武汉军区陈再道司令员与钟汉华政委，为了支持百万雄师，早已先把工人总部打成反革命组织。15、16日，毛泽东在武汉召开两次会议，听取云、贵、川、鄂等省文革派斗问题的汇报，讨论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针对武汉问题，毛泽东作了如下指示：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朱鸿霞；“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武汉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不能再打倒陈再道。然而林彪与江青部下的谢富治与王力不听毛的指示，私下四处下达“修正”入自已私货的“四点指示”：武汉军区支左方向错了；要为“工人总部”平反；造反派工人总部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为此，“百万雄师”的工人、农民、战士在武汉掀起揪斗王力的浪潮。因此，林、江一伙趁机在全国掀起揪“军内一小撮”的恶浪。全国大联合后，“七.二0事件”被打成反革命事件。1987年11月26日，即十年后中央才发文为“七.二0事件”平反。为了不让此举再引起派斗死灰复燃，还在职的华国峰为此事作了英明而又“保守”的指示：这一事件的平反不登报、不广播（指无线电广播）。28日，武汉地区召开了有1700万人参加的平反（全城有线）广播大会。随着时间推移，平反的消息才走上了《长江日报》。在尘埃落定派性消除的今天，我可打开天窗说亮话来还历史本来的面目：之后林、江一伙为乱军篡党而把“七.二0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是非常错误的;而之前陈再道等一批老干部带着文革前的左倾情绪把不同观点的“工人总部”打成反革命组织也是十分错误的;假如王震听取“七.二0”问题汇报后毫无顾忌说：“我那时候要是在武汉，我也是一个‘百万雄师’。”如果这也算是一个“革命行动”，那么已经现代化的当年“百万雄师”老战士也会觉得他这一老同志老革命是弄巧成拙的，是左派幼稚病的狂人。

     拿破仑曾自喻：将来人们怀念我的政绩，不会看重我的那一百多个胜仗，而是看重我最后审编的《拿破仑法典》。毛泽东依样画葫芦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推翻了蒋介石政权，缔造了人民共和国；另一是发动与领导文化大革命。可见，毛泽东这一回顾与总结，表明他本人是多么看重“文革”。他认为：文革的理论与实践解决了国际共运史上社义国如何巩固“无政”，防止“资义”复辟的大问题，是伟大的创举，是自己一生中最辉煌的业绩。对文革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外毛想研究中的热点。恩格斯说：“一万年以后，人们觉得当年的争论是非常幼稚可笑的。”这是：随事后的历史延长，人们对它不断反思，欲还其本来面目的历史真相，所凝聚认识其精神精华也越来越深厚；人们对事件评价的水准，也因排除历代史家个人、阶层、阶级、民族等偏见成分，而其真实性也会越高，越中肯。因为嘴巴长在各人的口上，谁人也封不了人们的嘴，所以老毛对文革只能设了一个谜局：他自喻文革的价值是虽有不足，但总的来说不能否定。然而华国峰时代说它是：十（对）比0（错）开；邓小平时代说它是：三（对）比七（错）开；时尚的评论说它是：0（对）比十（错）。我在《中（Ⅰ）》认为：将来后人把文革放在五四时代、马克思时代等历史范畴的思维框架去评价，也许使“七（错）：三（对开）”会反潮流逐渐变成“三（错）：七（对）开”；也许原先的“七（错）：三（对）开”，也会逐渐顺潮流变成“九：一开”，但是“七：三开”绝对不会变成“十：0开”。因为“单阳不能生”与“单阴不能生”的哲学原则会判断它为死局。对文革的发生问题基本上是围绕着它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除了领导上的主观错误和反革命集团的利用外，有没有社会原因呢？即使象许全兴著《毛泽东晚年的实践》的史学家，在他那肤浅的研究中，既无法明确证明文革到底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也讲不清为什么出现毛泽东一边大讲学马列而大违背马列的怪现象？

      我认为，文革的产生是有新中国历史的必然性，有其历史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文化是文明的耕耘与传播。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一种历史耕耘的现象。从客观因素看，有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国际上，后马义者无论是列宁为代表的左派，还是希特勒为代表的右派，不管主张暴力取政还是主张民主取政，一旦取得政权后所搞的文化革命，都企图用一元化极左手段去既搞意识形态的思想清洗，同时也搞政治上的组织清洗。1956年赫鲁晓夫在清算斯大林时，由于批判斯大林的“左”而没有批判列宁的“左”，即使他执政11年不断地改革，也终没有有效地推动体制改革，即没有根本上改变中央集权与计划经济的旧体制。马克思早就预言：“国家（机器）是一种极共严肃的东西，要他表演某种滑稽剧是办不到的。一只满载傻瓜的船也许能在风雨里行驶一段时间，但是它终究要向不可幸免的命运驶去。”正因为赫鲁晓夫不能改变历史前进方向，才引发人们对二战后所形成社义阵营所搞文化革命的质疑，所以波兰事件与匈牙利事件引起西欧大批共产党员退党的浪潮。这是客观“否定”辩证法何“肯定”国际共运成果的革命，可惜中共当时却把它弄成“反革命”的修义思潮。这对国际各国后马义者的矛盾两方而言，应属人民内部的兄弟姐妹式矛盾；而国际上出现社会沙文主义侵略者时，人民矛盾转变成敌我矛盾，他们才是变成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从国内客观因素上看，49---56年是民主革命向社义革命的过渡期，这时已孕育群干矛盾的萌芽。电视剧《东方红----1949年》中曾记实：新中国解放前夕，周恩来总结蒋家王朝丧权历史经验教训时向毛泽东进谏：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面临着两大任务是：一是搞好民主，二是反腐败。可惜，当苏联历史转向时正是我国社义革命全盘苏化的开始，不但在经济上步步左倾，而且在文化革命上也是步步左倾。资产阶级革命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认识到权力极度集中，必然导致政治的腐败与民主事业的萧条。如孟德斯鸠说：“久握权力会使人腐化”。又如梅达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引人的目标，但是权力的集中与资本的集中一样危险。”从此可见，新执政的中共左倾与新中国同步开始行走的。57年反右之前，早已有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过左批判与对白区文艺领袖胡风的过左批判。57年反右时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本意在杜绝类似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与及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等现象在中国重演，可是“四大”的威力使“双百方针”的倡议者与拥护者一时受不了，把革命的方针矮化为引“蛇”出洞的诱饵。这如赫鲁晓夫所说：百花齐放“这口号是个激将法，假装把民主与自由发表意见的闸门开得大大的。”反右的失策是严重违背了“言必行，行必果”的争夺民心的准则。之后的59年反澎德怀与“四清”运动，也都属于这种自上而下的文化革命运动。

