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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文化运动向何处去A

时间：2021-02-24 【转载】来自于：秀米网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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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发表于2011年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杂志社编《科学发展在中国》784页）

（此文再刊于2011年世界学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学术辞海》笫十九卷中国卷129页）

黄先生是湛江知青三次大聚会联欢活动体系的第一个细胞，是湛江知青纪念上山下乡40周年活动的秘书组与文艺组成员，是近十年活跃于文坛与学术界的知青作家与学者诗人。夏先生是香港知青联的副秘书长，是《香港知青》会刊的责任编辑成员。黄生的妻子张巧玲参加了香港知青联常务副会长钟凤新组织的回访海南卫星农场的联谊活动，才勾通了香港与湛江的知青文化信息。为了促进中国知青文化运动的健康发展，两者就广大知青关注的一系列问题，作出如下抛砖引玉的问答。我们努力多方面跟上时代的步伐，既做历史的见证人，也做时代的变革者。

一、国基问：你阅读知青网上关于30年来的知青文化动态信息后，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我们反思知青文化的最重大意义是什么？

常在答：简言之，我的第一印象是：目前的知青文化运动存在“四不”缺陷：一、思想上思维哲学的方式不正；二、借鉴历史的反思力度不厚；三、知青（含红卫兵）的原始历史素材不全；四、语素繁多而不精。因为当年的知青运动是共和国决策者为了预防接班人这一代“和平演变”的战略部暑，所以今天我们反思出知青运动前进与后退变化的动因，也是在这方面启迪我们反思出共产主义运动前进与后退变化的动因之一。为了知青文化运动的健康发展，我们将探讨出它的正确的成败得失，努力修正好它前进的方向。它将激励人们去寻找自己红色的灿烂的足迹，挽救或扶起离开中庸之道摔倒在地的人，为他们从黑暗走向光明树立起信仰的新目标，支持和鼓舞他们勇敢地直面人生悲剧，拥抱多彩生活和投身和谐社会。

二、国基问：你的所谓哲学问题，回答得太抽象了，能否具体说明一下？知青文化所存在的哲学水平现状？

常在答：什么叫哲学？平常所言的哲学科学，是特指思维哲学，它是从一切科学中抽象出来的总思维规律知识。它如马克思所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它是一切科学的统帅。而它下属的科学分支哲学，只能称自然哲学，生命哲学、社会哲学、数理哲学、文化哲学等。西方称之为“聪明的学问。”而中国古贤称之为“智人则哲”，即明智的人会掌握分析天人合一的规律。西方哲学发展史可分三大价段：古代哲学、现代哲学，后现代哲学。人类在发展，历史在发展，人的思维模式也与时俱进。改革开放的中国学术创新地提出“中西马”三合一的的未来思想模式的发展方向。即把中国万变不离其宗的天人合一观，西方现代频频更生换代的后现代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后马克思主义所缔结三合一的未来思想模式的新生物。可是，目前的知青文化现状跟现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一样，仅停留在“现代哲学反思”的水平上。恩格斯曾告诫说：“一个没有理论思维的民族，休想攀上科学的顶峰。”我们都知道，在省级以上的社科院与大学中，研究哲学的知青不少，但是他们是不能够象徐友渔一样浮出水面（与有作品=有知名度）评论知青文学，是少得可怜屈指可数的。即使有如何新那样的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化资深的知青学者，尽管他术著甚丰，由于没有没有插足知青文学，故知青榜上点将时没有他名。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是文化运动发展的两只翅膀或两个车轮，知青文学批评水平偏低与队伍偏小，就会制约知青文化的健康成长。因此我们不能够群策群力去及时纠正知青文化运动所出的不良倾向的问题。

三、国基问：你所讲的“借鉴历史的反思力度不厚”，具体是指什么？愿听其详。

常在答：恩格斯有一句名言：“一万年以后，人们觉得当年的争论是非常幼稚可笑的。”这是说：随着事件发生后的历史延长，人们对之反思，欲还其本来面目的历史真相，所凝聚认识其精神精华也越来越深厚；人们对事件评价的水准，也因排除历代史家个人，阶层、阶级等偏见成分而其真实性，也会越来越高，越来越中肯。例如知青文学所经常提到的“知青运动是鸟托邦的产物”论。更有甚者，还借这种思潮把共产主义运动等同于“鸟托邦”产物，从悲观主义滑到虚无主义的泥坑而不能自拔。何为鸟托邦？1978年，知青运动刚结束就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注：鸟托邦~~~“理想中最美好的社会。本是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1478—1535）所著书名的简称。……描写了他所想象的没有阶级的社会，并把这社会称‘鸟托邦’，意即没有的地方。后来指不能实现的愿望、计划等。”现在的知青只停留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地了解；此典所注的肤浅解说，并倾向于它的贬义解说，不能真正了解“鸟托邦”的真谛。

然而1981年出版的的《简明社会科学词典》又是这样解释“鸟托邦”的：……“（马克思《资本论》说）一、莫尔认为私有制是一切社会祸害的总根源，所以只有完全废止私有制，财富才可以平均公正的分配，人类才能有福利”。二、莫尔又对理想社会‘鸟托邦（鸟有之乡）’的描述。……实行公有制，所有成年人，除担任公职和从事科学研究者外，不分男女，都参加生产劳动……没有农业人口，每人都要轮流参加两年农业劳动……”可见，莫尔在资本主义还处在不发达阶段时就科学预见了它。在这个理论思想基础上，文革前（1955-1966）中央和地方早成立了知青上山下乡的专门办事机构，曾在江西省办起知青运动的试验田——共青城，把它作为消灭三大差别的战略部暑的典范。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的制约，这个历史的序幕拉开了，但始终形不成知青运动的高潮。历史的契机落到了老三届这一代人身上：一、文革动乱造成城市经济文化的破坏而瘫痪的经济危机，无法一下子安置那么多积压的毕业生就业；二、供小于求的就业率矛盾使执政者很难处理很容易激发派性澎涨期临近闪点刚调和的红卫兵内战死灰复燃的政治危机。这就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反文革派，在否定文革后三年中也跟华国锋迟迟不肯否定知青运动的历史根源与思想根源。

然而， 07年版的《现代西方哲学辞典》又介绍了“1918年德国布洛赫著的《鸟托邦》的精神”其主旨是对鸟托邦精神在当代世界的可能性作出理论上的论证。强调人是鸟托邦的主体，是没有实现的可能性的焦点。历史哲学的任务是唤醒生活，促使一个处于潜在状态的、没有人的首创精神就不能诞生的世界的出现~~~~~~这种意志提供给人关于向真正的可能性发展的尚未意识的知识，它处于意识的高处，在生存着的人的“此刻”的黑暗中发生作用…… 指出对于社会主义的任何进步的发展来说，马克思主义的贡献都是决策性的。但又认为马克思的学说缺少鸟托邦精神，必须把鸟托邦的内容补充到马克思的学说中去。从此可见，为历史的“鸟托邦精神”正名，不但有助于我们从历史高度重新认识“知青运动”，而且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理解。目前，历史学暂时给知青运动下了一个折衷的评论：有些人因此而认为，既然彻底否定了“文革”，就应该连同知青运动一起给予否定的认识是不正确的；而那种以知青运动不是文革运动的产物为前提，认为应该继续始终一贯地坚持这一作法的观点，也是欠要的。从此可见，这个历史结论非要知青自己给它定论不可。

四、国基问：从一浪高于一浪的知青文化高潮中，你怎样看待知青文化原始素材不全的问题？

常在答：历史事实不同于物理事实：物理事实是可以计算，测量、复制的、而历史事实则不能再造，只能通过记忆给它们以理想的存在。历史学家与作家处理人类文化生活时都带有一种情感色彩，他们对历史事实进行解释时，往往各花各眼从自己的内在生命出发，用各种有色眼镜去审视历史材料去判断事实状况，理解当时人的心理活动，以便把握历史的内在动力，复活历史的生活图画。知青运动是由教育者与接受再教育者共同创造历史的产物。两者是知青运动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并互为主客，从地方而言教育者是主体，知青是客体；从“部暑”而言，知青是主体，教育者是客体。从目前的知青文化状况来看，知青们所掌握的原始历史素材很不全：一、从知青内在史材上看，假如把中国知青看成“知青部落联盟”，那么其应有不同时期介入运动的部落群体，如文革前下去的老知青，文革的前期老三届下去的知青、文革后期处于知青运动“低潮”时非老三届下去的新知青与及以“知青”名义下去的社青——不是知青的“知青”等。然而，我们从目前广东知青文学的状况看，绝大部分都是老三届知青垄断了知青的话语权，唯独看到电影《情满珠江》讲述广东知青下乡到珠三角的故事。而文革前老知青的文学的反映几乎是一片空白。二、从知青外在史材上看，教育者的队伍除了中央高层的指示与决策者，还有支左军人、工人、农民、自己（后期知青点除了些少领导与枝农，都是自己管自己与自己教自己）等。然而，除了见之于记者写中央高层的指示与决策者的报导文章与各垦区报导与回访知青联谊活动的文章之外，再没有看到一个与知青运动有关的干部、军人、工人、农民笔谈当年的感想的纪实文学作品。却有少得可怜的一两人作他们的代言人，抒发了一下他们的这一方面的声音，如王彬彬以“一下乡下人”或“乡下人的后代”的名义所写的回忆录《岂好辩哉：一个乡下人对“知青”的记忆》，与湖南一级专业作家刘醒龙以知青同代人的身份所写的中篇小说《大树还小》等。且不说他们评价得对错比列的成数，单从他们在史料上开创了零的突破，就是难为可贵的。平心面论，他们一些以偏既全的过分观点是有不妥之处，然而他们所反映的知青败类的史料是百分之百是真实。我对这两者的印象是：王彬彬是善意的眼高手低的关爱知青文化的文学批评者，而刘醒龙是发无名火的无聊透顶的炒伪作者。总而言之，在原始素材不全的历史条件下，知者作家的作品往往是盲人摸象的产物，更无法产生象西方文艺复兴那样史诗式的知青文艺的杰作。

五、国基问：你是如何分解其中“语素繁多而不精”论点？你如何理解红卫兵一词的语素？

常在答：德国卡西勒在《符号形式哲学》认为：人在一切精神领域中的知识都是符号活动的结果。语言、神话、艺术、宗教同科学一样都是人用符号来表示的不同类型的经验活动。它们是组成符号之网的不同系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由于人能创造和利用符号，所以人为自己打开了各取所需的理想世界之路的同时，也为自己各自打开的学科幻想之门以便达到可能与世界和谐之路，从而使人不断走向自由和自由解放。中国红卫兵是文革运动的产物。红卫兵运动与知青运动都是文革运动中，既相互交织在一起，又是人类史无前例的事件。我们老三届知青这一代人是新中国的同龄人，这知青成长的脐带与新中国命运紧紧相联。由于这是一条没有前人走过的路，所以知青在自己写自己历史文化的过程中，必然书写出许多生造而语义模糊不清的术语。这就是其“语素繁多而不精”的历史根源。所谓“语素繁多”，是说某名词由几种语素构成，在没有语境前提下以该名词广义语素指代狭义语素。反之亦然，就说明其用词“不精”而造成语意不准确。