从主观因素看，也有国际主观因素与国内主观因素。从国际上看，马、恩、列、斯的阶级斗争动力说与不断革命动力说，既反对在文化革命阶段面前踏步不前的右倾思想，也反对企图跳过文化革命阶段的左倾思想。而对苏联的文化革命，列宁提出：反对“资产阶级权利”，“小生产者每日大量产生资本主义与资产阶段。”赫氏“秘密报告”与波、匈事件，不仅不引起东欧社阵的反省，最终遭到自身的解体。说明列宁的警戒的预见是英明的正确的。从国内看，在国际反华浪潮基础上，盘据台湾的国民党也叫嚣反攻大陆，因此河南 “信阳事件”就被毛泽东认定“死官僚”是地、富、反、坏、蜕化变质分子的同盟军，“是国民党、地主阶级的复辟”。自然，领袖与人民欲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左倾思潮，必然在经济建设的高指标高居不下，在政治战线上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宣传以误导误等问题上总有人远比毛泽东“左”得多。 “四清”时，毛泽东与中央其他领导就认为：农村基层有三分之一已不在党手里；文革时，把政治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和思想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混淆在一起了，甚至把党内一些不同意见也作为两条道路的问题作斗争了。这些都是中国文化革命向文化“大”革命过渡的动因。文革是毛泽东防止新中国“和平演变”的大试验。时人多说它是毛的败笔，但它却象巴黎公社一样启迪后人：失败是成功之母，因为“有了成功与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为完全的认识或比较完全的认识”（毛语）；自由“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文化上的每一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恩语）。

      文革两大派的斗争是文革中最复杂的事物。它既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最高点，也是疏理文革史的最焦点。因此，它是文革当事人至今都说不清道不明的悬案。 “造反派”在文革后人们把它当作褒义词。但是它在文革中是两大派争得头破血流的桂冠。然而文革后，人们把文革的污水都倒灌给造反派时，原两大派人才糊里糊涂地失语了。顾名思义，造反派是创造出一个反潮流的新潮流的新派别。我曾指出：谁是响当当的永恒的造反派，不是某一件事一时做对了，就可以自封是当然一生的造反派，而是在一系列相关事件中是都做对或多做对了，还得不同派别的群众公认与历史公认。因此，在我们反思文革时，不得不沿用原词汇，目的是寻找一个永恒不变的以理服众的公认共识的历史结论。然而，文革两大派究竟是怎样产生、变化与消亡的呢？它产生于《十六条》取代《二月提纲》之际。史称两者政纲关系象王明的“左”反李正立的“左”一样是后者的大“左”反前者的小“左”。两派大分裂始于夺权中对“走资派”的理解，复杂化于对解放什么样干部的理解，乱上加乱于支左部队的介入。毛于1967年夏评述过文革动乱的表面层次的动因：“有些干部为什么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平时没有机会讲，‘文革’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言下之意有两：一是拥护《二月提纲》者执行了过去习惯自上而下的领导运动的“资反线”；二是建国以来积存起来的群干矛盾在文革初期爆发冲突，集中表现为对领导者的揭发、批判和斗争。对政治运动从“自上而下”的历史转形期而言：文革初分派于始时，拥护“自上而下”旧潮流者多数一时成为保守派，而拥护“自下而上”新潮流者多数一时成为造反派。但是，在文革全过程中，不能在不同阶段中紧跟历史潮流者被称为保守派，能在不同阶段中紧跟历史潮流者的称为造反派。红卫兵与社会群众组织有区别的是，由于前者没有特定的经济与政治地位，所以红卫兵对介入城市两大派斗争的认识是纯碎思想性的。例如全属“红五类”的北京《八一中学》红卫兵与其他社会学校一样也分开两大派。又例如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长陈伯达红伞下的儿女们，也跟社会一样分为几派思潮之人。当知青时，我们对城市依然明争暗争的文革派斗是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旁观者，而大部分知青对农场或农村的文革派斗已是漠不关心了，只关注我们的命运怎样渡过“接受再教育”关去入党、提干、升学、招工回城……

四、祝栋问：遇罗克的《出身论》是中国文革两大派斗争的助燃剂，你是否可在此简述它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与以你亲历湛江红卫兵运动史为主线，论述湛江文革两大派从分裂至联合的历史转折点动态，启迪人们能全面地反思出文革史的深度？

常在答：一个非洲领导人说过：“如果一个国家或民族不知道如何进行革命，革命就会最终波及到他们身上。”解放前夕，毛泽东与周恩来都认识到，新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即将面临两大任务：一是搞好民主，二是搞好反腐败。为此，他俩摸索了17年，而未达预想的结果，从而另辟溪经去搞文革去尝试这两项工作。由于后者是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所以他俩“自下而上”的运动群众始终都弄不清“如何自己进行革命。”尽管他俩从长征期间的遵义会议始起致文革时期互相支持与互相制约，但是这个“革命……最终波及他们（这“他们”指毛周，与历次左倾运动中赞同整“黑帮”的人）身上。”马克思说过：“人们的社会历史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因为毛泽东是文革史中“独特的一个”（恩格斯语），所以毛老晚年所犯的错误是我国民族和中共所犯的错误是同步的。鲁迅说：“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能遏止，那就成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言下之意是：即使中国不发生文革的悲剧，也必然产生如斯大林搞肃反运动的惨剧（肃反中十个元帅死了八个）。历史正如文革能一时必然发动，也能最终必然被“否定”地结束。之所以毛泽东无法控制自己亲手发动与领导的文革，拔乱反正后的人们也无法使民主化与反腐败工作达到人愿的理想高度，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寻找到历史深层次中的结症所在。恩格斯说：一个共产党人如果“给工人提供的不是最好的东西，那就是犯罪。”例如党的“阶级路线”它曾是中共推翻蒋家王朝的“好东西”了。但57年右以至文革初时，它已经逐渐变成不是巩固“无政”的“最好的东西”了。然而遇罗克于文革初期提出的《出身论》，点中了新中国历次政治运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神经中枢，矛头直指向极左思潮的怪胎——血统论。在那真理与谬误被颠倒的时代，尽管遇罗克为文革提供了“最好的东西”，但是它却成了阴谋家夺权的障碍，成了无知者荒谬理论的克星，他反而成了革命者——“罪犯”。68年1月被林、江势力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70年3月5日执行时年仅27岁。

     文革后，媒体对遇罗克作了许许多多的报道与评述。学者徐友渔在《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序文中，对他作了很中肯的高度评：“人类历史上……一身兼思想家和烈士两任者寥若晨星，他们承受的痛苦和发出的精神光芒交相辉映，使他们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座座丰碑。苏格拉底是这样的人，布鲁诺也是这样的人。”文革把“对苦难的思考和对黑暗的反抗者造就成了思想家和烈士，遇罗克就是其中一身兼两任的佼佼者。”这种评价是否是言过其实呢？我曾带着质疑的目光，审阅了对文革史料极有权威性的《共和国.新中国大事件》（二卷）与《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共五卷）。我发现，前者对遇罗克事件只字未提，而后者的人物评论中没有遇罗克的传奇，仅在《文革名人之思》中转载了他写《出身论》之前的思想萌芽状态的日记，对他的代表性的遗作却只字未提。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曾不断把这两部巨著中所重笔赞美的烈士与思想家跟遇罗克相比较：烈士中普遍缺乏思想家的素质，有的还缺乏对真理信仰得视死如归的气节，在暴政高压下作违心的检讨认错；思想家中虽都有对真理信仰得视死如归的气节，但是他们的学问没有象遇罗克的《出身论》那样引发整个社会震动的反响与共鸣。