回顾文革结束后的中国人的思潮，人们对红卫兵一词义的理解是最糟糕的。无论是具有慧眼的历史学家，还是曾经当过经卫兵又当过知青的人，绝大多数人对之都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当抡出风头的文学家草率把红卫兵形象写下小说或搬上银幕，真正的聪明人都觉得它是惨不认睹的“四不象”。能对红卫兵有真正的理解，其前提条件是对文革的真正理解。且不说将来人们是否重新给文革功过是非再打多少开，就拿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对文革所下的“定论”是“三七开”来说，即三分是正确而七分是错误。然而，当浮在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从“七分”错误扩大到百分之百全盘彻底否定文革时，有谁人能胆敢站出来说明与纠正？当海外知青质问国内知青为什么回忆知青故事时割断了红卫兵的历史？我想，还红卫兵本来面目，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这里，我只能在“三七开”框架下，论证红卫兵的概念。我原认为，红卫兵相当于小学的少先队与中学里的共青团。可是在文革的特殊年代与环境中，它是“破四旧立四新”的产物，狭义上是特指学生中敢于挺身而出保卫红色政权与红色司令部的先锋队的一层人，广义上是泛指这一层人为主流的一代人的整体。这个名词的原素在风起云涌的文革风景中不断地分裂出引申出许多新的语素。如果说红卫兵是造反派的化身，那么这个整体革命群众的原素就曾经分裂成造反派与保守派、革命派与保皇派、中间派与消遥等新语素，为大联合时又分出高姿态派与低姿态派等语素。当文革结束后，甚至还有老三届部分下乡后被留校统筹起来的后红卫兵象征派。人们数落红卫兵与造反派时，令许多当事人且丧的是：至今还是不清楚自己到底属于谁？从“破四旧”到派性武斗，沉下去当消遥派的人是占90%，卷入派性斗争的人只是占10%。这个“10%”（这种比例仅指学生）与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推翻沙皇政权的政治力量的10%，正好是成正比。我依稀记得：当年的两派学生都看不起消遥派；当年的两派都自封自己是真正的造反派革命派，而别的组织成员不是保守派就是保皇派或反革命派。然而，谁是真革命、真造反是不能自封的，它不但要得到对立派的认同，还要得到革命干部与支左部队的认同，更重要的是得到历史的认同。虽然红卫兵中也有极少数人，既当过中间派，也当过造反派、革命派与高姿态派等，这种人也许对文革才有清析的独特看法，对知青运动才有独到的见解，但是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这种新面孔的人至今还未见其以醒目的形象出现在知青文坛上。

六、国基问：你把红卫兵微观研究出这么多语素，能否也给知青作如此这般的微观研究？知青运动的起源、过程、结束是怎样的？各种各样的知青是否有质的区别？

常在答：对文革前知青运动初期的简单回顾，它的动因是：一、我国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使生产关系过于简单化，使劳动就业的出路越来越窄；二、长期忽视计划生育，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很高，使城市就业难等矛盾更趋突出；三、因60年代，为了调整国民计划经济，党中央决定大量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因此，始自1955年起，团中央在十几个城市开创了远征垦荒队的试点，发展成从中央到各地方都成立了安置城市知青下乡的专门机构。1955年毛泽东发出“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兴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从中还树立了董家耕作全国青年学习榜样的典型。尽管1956年中央以红头文件发出“下乡上山”的号召，但是十一年中除58年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时没人下乡外，不管怎么煽风点火，由于工农差别与重城轻乡的思潮影响，下乡者仅仅是79000多人，仅占知青运动总量1700万知青中的200分之一。

68年至78年间中兴起知青上山下乡大起大落的知青潮过程是：它要成文革政治运动的组成部分的动因是：一、文革动乱所造成的经济危机，使城镇与学校一时无法安置老三届毕业生；二、供小于求的就业率矛盾使执政者急于一刀切去处置面临于派性斗争闪点的两派学生；三、文革红卫兵派性斗争开展的“语录战”，不但让各取所需断章取义者初步接触了马列原著，还把中国的造神运动推向幼雅可笑的“极左”顶点；无形中为过去十年受阻的知青运动扫清了思想道路，使文革中的决策者们都冲昏了头脑；四、经过三年文革“红化的革命接班人”就好派上用途，安排在名为缩小三大差别的“知青运动”兵员不足的战略部暑的薄弱环节上作“试验品”；五、不断革命论的上纲上线政治手宛，削弱了影响“被再教育者”上山下乡的家庭与社会的阻力。这后十年的知青运动，使下乡知青共达1623万人，相当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量，从社会关系网牵动着整个中国人的民心。

在微观研究知青运动中，我们可以从两个层次看到知者一词的语素：一从历史角度看，知青可分为文革前知青，老三届知青，非老三届知青等；二从经济体制看，知青可分为兵团知青、农场知青、林场知青、牧场知青、农村知青、回乡知青等；从经济地位来看，知青可分为干部知青、战士知青、、医生知青、工人知青、农工知青、农民知青、牧民知青等语素。从此可见，由于知青所处的环境不同，各人的个人社会地位与受教育水平都不同，所以知青部落群体中有强、中、弱的层次群体之分。

七、国基问：从你对红卫兵造反派与知青概念的微观研究来看，我们以前知青文化中的许多历史哲学概念是否真的错了？如果真的错了？我们又应怎样应用修正的新的后历史观，去宏观研究地反思文革？

常在答：历史不能更改，也不能渗入象后人任何主观愿望的价值观需要的假如。如果人们为了不想让不健康何上的东西影响人们当今的新生活实践，可以给它作出天人合一的中庸之道的成败得失的评价，再以之健康向上的东西去指导我们共同的未来。我们老三届知青一代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因此我们这一代共和国儿女的脐带是联系着新中国的母亲的，也即祖国母亲走过的喜怒衰乐，也是我们知青曾经走过的喜怒衰乐。如果今后知青文化继续按上述我所总结的“四不”缺陷的老路滑下去，必然使我们表述回忆历史中因许多历史哲学概念不清而失语，或转弯抹角去回忆那割断历史的“历史”，从而影响知青文化的质量水平。因此，不少学者为此担忧而写出希望纠正通说的学术论文，如《今日风流》杂志曾发表了知青学者徐友渔写的《还“文革“本来的面目》，与部分大学教授与报刊编辑代表如何正确对待“文革”座谈记要《有待放下的思想袍袱》等。如果说我们文革结束时，为了避免让刚降温的派性斗争又死灰复燃才严禁研讨文革的是是非非，好让大家把精力集中在以经济点建设为中心的“何前看”方向上，那么时隔三十年后，从中央政协至地方政协发红头文件要求参加文革当事人抢救红卫兵与知青史料时，为什么我们依然沉默在红色恐怖的“极左”阴影下怨天忧人，没有涌现出象布鲁若式圣斗士的独立思想者？

恩格斯说得好：“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经常注意产生与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与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通相互作用才能做到。”（见《马恩选集》62项）从此可见，要正确描绘知青运动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才能感知到知青生命之流所展现出不同层次的社会价值意义。例如从老三届68—78十年知青运动中，即从68至73年的高潮转变为74至78年的低潮变化中，我们可从中获知对其一定水平的社会评价；可是再从55年至78年共23年间的知青运动的实践感知其前进变化与78年至今30多年其后退的反思变化之间，我们也可从中获知社会对其有更上一层楼的新评价水平。

孔子说过：“董狐是古代的好史官，记事的原则是直书而不隐讳。”《左传》可见，对历史实事求是的“书法不隐者”才是“良史”学家。从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对照中，我们已知知青文化中的许多历史概念是真的错了。众所周知，毛泽东同志是新中国革命运动的成亦萧何败亦萧何的历史大人物。他曾对自己革命生涯总结说：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推翻蒋介石政权，缔造了人民共和国；另一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第一件大事，大家都公认他功高盖世。然而对第二件大事，官方给他的是三七开的评价。至目前为止，笔者只看到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片“彻底（全面）否定”的声音，未见有用历史唯物论去评价其“三在何处、七在那里”的另类论文，是否是非要对“文革”表了“彻底否定”的态度者才能算一个人是真正的革命派呢？《国语》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雍而溃，伤人必多……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将来后人再把“文革”放在解放前（苏联刚成立或五四运动时起），列宁时代、马克思时代等历史范畴的思维框架去评价，也许原先的使“七（错）：三（对）开”会逐渐反潮流变成“三（错）：七（对）开”，也许原先的“七（错）：三（对）开”会逐渐顺潮流变成“九（错）：一（对）开”，但是原先的“七三开”绝对不会变成“十：０开”，因为“单阳（指全部肯定）不能生”与“单阴（指全部否定）不能生”的易学原理会判它为死局。因此，只要我们能够（内部与外部）运用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去反思文革，才能迎刃而解知青文化中的“知青（内部与外部）语言霸权”、“青春有悔与青春无悔之争”等难题。

八、国基问：你的新观点可以让人第二次重新认识知青与知青运动。你能否在此精确描绘出知青生命之流的轮廓？我们又应该怎样正视与面对我们共同的后知青实践生活的现在与未来？

常在答：第二次重新认识知青运动的前提条件是首先要了解“修正主义”之辨与“造反派”之辨的规律。什么叫修正主义？“修正”一词原意是中性词“修订”、“校正”。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德国伯恩斯坦以“完整”形式提供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改与修订，故称修正主义，亦即伯恩斯坦主义的代名词。……其在政治上提倡“阶级合作……后为第二国际的考茨基主义的者所接受。中苏曾称之为贬义词：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用最革命之词与最激进之态，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五、六十年中苏关系破裂，中方“九评”使“苏修”代表人物赫鲁晓夫下台；苏方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也一样指责毛泽东为“中修”代表人物。1993年苏联解体，曾被奉若《圣经》的《苏共党史》被评为虚构的历史。《列宁主义批判》作者温火军大出风头，……但内幕依然是：在内部“左派”布尔什维克之辈下台，“修正”（右派）孟尔什维克之流上台；对外部两派共同对付投靠西方的沙俄残余势力。因为国际形势已倾向向修正主义所预见的路线方向发展，所以“修正主义”又从贬义词变为中性词，还其本来的面目。从此“修正主义”之辨沉入海底。文革的造反派之辨与前者一样，也走过了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圈子。什么叫造反派？顾名意义，是创造出一个反潮流的新潮流的新派别。文革大联合前夕，我曾写了一篇名为《不同世界观执行不同的路线》的论文。其中心思想是说：造反要有理，有理的造反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扛杆；反之，造反而无理，只能是乱来妄为，无理的造反只能对正常社会的破坏。尽管他人主观上是追求真理的太阳，可是客观实际上象猴子反坐在牛背行走，越来越掉下不能自拔的历史黑洞，众叛亲离，被历史淘汰。谁是响当当而永恒的造反派，不是某件历史事件做对了就可以自封自己是当然一生的造反派，而是在一系列相关事件中都做对了，还得不同派别的群众公认，历史的公认。因此，在我们反思文革时，不得不沿用原有的词汇。“两辨”启迪我们，用第三只眼睛评论“文革”也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错与对，它的错与对并非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引起参与者的共鸣，启迪现代人的智慧，使我们共同努力继往开来，终于寻问寻找出一个永恒不变的以理服众的共识公认的历史结论。