     徐友渔说：“遇罗克的《出身论》是中国处于深重黑暗之时，傲视强权，解放精神奴隶的宣言。它激起巨大的反响，它具有深远的意义。”在清算文革时，人们往往论证它怎样整了多少“走资派” 与“文艺黑帮”，那仅仅是肃清极左思潮的枝叶。然而《出身论》所揭示与批判的却是深深毒害中国人的极左思潮的根本。从50－70年代它已越来越泛滥成灾，出身问题曾经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对扩大青年而言，它更是前途攸关的大事。他讲述了中国的公民、青少年乃儿童都在“阶级路线”的名义下分成三六九等，在诸如参加政治组织，评选模范、就业、参军，尤其是在升学等问题上，人们因家庭出身而受到不同的待遇。不少优秀青年升学、参军无望，空有斗志而报国无门；不少人在等待就业的队伍中，永远排在末尾，以至穷困潦倒、流离失所；在农村，“地富子女”多半只能与贱民通婚，许多军队新干部与农村干部因与“地富女儿”结婚而失去职位，还有的“地富子女”甚至一辈子无缘娶嫁。

      “阶级路线”是一个革命的政治概念，任何人都不敢对之置疑。但是这个阶级路线必须符合马义的基本原则。恩格斯说：启蒙者“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中共在革命战争中所形成的“一、我们有成份沦；二、不唯成分论；三、重在政治表现”（李雪峰语）的阶级路线是非常正确的，它帮中共夺取了民心，夺取了政权。可是中共执政后，由于大量小生产者加入大量低文化教养的基层干部，漫漫染上只看家庭出身而不看重表现的庸俗的形式主义。在一个自称为受马义指导的社义国家，一旦搞起论功绩据以封妻荫子与追求血缘必定是祸及三代的封建宗法的一套，自然会引起社会关系的紧张。领导高层中的先贤一有机会就以宽松、温和的方式解释阶级路线。61年陈毅曾代表党中央对北京高校毕业生讲话时说：“对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学生，不应该片面强调他们的家庭出身问题……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并不妨碍他们成为革命者……对各种家庭出身的子弟我们都要同对待工农子第一样，当成我们自己的子弟来教育，不应该在工农青年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之间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时至66年1月30日，彭真也代表中共中央在青年与学生代表大会上作报告，也重申在家庭出身问题上“重在表现”的政策。这些都是符合马义阶级路线的观点，都符合国际工运有史以来的实际，例如马克思出身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恩格斯本人也是资本家，列宁出身地主，毛泽东出身富农。但这都不妨碍他们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领袖。可是贤达之士的陈毅与彭真，在文革时都被极左派排列在“走资派”的黑名单，在出身论与血统论之争中沉默失语了，就连文革发动者毛泽东与文革理论家们也不敢枉加对《出身论》好评。

     当然，正如历史已经证明的，长时期内总是极左的作法占上风。虽然文革前有时某些明智的领导会真正采取“重在表现”的政策，给“出身不好”的青年一线生机。但当文革风暴骤起时，血统论挟“革命行动”之淫威，露出狰狞的面目，肆虐神州大地。66年7月底，以谭力夫为代表的血统论红卫兵提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对联口号。它集中反映了他们的立场和观点。血统论的中心论点是：老子的政治地位决定子女的一切命运。这种封建血统论思想糟粕借尸还魂的新特权思潮，不仅大大伤害了所谓“黑五类”出身者的尊严，也大大挫伤了所谓“红外围”出身者的锐气，甚至也大大贬低了所谓“红五类”非高干出身者的身价。因此它遭到全社会的绝大部分人群起而攻之。血统论萌发初期就遭受到以牟志京为代表的出身好的学生们的批判。但这种批判如他所说：我们所持的理论武器与血统论一样地原始与空洞。66年10月，中央明确提出要批血统论时，在陈伯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讲活与67年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指出：联动的血统论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它激发遇罗克作出声讨血统论的榜文《出身论》，他把出身问题升高到理论问题去研究，其逻辑之严密、正气之凛然、文风之清新，无一不令人醒目。他终于升华为反血统论的旗手。然而文革中，二者是势不两立的冤家对头，却又先后被打成“反动思潮”和“反动组织”。虽然文革后两者均获平反，但是由于文革的领导者不懂得怎样去领导这场文革，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两者各打五十大板，违背中国历史政治经典中“民为重君为轻”的原则，违背中国古训中那“足寒伤心，民寒伤国”的真理，硬把运动绕过决定当代社会命运的命题，引入为 “揪党内走资派”服务的课题。这导致这场血统论与《出身论》之辩，虽然暂时被强权压制下去了，但它依然时隐时现地贯穿在后来越演越烈的两大派斗争中。

      我是一个从未带过红卫兵的袖章的第二代、第三代红卫兵，是受到各方面公认的造反派，阅尽了湛江地区文革发展史，有力佐证全国两大斗争派的历史现象。现在研究文革的学者对红卫兵史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红卫兵生命之流去广义分法，一种是以文革初至下乡当知青前大联合的狭义分法。广义的红卫兵史可分为四大阶段：第一阶段是“横扫牛鬼蛇神”与“破四旧”时期；第二阶段是参与社会政治夺权与派性武斗时期；第三阶段是“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时期；第四阶段是回城后参与跟“四人帮”斗时期。由于受到篇幅的制约，在此只能以狭义分法谈谈我当红卫兵的经历所见证的湛江红卫兵史。

     我是老三届湛四中的66届初中毕业生。在准备考高中复习时，姚文元著《评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文革序幕。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吹响文革内战的号角。湛江水专与湛江四中率先步“北大第一张马列大字报”的后尘，掀起批斗校长与老师的高潮。为了控制群众性造反运动，市委派第一批工作组分别进驻水专与四中。由市委副书记贾奎带队的工作组到我校的第一步工作是组织班级核心组，第二步工作是把全面开花的火力引向围攻解放初犯“历史错误”的历史老师陈明勋。因为他借“四大”之机鸣放了他史诗式的《虾头恨》。7月份毛主席与中央文革解放与支持一度被工作组定为“反动组织”的创始红卫兵，于是它像火星燎原席卷全国。工作组按照第一代红卫兵发明创始的“红五类”、“红外围”、“黑五类”三分法，帮助本校第一代红卫兵取代了核心组。这就是冲入社会“破四旧”的第一代红卫兵。按照文革前阶级路线定义，解放初“富农”还是团结对象，57年反右后“中农”还是团结对象。可是当“红五类”出身才能当红卫兵时，连中农出身的学生也被肃整出代替“核心组”的红卫兵队伍。我班中两个中农出身的同学梁亚德与赵华保都因此被排挤出班级领导核心，而赵同学还是个班级团支书。“破四旧”不久，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上接见百万红卫兵。湛四中选派第一批红卫兵北上参加毛主席第三次（9.5）接见红卫兵。湛四中选派第二批红卫兵北上准备参加毛主席接见第四次红卫兵中，有我这个中间派（红外围）何左倾者。我想之所以派中我，一是因为我曾给原班主任写过明贬暗褒的一句话大字报《陈中兴污蔑学生》说：陈中兴呼叫：“35班踢足球的勇士们！为什么预备铃响了，还踢球不回教室？”二是因为我父亲搭上了革命干部（土改干部）的末班车。可是在我沉醉于即将被毛主席接见时，中央派北京红卫兵到广西黎塘中转站设关卡阻拦我们这批红卫兵北上，让我们返回原地重组步行串联。我即将成官办老兵的梦想破灭了。