什么叫“生命之流”？它是法国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基本概念，是一种带有强烈的行动意志色彩的精神力量，是一种“创造的需要，”（创造的活动）不受任何原因和条件限制。……它同绵延一样，是持续不断的纯粹变化，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流，故称生命之流或生命冲动。运用这种逻辑去衡量我们知青的命运，它就好象人生海洋中最惊天动地，最惊心动魄的海啸：文革前它象渐渐升高的涨潮；文革中它象铺天盖地的海啸的高潮，文革后它象渐渐远去的退潮；文革前老知青为知青运动初期的试点，文革中红卫兵知青为知青运动中兴时期的全面展开实践，文革后知青运动后期或未期，知青应用上山下乡锻炼出的精神烙印付之回城新生活的新实践，不断用知青文化，反思过去实践对现在及将来子孙后代的深远影响。谁人一旦进入知青运动的人生轨道，无论是知青与知青之间，还是教育者与接受再教育者之间，都会溶入同呼吸共命运的牢不可破的友谊——知青情结的旋涡。蔡东士为了广州知青《永远的情怀》综艺晚会作序时，把这种知青情结称为“岁月甘泉”，并把它作序文之题名《岁月甘泉》。然而，我在歌曲《老知青》词中，却把这种知青情结称作“半生不熟的青果”或“未曾写完的诗篇。”总之，上山下乡是知青运动的锻炼阶段，回城是知青运动的升华阶段。因此在《老知青》中，我把知青生命之流诗化成：“在生命的河岸扎根开花结果，”一旦听到我们共同的名字——知青， “你都会情不自禁抬起老花眼，寻找知青部落中那属于你的星座。”言下之意：知青一生写自己生命之流的历史，回城后的知青还在继续书写自己的历史，积极参与者为自己个人的红火付出代价，消极沉默者也为自己的寂寞付出代价，然后各花各眼为自己写自己的历史而笑傲江湖。

九、国基问：文革前知青运动与文革中知青运动比较，后者为什么能掀起海啸以的高潮？这种高潮为什么又象雪崩般退走了？你又有什么与众不同的高见？

常在答：过去社会主义阵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都把巴黎公社的革命尝试，视作他们模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雕型。后来，被喻为马列主义第三代领袖的毛泽东等及毛泽东思想者们，也无不把中国知青运动当作他们何往共产主义的一项大社会实验与防修返修的战略部暑。可是今天的研究者们却众说纷纭。据邱石编的《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下卷《“文革”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总结概括说：“究其原因，除了我国国情和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仍然存在以外”，主要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给社会制造的严重的混乱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影响，使知青上山下乡在无数个“力”的作用下被扭曲了，演变成为一场运动。邱石先生所叙述的原因，我在第六问答题中作了介绍。一方面是，把国情与经济体制所影响上山下乡的原因列出了三点：一是计划经济使就业面路窄，二是计划生育失策加深就业困难，三是城镇精简职工使新就业难上加难；别一方面是把“文革”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所造成无数个力作用下被扭曲了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原因列出了两点；一是文革动乱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已使城镇与学校一时无法安置老三届毕业生，二是执政者争于一刀处置临近派性斗争闪点的两派学生。除了上述官方史家观点外，而我也为后者加了三点：一是红卫兵“语录战”在一定程度上把过去文革前知者运动受阻的原因扫清了思想道路，二是执政者欲把红化了的革命接班人“作缩小三大差别战略部暑兵力不足的补缺”的试验品，三是上纲上线的“学习班”斗争工具削弱过去那种家庭与社会对知青运动的阻力。但是，在这里，我不能不以一个老红兵、老知青的名义，再给“无数个力作用”范畴填补目前官方史家与知青文化研究者都未曾涉及的两个空白。

第一点是关于侠名写的政治抒情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英雄》对知青中兴运动的影响。老三届知青下乡前，我早就听说过这首诗，可是到了知青纪念“上山下乡” 30周年之际，才从郝海彦等三人编的《中国知青诗抄》中，才见到这首梦寐以求的诗。编者注日：“《献》是表达一代青年渴望战斗、投身世界革命的长诗，作者不详，1969年秋从北京传出，后来在全国各地广为传抄。”我可以为历史作证，此诗传出不是“69年秋”而是“68年秋”，更准确的说是在两大派代表坐下来酝酿成立革委会与酝酿老三届毕业生何去何从“急待解决”之际。当年那时，曾与我出生入死的老同学老战友何盛权第一次何我传达这令人陶醉的诗。因此为他父亲单位是湛江农垦的物资储运站，其中有许多老红军作普通职员，所以我对他传给我的信息是深信不移的。平心而论，此诗的艺术性成就是红卫兵史上无以覆加的杰作。可是从政治性角度上看，它是却宣染毛泽东欲在反对“封资修”基础上创立“第三世界”的鸟托邦式的“太阳国”。假如历史走向果然按诗中的领袖指引的方向走，那么此诗果真是红卫兵的史诗。可是历史对它开了一个玩笑，老三届大部分被卷入知青运动的历史洪流。因此，此诗没有一句涉及“知青”的内容，纯碎是“文革”极左登峰造极的宣扬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产物。因此，来自北京，上海、四川等地部分云南“兵团”知青，被此诗误导越国界参与“援越抗美”战线而走上不归路。因此，至今作者不敢出来亮相，以免被政审，或被历史留下骂名。从此可见，此诗是把知青运动中兴推向高潮期的“怪力乱神”（孔子语）的诱铒之一。

第二点是关于小道消息透露决策机构者们所许诺的“这时期知青可以早下乡早回城”的政治骗局。邱石先生在总结知青运动时说：“文革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同于以往的知青上山下乡的根本区别”是前者“被赋予了当时盛行的政治‘运动’的方式。”言下之意是：文革前知青“下乡上山”由于没有“政治运动”形式推波助滥，所以它振兴不起高潮；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由于有了“政治运动”形式推波助滥，所以它才能掀起了高潮。笔者却不这样认为，君不见文革前早就有“不断革命论”的“政治运动”形式，只不过文革中的“政治运动”形式达到了“极左”运动不断升级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已。然而，当年红卫兵对毛泽东的指令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地顺从的。1967年10月11日，《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下达后，红卫兵两大派，被社会矛盾卷入社会两大派武斗，“绝大多数学校大联合没有实现”。1968年7、8月起，掀起了宣传“再教育”理论高潮。9、10月流传出了“这批特殊时期的上山下乡原则是知青可以早下乡早招工、招生等回城”的小道消息。这些一贯把小道消息视如听到代表党中央毛主席的社论一样的红卫兵，一下子象传瘟疫一般分期分批卷入了知青运动的浪潮。尔后，11月年底，在“大批判开路的精神压力下”，毛泽东才发出“接受贫下农再教育”的指示。这已许不是过河拆桥的马后炮吗？这情况跟余夫、汪卫华缟《中国知青泪·鸟托邦试验》所说：“毛主席1962年对1958年有个回头看，到文革就不认账了”一样。被政治家玩弄的老三届知青只好无奈地听天由命飘流了。不独有偶的是：70年南韩也搞了类似缩小城乡差别的社区化革新运动，至今已获国际公认的成功的成就。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反思：文革前知青运动初期学习“鸟托邦”，由于用苏式 “计划经济”与“终身工种体制”的形式去模仿，结果它步履艰难；文革中知青运动中兴时期再学习“鸟托邦”也重踏履辙，结果它也失败了；而南韩用市场经济与非终身工种制去学习“鸟托邦”，它却成功了。从此可以推测，当年决策者们曾在“经济模式与工作体制”上有分歧，“早下乡早回城”的“好心骗局”被“搞军事化”的“计划经济与终身工种体制”的“极左”思潮又死灰复燃了，“独裁”了。换言之，我们重犯了大跃进时代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老错误。可惜，这些决策者都已作古，死无对证，留下历史之迷。

可是，为什么知青运动的中兴高潮又象雪崩般退走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这动因，邱石先生认为“它是一轰而起，没有长期的整体规划”所造成的。笔者对此观点也不敢认同。知青运动初期源于55年，不久就有从中央到地方的知青办事机构，它搞得困难重重的主要原因是体制问题，而不是什么理论问题或计划不周问题。但是邱石先生总结中兴高潮期的成败得失的论点还是比较恰当的，他说：“必须强调指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做出的贡献是不应忽略和抹煞的……对于他们在艰苦的环境和国家民族所处的迷境中做出的贡献，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然而，为什么它有好的开端，而没有善终，突然象雪崩地退潮？依我一家之言，是因为他们苦难历程的心上有了许多撕心力渴的伤痕。例一：71、72年城镇经济复苏，城镇招工工作被农垦（兵团）领导者流反驳说：“我们也是国营全民所有制企业，为什么我们培养好的人才那么容易被调走？”它导致改变为招71、72年应届毕业生留城，却伤了带头中兴下乡者的心，例二：71年“九一三”事件至73年批林批孔运动，红卫兵从“被利用”当炮灰到“变成替罪羊”的社会形象转变，也扫了知青过去个人崇拜的兴，五年中只有极少数人走上当工农兵学员去读书的回城路，使知青人心动荡。例三，73年李庆霖反映知青问题的信，毛泽东只空投“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的指示，被拖延到毛泽东再次在别一份反知青问题的信上再指示：“知青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可是由于毛泽东一路没有走出原来的经济体制模式的怪圈，所以直到他逝世，也未“解决”，一次又一次伤透了知青的心。例四，76年四人帮垮台，知青翘首以待新执政者对知青落实“早下乡早回城”的诺言。令人遗憾的是，以华国峰为首的执政者依然也按原来的经济体制模式思考问题，泡制了《知青工作四十条》（斯大林迷梦的强心剂）武断地剥夺了作为“知青”回城的权利。当宣读它时，知青们哭声动天，有的甚至昏倒，终于酿成云南知青第一次大罢工与上京请愿，第二次大罢工中千人大绝食……1979年回城知青760万的“胜利大逃亡”。当这场悲剧演变到快降幕时，即78年冬才被邓小平在中央高内部提出“知青运动有四个不满意：“农民不满意，知青及家长不满意，城镇对口单位不满意，政府不满意；李先念才在一次知青工作会议上不得不如是说：“前提是上山下乡，但老办法不行了，要改。”这都马后炮的及时雨了。历史证明，老三届知青喜欢原来空想社会主义所科学幻想的鸟托邦体制，而不喜欢后来“科学共产主义”所主观幻想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体制。