     当我们返回校时，传达《十六条》，工作组被撤走。说工作犯了方向性错误。10月，而四中学生自己组织的第一面红卫兵战旗是由高干子女与军干子女为核心组成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简称思想兵）。不久又从其中分裂出第二面战旗名为毛泽东思想前哨红卫兵（简称前哨）。我与同从黎塘转回的同届生何盛权，一起投靠了前哨。他是文革初期红极一时的老兵，并被班里团支部推为“火线入团”的典型人物。可惜在我们湛四中第二批红卫兵北上之际，他因回父亲单位（农垦转运站）点“文革四大”之火而引起保守派来校告他父亲有“历史问题”，所以他一返校就被老兵组织解下了“袖章”。我和他组织一支隶属“前哨”的毛泽东思想前哨长征队。这支队有十几人，有三位老兵，有三位团员（其中一位是初二级班团支书）。我以初三学长的身份，被公选为长征队队长，可以领导手下的老兵与团员。在去广州步行串联的日子里，每处地方红卫兵接待站的社会群众，都把我视为这队红卫兵的小头头，而校内的红卫兵组织却把我当成预备兵。在广州，我看到第二代红卫兵批判老兵的信息。

     回湛后不久，“一月夺权风暴”吹起，各基层单位乱得似一锅粥。我和何盛权去湛江化工厂观摩其两派争权的大辩论：红革联殷作彬的一方说对方是保守派组织，不能参与掌权；联司陈杰芳一方说对方是反革命组织，不能参与掌权。几天后，市内有地方干部主政单位不约而同地组织起了名为“毛泽东思想捍卫军”的群众组织，并向市委联合夺权。这现象引社会一片哗然，传说这是保守派“假夺权”。于是，湛二中红旗战斗队的李妙婷串联清华井岗山、新北大公社、北航红旗、北京外专等驻湛外地红卫兵胡XX等群英，何捍卫军挑战，要在市委大楼门前摆擂台大辩论：捍卫军这次夺权是真夺权还是假夺权。我和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红卫兵组织——五湖四海红卫兵，有两次机缘相遇……见其驻湛的联络站的包站长与农械厂捍卫军来往密切，知道大辩会论的消息后相约我去参观。事后他站在中立立场告诉我，捍卫军败诉有二个原因：一个是他们属67年元旦社论所说的拥护基层单位党委压制不同观点群众的红人的保守派群众组织；二是他们由维护地方干部主政的捍卫军单独夺权（暗示没有南下干部主政所影响的群众组织参与）。他还告诉我一件耐人寻味的怪事：这批北京外专红卫兵是周总理派来湛接待被印尼排华而回国的华侨，虽然他们在北京被看成保守派，可是在这次大辩时，他们却站在湛江造反派一边反对捍卫军夺权。为控制乱夺权局面，中央搞了“三支两军”的支左部队，也无法安抚红卫兵搞复课闹革命。在“二月逆流”或“二月抗争”之后，红三月的湛江掀起一股“大消反革命分子李‘猫’（妙）婷流毒”的狂潮。从此，支持捍卫军的学生组织：一中的主义兵与捍卫兵、二中的红革联与红色风暴、四中的思想兵与红卫战团……成立了红一司。因此，不少支持李妙婷观点的社会群众组织头头被捕入囚。四月，《红十条》下达之后，支持二中红旗反夺权的学生组织，水专红旗与四中红造会等跟二中红旗在霞山区成立了红司；一中红尖刀、中流击水、井冈山兵团、野战兵团等联合成红革会，也在赤坎区成立了红革会。他们纷纷刷出“反击三月消毒风”的标语口号。5月9日，二中红旗李妙婷串联一中红尖刀陈坎生，在赤坎区南方街发动要求市公安局释放“麦九之流”的学生静坐斗争。这是紧接“一月夺权”风暴后的第二次引发湛江社会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反静坐者称类同广州东风派的捍派，支静坐者称类同广州旗派的联派。借静坐斗争之机，我与一中井冈山陈伟明和野战兵团黄国光去化工厂、电厂等厂矿企业调查社会分两大派的历史根源，后来我编写了《捍卫军是革命军还是保皇军》的学术论文，那年我才18岁。保卫民主与人权的五九静坐胜利之后，湛江的文革平静了一段时间，直至武汉发生百万雄师与工人总部派斗的“七·二O事件”，湛江派斗也酝酿着一触发的派性武斗内战。如果说湛江学校两派普遍存在联派学生多而捍派学生少的话，那么湛四中的两派势态却一反常态成捍派学生占优势而联派学生处弱势。主要原因是由“前哨”与“共产主义红卫兵”等联合成的红卫战团内部团结，而由遵义战斗队等联合成的红造会头头争雄。据说筹建红司时，筹委要四中选派一名代表与四个工作人员。经研究，红造会决定派许康体为代表，而黄常在、何盛权、梁贵娣、庞珍保等为员工。可是红司召开第一次代表会，湛四中却出现了两名代表。为什么？从此，红造会变成群龙无首的烂摊子。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黄常在、何盛权和刘丽芬重组一支“六七五九部队红卫兵”，梁锦红重组一支“五九红旗红卫兵”，“三家分晋”各自为战。在五九静坐期间，水专学生吴松营把未加入红司与红革会的联派学生组织联合成联派学生第三势力的红三司，他自己当了司令。

    夏末秋初，二中红革联突然打砸抡抄二中红旗公社的总部，联派的学生支援二中红旗围攻红革联总部展开石头战。之后捍派占据市府大楼而联派占据市工会大楼，形成“三八线”划分捍派居工业区而联派处居民区的街垒阵营。这风波及赤坎区，陈坎生带领红尖刀阮亦伟为先锋的红革会棍矛队，把所有捍派组织驱逐出赤坎的闹市区。武斗之前，红司与红三司曾经搞过合并。但是至武斗期间两家依然各拉旧山头，红司有以二中红旗梁陆儿挂帅的名为六七五四部队的武斗队，有以二中红旗高兵为首的审干专案组；红三司也有中医学校周磊石挂帅的名为“115”师的武斗队，共同对付红一司以吴盛庭（四中）为首的武斗队“28团”。两派割据期间，双方不再重视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依据江青“文攻武卫”的理念，一旦自己一方受到某种伤害，无论什么情况发生都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地给予报复。例一、武斗初期，二轻机械厂捍卫军头头李茂鸿拿手枪骑单车来市工会区域刺探情报而被联派四中学生刘仲勋、黄常在、何盛权等五人擒拿入囚，而军代表要两派到市府大楼商讨结束武斗回厂生产时，该厂捍卫军竞冲进会场劫走联派头头何拉珍，将她报复摧残得九死一生。例二、武斗期间，红司六七五四部队顾问郑如生（化工厂工人）被红一司28团绑架摧残至死（临死前唱《国际歌》与四中思想兵凶手搏斗），而大联合前夕，联派特工队也将捍派头黄秋木（省四建）、谭立泰（电厂）刘绍光（二中）等三人绑架（联派戏称捉了“三条咸鱼”）来报复。例三：武斗中期，捍派派兵占领气校，准备攻打联派学生占据的霞山区制高点水专学院，而联派为了保持僵持局面的均势，派援兵前后夹攻，在55军支左部队帮助下平熄了那场枪林弹雨的战火。