十、国基问：知青论坛有青春无悔与青春有悔的派争，甚至有否定有所谓两派之争存在的第三者，你怎样评说这三派观点？

常在答：毛泽东有句名言：“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此话有两层含义：一是社会有左右两党对立，无党性的中间派是主张以人为本的社会和谐，三派合一时就能建立以人本的天人合一的中庸之道的和谐社会；一是党内有左右两派对立，无派性的中间派主张以党性为本的党内团结，三派合一时就能建立以党性为原则的大团结的党。据陈小雅《北京知青历程回眸》说：文革红卫兵语录战中就有左右之分，表面上是有以知识分子与社会各界子弟组成的主张反“血统论”的“四·三派”与以高干子弟为主由老红卫兵组成的倾向“血统论”的“四·四派”，其实也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间派，为语录战从造反派与保学派之争发展到革命派与保皇派之争，即从文斗升为武斗，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制约，我们很少人难能超脱达到中国布鲁若式圣斗士遇罗克的精神境界……大联合下乡当知青后，红卫兵时期的话题被换下了，回城探家的知青出现各色各样的气氛，其中有一小圈子对思想理论感兴趣的小人物。于是他们打破文革时的派性界线，为了交流思想的愿望，组织一次次多元化对上山下乡对农村问题有感想的坐谈会。

孔子曰：“人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我想，渐渐步入晚境的知青们，有时会因为对共同经历的基本评价，争得面红耳赤。有悔与无悔之争还处于我们知青渡过“不惑”与“知天命”之年而面临“耳顺”之年的时候，是很不应该有的。正因为我们知青文化还存在我上述的“四不”缺陷的现象，才在语言泡沫中争来争去，争不出头绪，争不出谁是谁非，争不出谁胜谁负。他们精神面貌如徐楠《走不出的知青领袖梦》所描绘：“有悔者，痛感时代对整整一代人的折磨，后悔自己做出的牺牲和命运的不公；无悔者，深感知青经历使自己磨炼了意志，加速了成长，更以一种无法代替的方式，深切了解了自己安身之命的国家，从而奠定了整一代人的心智和意志的成熟。”前者对现实发出呐喊与谴责，有些人直接延申出现实诉求。例如，98年成都知青的聚会活动上，一条“青春无悔”的横幅被不同意见者扯下：“无悔？你们无悔你们就回去！”又例如，08年湛江知青筹办纪念活动中，对第一个节目序幕唱歌题目有分歧，主张唱《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者压倒了主张唱《红歌联唱》者，导致大合唱原班人马退出五分之二。然而，后者选择与接受现实并与之和解，与老工人老农民结下血肉相依的亲情，其中很多人积极反哺当年插队所在地，有的在第二故乡建纪念知青碑、桥、路、亭楼等，有的为青春故乡捐助希望工程，有的为上山下乡故土招商引资，有的为挽救现代人信仰危机与思想堕落，还提倡重新推行鸟托邦主张全民分批流 “上山下乡”的务农的制度（如莫冬《中国有必要再来一次“知青”》）。总之，反哺亲人活动举不胜举。09年1月8日，《南方周未》刊登了《走不出的知青领袖梦》，报导了扭转中国知青命运历史走向的领导云南知青罢工请愿、绝食的几位领袖者的思想历程，典型地代表了“无悔”者闪亮点。如例，回城后，个个知青发誓：“老子撒尿都不朝这个方向，”如今却一次次梦回云南的青春故乡。又例如，当年知青领袖之一的李长寿回忆中： 40年前，送别上山下乡，火车站上，有哭声震天依依告别的场面，而95年重访第二故乡再离开时，车子无法开动，老营长，老连长、老工人们久久不愿松开握别的手，车上下哭成一片。本报记者徐楠评说：“命运总是轮回，当年哭着去往的地方，今天都哭着离开。”这是何等悲壮的生活悲剧。然而，知青中也有超越有悔无悔之争者。我最知己知音的朋友陈伟明就是典型的中间派。回城后他就读过华南师大政治经济系，也曾任过湛江市进修学院教务主任。他多次以老知青身分对“上山下乡”指示向我发表过许多高谈阔论或奇谈怪论。例如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批判，他说：“从政治学角度而言，这句话有反动的因素成分。列宁曾这样对农民评价：‘他的善良和残忍，他的勤劳与自私，他的聪明与狡诈是分不开的。为什么知青非要给农民“再教育”，而不提‘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呢？”实际上，我们下农场者是受到工人与农工的再教育，而下农村者是受到贫下中农的教育。又例如对“有悔无悔”批判，他说：“我们老三届知青根本不应该存在什么有悔无悔之争？产生有悔无悔之争的前提条件是他们的前途曾经有过可先择其它就业的余地，然而对我们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是一刀切的无其它路可走，是别无选择的“大势所趋”即“不想走也得走”，因此两者之争是无谐之谈。”实际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老三届知青对就业选择上，的确是别无选择；对上山下乡历史潮流面前，是顺潮流下乡，还是逆潮流滞城，或留城等待风头转向，每人都还可以选择二者之一，每人都要付出代价，即下乡红火者要为红火付出代价，滞城沉默者也要为沉默付出代价。然而“二选一”之后的道路，也同样有各时期的再选择而走错路的行为被自责而“忏悔”，这是后话了。