     1968年夏，为制止武斗，中央在北京举办全国性的联合谈判学习班。毛主席指示 “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要求人们走出一方要求给对方定性为“保守派组织”而另一方要求给对方定性为“反革命组织”的辩论怪圈。此举实际上是对血统论批判不力的补台工作。跟随湛江两大派代表上北京谈判的学生，有捍派学生支继烈（一中）、陈宏辉（二中）……等，有联派学生吴松营，李妙婷、陈坎生等。据说，学习班上点名批判了北京学生中的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宾、韩爱晶、谭厚兰等，而重树湛江李妙婷为拥护大联合新潮流的旗手。可说，这就是官方培养的第三代红卫兵领袖。可惜从全国大联合上京谈判至上山下乡运高潮的时间很短暂，因此这段第三代红卫兵反潮流的事迹鲜为人知。这就是法籍华人潘鸣啸著《失落的一代》所说：这种红卫兵是中共领导激进派与温和派共同喜欢而媒体未宣传的第三代红卫兵。因此毛主席接见与会人员时，广东省代表坐在各省代表的前面，湛江地区代表坐在省属各地区代表的前面。李妙婷则是演讲学习中央新指示联合精神的首席主讲代表。可是这些代表一回到湛江，都被各派满口马列主义理论的铁杆分子驳得哑口无言。这时黄常在突发著名“高姿态”写《不同世界观执行不同路线》与“28划评论员”写《论文革两大派的斗争》二文，成为拥护李妙婷观点的急先锋。湛四中地处两派辖区的游击区，因此成为师生都不敢留居的空校，成为被油水兵破坏得最惨的学校。为了促进师生返校，驻校支左部队郝政委（南舰）鼓励我先领本派学生回校席地板而宿……鼓动我过捍派区观看文艺演出……于是四中捍派学生陈梅当着一起护送我返“三八线”的战友面说：“我校联派学生说自己是造反派，我不敢认同，而象你与你六七五九部队的人，我才敢认为是真正的造反派。”于是省四建×××也当着林蒂华家人面说我：“你是四中的‘李妙婷’”。因此两派各自内部分裂成是否拥护大联合的派中派，赤坎区联派学生分成刀派（红尖刀）与水派（中流击水，井冈山与野战兵团），霞山区联派学生分成高（姿态）派与低（姿态）派等；捍派学生分成湛江派与北京派。新派性的争斗激情不亚于旧派性的斗争激情。例如湛四中的高派分子，有的被撤职，有的被组织围攻，有的被逐出据点，有的被打黑枪等。我就是一个被这些手段全方位中伤的受害者。

      为促进联合，省委又在广州省党校举办广东两派联合学习班。李妙婷准备点将带领红司的高派分子江丙甲（水专）、李玉婵（二中）、连凤云(二中)陈祝栋(二中)、刘丽芬（四中）、黄常在(四中)……等赴广州参加学习班。我因在支左部队驻地（中国热带作物研究所）中枪伤而失去了这次去省学习的机会。当工宣队进驻北京高校之后，湛江掌权者导演了 “诱饵执法”把戏，即让载满枪枝弹药的车队路过三司驻地（广东医附院），让联派抡后才进行促进两派邀枪回厂回校的政治运动。在全城搜枪工作中，捍派的工作人员趁机抄走我家中的上述三篇红卫兵时写的很有史料价值的政论文底稿，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李妙婷知道此事后，替我解恨说：“这是消灭罪证”。紧接着是拿“黑帮”游街示威，以之促进安定人心。据后来伞兵（霞山区法院干部）对我说：“当时我被掌权造反派当成湛江第三号‘黑帮’押去游街的，在我前面走的是第一号‘黑手’罗道让（地委副书记）与第二号‘黑手’孟宪德（地委书记）。”文革中被联派公认是最响当当的造反派的伞兵，文革后反而称捍派是造反派，可见“造反派”在文革学词典中是一个最最玩味无穷的名称。9月清除派性割据局面的政局又举办了两个学习班：一个在海滨招待所办班，主要内容是消除派性与筹建地、市、县革委会，我与一中杨水生、周锋、陈伟明、唐景……等以红代会记者的身份作列席代表参加学习班；一个在市二中初中部办班，主要内容是清查武斗期间两派中出现非法案件的嫌疑人，刘丽芬、司徒燕（二中）……等以红卫兵代表的身份作专案组成员。期间休星期日，办班人员都不准离开驻地，一中“野仔”陈东等人带照相机来与周锋话别，我们办班者才知道外界酝酿老三届毕业生预备上山下乡当知青的消息。办班结束后，我马上被调去参加由军代表（南舰）廖祥基主持的筹建市红代会常务机关的筹备工作。我在筹备组参与创办《湛江红代会报》首创号之后，也即欢送老三届第一批知青（11月7日）下湛江农垦之后，我就离开红代会，到我连升三级进新校湛二中读高三，进行所谓没有课本只读毛著的复课闹革命。69年上半年，湛江报社从农场知青招回六名原两派红卫兵当记者：捍派有杨水生、庞观灿、梁秀娟等；联派有林蒂华、周锋、陈巧等。69年初秋，我以69届湛二中高中毕业生下海南东平农场当知青，结束了我狭义上的个人红卫兵史。

     实践雄辩证明：在穿越文革复杂性的历史舞台上，雷同的武汉两派与湛江两派走上不同的弯路，得到了不同的结局。因为68年革命大联合其名义以上是两派联合掌权而实际上是捍派左右一切一派掌权，所以它必然被后来的革新派把它推下历史的断头台，即压迫别人的一派一度风流后将被历史淘汰而被人压迫的一派一度磨难后又浮出水面(不是绝对)。湛江文革风云人物的历史变迁就证明了这种历史唯物的辩证会。我咨询过文革后被派性伤害过的当事人，如化工厂的何法俊和冯景心、电厂的冯谷庆和王东良、向阳化工厂的麦党生等，都是异口同声告诉我：文革时期上台执政的捍派精英所属“三种人（跟林、江、‘凡是’派犯错误者）”都已下野，而当年被排斥、被打击的联派的精英却活跃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舞台上。文革派性的流毒，不仅影响了湛江生产建设的发展，还使湛江流失与浪费了许多人才。例一，原机联头头占学军，因忍受不了闹派性者的恶作剧，只好借去高校进修之机离开湛江派斗的是非之地，学成把无线电四厂搞到名闻湛江后还受派斗干扰，终于将上峰准备投资帮他成大业的八亿资金带去广州发展。例二，原红三司头头吴松营因身居地委理论科科长却受派性折磨而不得志，调离湛江去深圳发展，终于成为身兼《深圳特区报》与《香港商报》两社长职的人物。例三，原化工厂工联头头殷作彬，文革期间在派性圈套里入党升科长，仍感到派性困绕而不得志，要求调回上海老家，尽管厂里替伏的派性给接收单位说尽了不敢盖公章的坏话，然而他曾工作过的机械厂却以党性为他给接收单位公函说清白并加盖公章的历史好活，终于成就他升迁为闻名全国的上海浦东区区委书记。例四，原一中红尖刀的头头陈坎生，下农场当知青后升迁为徐闻县委常委兼某乡党委书记，由于受到派性所搞“白振峰案件”冤案的株连，因平反时对组织上不按政策消毁红卫兵时代的档案而愤然脱离政界，成为浮沉商海的“鹅司令”或“养虾王”。例五，原二中红旗头头李妙婷是第三代红卫兵中最传奇的人物。文革前她是校学生会会长。从文革初的红外围变为第二代红卫兵红旗战斗队队长，经一“夺权风”与反“三月消毒风”和“五九静坐”斗争，先后说服原“红色风暴”干将陈祝栋（红旗二纵头）与陈学彪（红旗四纵头），去和林蒂华（红旗一纵头）与彭汉碧（红旗三纵头）等创造二中红旗公社，升迁为红司司令（史称“猫司令”）。全国两派联合之际被中央树立为第三代红卫兵的旗手。下农场当知青后，任过海南西流农场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四人帮跨台后，任过湛江农垦部副部长（正处级），当选过中共十一大代表。然而，每当她进入湛江派性势力范围内，她都受旧派性的欲置之于死的追击，受到没完没了的炒冷饭的清查。对派性过度失望的她终于悲愤离开湛江到香港谋生存谋发展，连跟她关系密切的林蒂华与陈祝栋都受到不同程度诛连。现在，她在老战友陈伟明的帮助下，在香港某国营企业当工会主席。虽然她三十年前退出湛江的政坛，但是三十年后她老部下的陈祝栋、林蒂华、彭汉碧、陈学彪、杨柳碧等都进入了湛江的政坛。如果说文革时的领导人曾先后培养过六个红卫兵领袖，那么也可以说她是文革后唯一幸免于入囚的一个典型人物。从这种历史意义来说，她是中国红卫兵的骄傲，也是中国知青的骄傲。

     一个智者说：一个伟人也有缺点，一个伟大的民族也犯错误；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取决于她对自己所犯的错误的态度。我上述湛江文革变迁的动态，将启迪人们全面反思研究中国文革时注重纠正如下几个方面：一、我《中Ⅰ》所言的中国知青文化运动方向所存在的“四不”问题，名义上是讲知青问题，实际上也是指中国文革研究的方向问题，因此今后我们要用这“四不”问题去纠正一切文革研究。二，必须运用中国政治经典“民为重君为轻”的原则，去深刻剖析文革初那场从始至终都影响派性流毒的血统论与《出身论》之辩，才能令人信服地解答至今悬而未决的有关两派斗争的历史遗留问题，才能令人满意地接受对伟人毛泽东晚年理论的科研成果。否则一切自圆其说的狡猝文化只能成为无根之木或无源之水。三，如果科学没有国界，那么永恒不朽的真理也会冲破国界、民族、阶级、辈份等人为的藩蓠，引发人类社会的共鸣。布鲁诺为捍卫宇宙真理而被教会火刑烧死，三百年后才被后人公认是寥若晨星的思想家和烈士。然而遇罗克为揭露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正当阶级路线上增生的毒瘤血统论而写的《出身论》，却使中国革命家们对它哑口无言呆若木鸡，使法院奉旨逼死遇罗克的执法者也对它只字不提，顾左右而清君则，使之十年后就平反而二十年后就真理大白于天下。这正好反证了遇罗克是伟人肩膀上站起来的小人物，《出身论》是合符马列、毛想基本原理的杰作。尤其是令中共老革命家们最鉴戒很不自在的，是遇罗克象鲁迅一样宣称信仰马列与毛想，二十年前出现过党外布尔什维克者鲁迅，二十年后又再出现党外布尔什维克者遇罗克。因此，我们今天在思想上强烈要求为他正名并塑他金身以纪念，才能促进人们朝改革开放的大道上继续奋勇前进。

五、祝栋问：新中国诞辰60周年之际，经历过文革与知青运动的新中国同龄人也开始逐渐汇入离退休大军的行列。这将是我们进行钻研红卫兵与知青历史的黄金时期。你是否可在此谈自己参与十年来的湛江知青文化运动的成败得失的经验体会，启迪今后的中国后知青文化运动前进的方向？

常在答：老三届上山下乡的知青运动已四十年。那是段历史不会忘记的岁月。为此湛江知青搞了三次大联欢活动（简称“三体”或“三届”）。第一次是97年2月10日于南海舰队军人俱乐部搞的《共和国儿女——湛江知青首届迎春联欢会》。一星期后，《羊城晚报》报导了《三千湛江知青新春相聚》的喜迅……第三次是08年11月7日于湛江市体育活动中心搞的《湛江知青纪念上山下乡四十周年文艺演出》。《湛江晚报》作文《历史铭记那代人》，报道了那盛况。我从始至终参与筹备了这三次活动，亲眼看了湛江知青文化旗手陈祝栋是如何组织与领导才取得这知青生命之流的再度辉煌。为了促进湛江知青文化运动的健康发展，在此探讨它的成败得失，启迪各地知青走向百花齐放百柯争流的新局面。

    我是湛江知青三次大联欢活动的第一颗细胞。我看到外地知青掀起一股忆录青春岁月、发展金秋经济、共建第二故乡的浪潮，虽然湛江知青也步其后尘，但仅处于聚餐加卡拉OK的水平上。我想如果搞成全市性的知青联谊会，引导大家活动走上更高层次，岂不是更好吗？但是分离二、三十年的知青，遍布各地，生活和工作的层次都不同，谁能把大家聚到一块？如果谁有号召力，那么他一定是这种知青文化运动的旗手——核心人物。谁好呢？到底谁好呢？我到湛江农垦工会，找到69届湛二中高中同学而现在任工会主席牛庆新，开门见山说明来意，请他扛大旗。他说：“我可以帮你推荐一个比我好的人选，那人就是现任市人大法工委副主任陈祝栋。”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陈生在红卫兵时代已是我的老战友了。我马上到他办公室说明来意。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一拍拉即合。陈生说：“晚上再带一个好搭档找你长谈。”当晚我见到了陈生带第三个发烧友蔡碧云。从此启动了我们 “三驾马车”的征程。

     经过“三驾马车”的运作，95年10月2日在市粮招酒家招开李中、蔡红兵、刘丽芬等十位老知青参加的摸底碰头会。其中有原中共十大代表而现任农垦一厂书记谢康莲参加到会。与会者有两点共识：一、知青联谊活动是一种健康向上，有益于社会的活动；二必须联系各类人才来作组织工作，即红卫兵时代有组织能力、有影响力的人，知青时代各场的头面人物，回城后德才兼备的成功者（从政干部或大老板）。推选黄常在为临时组长去组阁。会后，我把这信息传递给红卫兵与知青的知名人物陈坎生。他赶到陈祝栋办公室表态：搞知青联是大好事，但鉴于国情，象我这样历史背景的人，目前最好是不能参与组织工作；为了表示我对你们工作的支持，我只能推荐谢海发与白云霞等人才参加筹委。在后来所出现的执政者为知青问题顾虑的阻力，证明了这些贤达之士有超前意识的政治头脑。虽然牛庆新礼仕让贤之事，谢康莲急流勇退之智、陈坎生“走马荐人才”之壮等使我们领略到组织知青联的真谛后，不再参与我们的常务机构活动，但是以在他们奉心奉智的鼓舞下，以陈祝栋为顾问以谢海发为组长的第一阶段筹备小组终于正式成立了。96年2月4日，在湛江农垦局招待所会议室，第一次高层知青人物咨询扩大会召开，与会者40余人，大部分来自各界处级干部以上的领导岗位。打通农垦局领导关系和疏通政界知青的工作，主要担子落在陈祝栋身上。会议内容正如《湛江晚报》副总编苏定华（原红阳场知青）的报导《湛江农恳召开老知青迎春茶话会》一文所说：“老知青们对湛江农垦局的发展和改革成绩感到由衷的高兴，并建议发起成立老知青的联谊组织，加强与农垦的联系合作，展开经济活动，为湛江和农垦经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96年国庆节后，陈祝栋在市二十小召开筹委扩大会，策划出《共和国儿女——湛江知青首届迎春联欢会》的工作步骤，并借助媒体宣传，使广大知青闻风来踊跃参加。后来，有人借一次筹委会上发生因时间紧迫发生“按时搞”与“推迟搞”的争执，匿名何报社反映：这批筹委中有“六四”的阴影在活动。市委书记和市长闻讯指示“要公安局、民政局化解这些活动。”为了辟谣，陈祝栋在家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口授让吕德伟起草一份给市委书记、市长的报告，一方面派策划组谢海发、程惠民等去报社了解真相，一方面派联络组蔡碧云、骆观胜等去动员对筹备工作闹情绪者回筹委工作，一方面派宣传组黄常在、余剑樵等去农垦疗养所邀请“中国的保尔”王孟筠作大会的特邀嘉宾。

     97年2月10日，南舰军人俱乐部悬挂横幅：“欢迎湛江知青参加首届知青联欢会”，大气球纵挂对联：“满腔热血十载风雪练就一代豪杰，举座欢声千秋功业拼到半百英年。”舞台上的会图有一铭句：“历史不会忘记：1963——1978年。”大会演出了二十多个文艺节目。会上还有老知青万何南（市法院院长）代表知青讲话，广前糖业总公司庞道文代表来宾讲活，老知青魏志远（市公安局局长）、李中（市外经委主任）、莫林光（市政法委副书记）与陈祝栋等代表筹委和全体知青，给四个极度贫困的知青家庭进行赠送救济金活动。大会还来了两位不同寻常的嘉宾：一位是美誉中外的市神皇酒厂总经理许梓桐，为大会认捐一万元；一位是曾经影响一代人的长篇小说《军队的儿女》后改编为电影《生命的火花》主人翁刘海英的生活原形王孟筠，为大会祝贺词。这次万事开头难的庆典活动成为湛江知青史上的第一个劫后辉煌。

      98年11月某日，第一次联谊活动部分筹委成员，为了纪念知青上山下乡三十周年，请示第一届知青联筹委总指挥陈祝栋。他表态：“鉴于国情，市领导要求政界知青不要再参与社会团体组织的活动。据上峰这种‘土政策’，我不再担任第二届的领导工作，但你们可以动用上次活动余留的公积金（大部分是依靠陈总去募捐所得来的活动基金）。”于是以冯观华为会长与林华荣为常务副会长的第二届联欢会，才在湛江海滨宾馆顺利召开。会后，湛江电台特邀下海北知青林华荣与下海南知青黄常在到电台演播室作纪念湛江知青上山下乡三十周年的简单演讲；该台还把黄常在的诗歌代表作《老知青之歌》编成配乐诗，向湛江市人民广播宣传。

08年8月下旬，湛江晚报刊登黄常在报导：“湛江老知青代表《探望中国保尔王孟筠》”的事迹，拉开了湛江知青第三届大联欢活动的序幕。陈祝栋借一部分原筹委核心成员去市二中医院探望留医的王孟筠之机，传达了原筹委第一顾问万向南（市人大副主任）建议：……希望原筹委发扬前两次的光荣传统，再创辉煌。其实，陈祝栋对此反映迟钝是事出有因的。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07年三个原筹委成员未经大家讨论研究，与另一个非原筹委成员共四人，私下以湛江知青代表的名义介入广州粤海（兵团）知青网的筹建工作。我给这未来拉新山头起一个代号称“A人帮”（A1是政界公务员，A2是企业干部，A3是企业厂长，A4是老红卫兵名将）或“新筹委”或“代表圈子”等。A人帮不与其他原委筹成员打招呼通通气，而是搞小圈子秘密活动，这必然导致其他人的不满。因此，代表圈子邀请原筹委去审核他们所搞的准备去广州参加汇演的《绿色的梦》时，一些人就托辞不去参与，有的甚至不再愿意介入已种下矛盾根子的第三届知青联活动。大家对万向南的建议都赞同，都顿促陈祝栋快点行动。可是对A人帮有顾虑的陈祝栋说什么也不再愿当这个举旗者的挂帅人物。怎么办呢？黄常在含沙射影说：“如果陈祝栋死硬不再愿做这领头人，那么请A2挂这个帅吧！”A2说：“我不行！”陈立新、唐景、A3都说“我不行！”最后还是蔡碧云附和我说：“陈祝栋还是你挂这个帅吧！再推迟下去，就失机，就来不及了！”还是“三驾马车”心有灵犀一点通。陈祝栋一点头答应，陈立新马上赞助捐给“三届筹委”基金二千元，给大家一颗定心圆……大伙应陈立新邀请又回湛江港务局招待馆举行了第一次筹备会。尽管在筹备过程中发生了一种种不愉快的事情，在以陈祝栋为组长的领导下，终于08年11月7日顺利举办了第三次联欢会。为庆祝这胜利，老知青魏志远（市政协副主席）邀请筹委们到南疆酒家开庆功会。虽然陈生把它赞成我好你好他好哈哈的神仙会，但已无法掩盖已种下的矛盾根子的湛江知青文化运动，必然会朝着矛盾重重的生命之流的曲折方向。

     09年春节清明一过，A人帮公开拉山头另起炉灶地筹建活动。07年一听到“某地观摩下海南知青排练《绿色的梦》（后改为《志在宝岛创新新业》）的信息，一些明眼的原筹委成员就不肯去奏热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弄不清“三届”原筹委与第四届新筹委两者是什么关系？到底是作为“父亲”的原筹委派出作“儿子”的新筹委去组建新项目呢？还是已属“兵团网”的新筹委作“父亲”来支配将来 成其发展的下线“儿子”的原筹委？因为新筹委从未向元老派们公开过他们地下活动的一切，所以笔者硬着头皮去听A人帮唱的是什么戏，参加了他们重演第一届知青推选代表、人才、组织分工等程序。这岂不是一种大换血的改组吗？前三届有成绩的原筹委犯了什么错误呢？谁让他们肆无忌惮地改组！笔者拒绝在他们新倡议书“同意参与”栏上签名画押。后来我才知道，在召开大会之前，A人帮又增添了两个核心人物：A5是某破产企业的法人代表，A6是非老三届知青的某银行工会主席。尽管其第一次筹备大会中，A2称赞说：“过去（原筹委中）陈祝栋和黄常在出很多力搞‘知青联’工作。”但是我还是毅然脱离了与他们的关系。尽管其第二次大会上，A2再次向群众声明：“陈祝栋也会来参加我们这次新筹委的工作，只不过是他目前有要事去了海南，暂时还不能回来”，但是陈祝栋未进入他们画定的圈套里亮相。可是陈生一而再再而三地缺席，令一些新筹委的创始人心急如焚。5月17日上午A2给陈生电话促进其快介入到会，陈反问：“为什么不早把新筹委内幕报告我知道？”A2谎说：“我也不知道内幕，是他们通知我去开（4.18公开）第一次筹备会。你应要大人大谅解A1，不应该那么小气。”陈气愤地说：“你认为我是小孩吗？”5月17日下午，A3也给陈生电话追其快介入到会，陈生反问：“为什么不早把新筹委内幕告诉我？”A3也谎说：“今年的新筹委工作是A1与A5带头搞的，我和A2都不知内情。”A人帮去年已带两车人去广州参与“四十”文艺演出，A2与A3怎能这样睁眼说瞎话呢？5月23日晚，重金赞助获得未来“会长”头衔陈何东约会A2、A3与吕德伟饮夜茶，席间后三者轮流游说陈祝栋去赴这个“鸿门宴”。A2终于打开天窗说亮话“你陈祝栋能来参加我们的新筹委，我们可以让你作一个顾问。”陈生说：“会上A5不是说作顾问非要是当过副厅级以上的干部才行，处级干部在湛江多萝萝（即多得不得了）吗？”A2说：“A5算得物也（即有什么了不起）？他的话不算数！”最后陈生把话说绝了：“你们新筹委这样办事伤透了我的心，（回想‘四十’彩排时，A2把顾问团公认‘第二个节目”最好指黄常在等自编自演的三合一式的《知青之歌》的话丢掉脑后……）现在又把我当成让你们将来任意摆布的木偶，现在再说什么我也不再动心了。”因此，我们不得不对新筹委质问：我们“三体”原筹委犯了什么错误，让你们兴师动众来改组？谁授予你们改组原筹委的权利？

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后最高最大的标准。新筹委所搞的第四届湛江知青联，搞得怎么样了呢？例一，A4原是老红卫兵名将。当召开六A分子预备会时，因发觉没有前三届最具影响办的人物参与，而产生了对这次组织是否成功的质疑，所以他急流勇退脱离了与之的关系。我一听到急坏了的A人帮也已请陈海林、陈伟明和A4等人饮过夜茶，目的是挽留A4在新筹委。我后来与A4通电话获息：他只参与“两会”前的预备会……向我声明：“今后我不再参与他们新筹委的活动。例二，09年6月27日下午，新筹委宣告成立挂牌的湛江知青联。会后许多不明真相的政界知青打电话给陈祝栋追问：你为什么不参加这届知青联？原筹委领导者之一的陈立新也误会到场，会后他说：“钱！我有的是，可是我一分钱也不会给它。”例三，10年5月上旬，我在《家汇超市》偶遇新筹委骨干李天统，询问四届知青联办得怎么样了？他给我一个惊人的消息：“现在A2已不太理事了！”后来我又从新筹委骨干吴启能知道：曾经企图 “挟天子而令诸候”的A2，他所图谋的“常务副会长”一职被另外别有雄心的A5用一万元赞助会费的资格夺走了。例四，据10年12月3日湛江晚报记者苏知平报道：粤海知青到湛慰演的《知青真情永不老》一文只说：“一场由粤海老知青自编、自导、自演的综艺晚会”使 “湛江影剧院人头攒动”，而没有市政要人物或政界知青人物观摩的文明。可见这第四届知青联因只能挂靠广州的“兵团网”而不能通过本地政府审批，才导致记者不敢表述得过份亲热。总之，从“40”原筹委名单看，有三个代表的核心单位有螺岗场、红阳场、东平场和建设场，然而前三者没有一个代表介入新筹委，连第一顾问万向南所属的三叶农场也没有代表参加新筹委。因此我们不能不质疑：“老四”这面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

      十年来，“三届”原筹委开创伊始，已从礼仕让贤的老知青中领略到组织后知青文化运动的真谛：选择各类知青人才来筹委工作者，一是红卫兵时代有组织能力有影响力的人，二是知青时代各场的头面人物，三是回城后德才兼备的成功者（从政干部或大老板）；而选择旗手的最佳人选，他必须是前三者合一式的复合式人物。历史实践都已证明：陈祝栋就是这种三者合一的复合式人物。他是何许人也？文革前他是湛二中高三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学生会主席李妙婷就是让他的优点来弥补自己为公益事业活动而造成学习上的缺失，才与他同班同桌学习。文革红卫兵时代，他原先是“红色风暴”的创始人之一，后来隶属“猫司令”李妙婷毫下二中红旗公社二纵第一把手；为推动两大派团结，高派旗手李妙婷点将带霞山区高派代表到广州省党校参加全省两派联合学习班时他是其中的代表；当知青时代，在螺岗岭农场当班长、报导员、团工委副书记等，上调湛江农垦当宣传干部，“四人帮”跨台后为了维护李妙婷历史清白而被停调一级工资，后来被局长陈文蒿保护下才跟李妙婷一起被平调工资；回城后，84年市委组织部保送他进电大党政管理干部专修班学习，毕业后升迁郊委监察局副局长、市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市人大副秘书长兼任依法治市办常务副主任等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从政期间，出版了塑造自我形象的几本书：诗言志的诗集《心歌集》与《心海之歌》；记自己成长史的《垦荒牛之路》与《腾马》；留下自己奉献法制工作讲活集《民心》。因此，黄常在在《老知青的骄傲》中，赞他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一手拿着办四化护航的尚方宝剑，一手拿着的为时代高歌的诗笔。”

     在知青文化的春天里，已经退下领导岗位的陈祝栋有步骤地酝酿策划筹建《湛江红卫兵史研究会》与《湛江知青文化研究会》。几年前陈祝栋、吕德伟、蔡碧云与黄常在等合写的《湛江知青上山下乡始末》一文，已在《湛江文史》杂志与《湛江晚报》上发表。近期陈祝栋又和黄常在、蔡红兵、蔡碧云等合写《历史的回眸——湛江市文化革命运动前期（66-68）概况》，已在2016年湛江市政协编的《湛江文史资料选编>>综合卷发表。我们希望原筹著与新筹委双方在今后的后知青文化运动中用历史唯物辩证法去分析，去衡量，去克服产生后知青文化变革而阵痛的原因……但愿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旗帜下，被笔者批评与对笔者有不同看法者都起来进实事求是的反批评，引发参与者的共鸣，启迪现代人的智慧，使我们共同努力继往开来，终于寻问出一个永恒不变的以理服人的共识公认的历史结论。但愿所有读过这篇文章 的人，能够回顾平民知青的热泪，旗手英雄的心血；能够让各地知青选拔出许多象陈祝栋式的旗手，在他们的引导下忆录在第二故乡的青春岁月，也忆录在社会大学里付出了什么与得到了什么；能让散居海外的中国知青部落都涌现出陈祝栋式多才多艺的旗手，因为具有博学多才的人才有康德式批判哲学的头脑，具有文学家细胞与政治家胆略的人才能在个人生命之流中从始至终自由主宰自己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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