十一、国基问：知青话语霸权之争，也是知青文化运动的热门话题之一，你如何评论教育者与接受再育者之间，知青与知青之间的话语权之争？

常在答：“知青语言霸权”一词首见于王彬彬《岂好辨哉：一个乡下人对“知青”的回忆》一文。他说：“从最初的‘知青文学’到眼下五花门的回忆文章，都出自当年的知青之手，都只能说是一种‘知青话语’。当年的知青们，作为完成了‘知青运动’的一半，垄断着关于这场运动的全部话语权。”“在知青话语中，知青总是主体，而农村和农民则只能是客体，被置于受打量，受审视的境地。”“所谓知青运动，是城市青年与农民共同完成的。因此，当年的农民对知青运动和知青生活也有一份发言权。但至今为止，并没有农民的声音。只听见知青在单方面地说个不休，他们说着当年的自己，也说着当年的农村和农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表现了知青的话语霸权。”这破题儿的文学批评，使他十几年独领知青文化论坛的另“一半”的风骚，没有超越者，为此，《毕业论文网》作者对之作了如实评说：在知青文化运动的话语失衡问题上，他“提出农民不受重视，强调知青与农民的互动关系，这些都不失为有建设性的见识。然而……由此推导出一个所谓‘知青活动霸权’的结论，都是体现了颇为偏执的情绪。”

笔者认为“知青话语霸权”论有三点误区：一、把文学话语与工作报告话语划等号，是牛头不对马嘴的。文学是用艺术语言的手段以构成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并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语言艺术。因此，知青文化作品仅仅是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的一家之言。报告是把事情或意见如实用口头或书面向上级或群众所做正式陈述。虽然两者属社会意识形态之一，但是文学却象天上的彩云，而报告却象反映社会的镜子。二、不懂文学艺术的创作规律，批评起来就张冠李戴。文学艺术需要自由言论的氛围，没有言论自由就无法产生好的文学艺术。尽管在“知青话语权”问题有不同声的的质疑与争议，知青们依然天马行空去我行我索自己的历史文化轨道。正如马克思所言：文学“艺术的繁荣只能从人们借以进行生产的特殊条件，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质量，从生产方式中孕育出来。”可见，批评者还站在“计划经济”的思想框架上大谈知青与农民的平分秋色的话语权，幼稚地幻想毛泽东能回来招集双方开“坐谈会”。有一个智者说过：“艺术之霸权永远属于有经济霸权的国家。”从这国度而言，中国知青部落在“文责自负”的历史背景下，唯有能够集中经济能力与写作能力的知青才能充当论述知青文化运动的主力军。三、不知国情乱弹琴，用未来共产主义已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语境，乱套在还处于有高文化知青与低文化知青之别、多元化素质的知青与少文化素质“农民（含工人、农工）”之别的文化鸿沟上的国情。伟大的文学艺术家都必然是思想自由与放浪形骸的，都是以超拔的英雄气概来表现人类生活中最值得自豪的东西的，这创作风气自然流露在现在知青文化话语中，却被王彬彬误解为“知青话语霸”。可见，我的反批评并非是无穴来风。

在知青与非知青之间或知青与知青之间，虽然还没有“话语霸权”的地步，但是也的确有许多越界玩弄话语侵权的地方，即部分代表整体地侵占别人名义话语权这处。麻雀虽小，五藏具全。为此，以粤海知青为“40周”的文学艺术题标为例。它不但表现在文学用语上，还表现在一些之如为联谊会、网站命名等。十年前，湛江知青筹备纪念“上山下乡”30周年，在为筹委命名时也曾引起争议。原来有人提出命之为“湛江知青（兵团）筹委会”。后来为了让不同时期的知青一起来参与，大家以马克思那“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精神，硬是割爱把“兵团”二字省略掉了。这个模糊名词还包括了各地区知青到湛江地区扎过根的知青们。中国知青已约定成俗把“上山下乡”指示发表日作为自己纪念活动的盛大节日。在40周年纪念活动之际，老知青蔡东士、霍东龄等在广州树立起了“粤海知青（兵团）网”的大旗，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会广州举办了耗资最多（三百多万元）的命题为《永远的情怀》的文艺晚会。“粤海知青”让人觉得它是由原广东各地区（含海南地区）知青联合筹办的，而“兵团”让人觉得它是特指下海南垦区与湛江垦区的老三届知青联合筹办的。于是有人凝问湛江知青“30周年”总指挥与“40周年”总策划组长陈祝栋：你为什么不去参加广州办的庆典活动？他只好无奈而礼貌地解释：“那是下原海南垦区的知青筹办的，与我们无关！”当我拿到《永远的情怀》节目单看到苏炜所写《岁月甘泉》粤海知青组歌（歌词）时，我敏感到它“知青话语霸权”的霸气太浓了。于是我灵感即兴也“和它”写出了《知青之歌》粤海知青组歌的歌词。据说，前者是中国知青史上首创的组歌，无形中后者与前者组成了互相呼应的姐妹篇。我曾为先进的粤海知青（兵团）网的领导人而高兴，因为中国知青文化运动已从过去的官办转为现在的民办，他们克服了难以言喻的重重困难，才能获得成功的奇迹，大大鼓舞起沉默大多数中的知青，一起去把蹉跎岁月失落的脚印拾回，把睡死的梦意吵醒。但是为了中国知青文化运动的健康发展，为了不让后人笑话，我不能不在此说他们的“坏话”——善意批评。由于篇幅有限，只能在此为《岁》略论几点。又因为我不懂音乐，只能在此点评苏炜所创《岁》的歌词。在语法上是很难看出问题的，而在意境上却看出破绽：

例一：《序曲：岁月甘泉》日：“朝霞似绵，晚霞若金。”这“词眼”反映一年365天的自然景象吗？不对！它象征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吗？也不全对！“朝霞似绵”的童年只属于“阶级斗争”的既得利益者，“晚霞若金”的晚年只属于奋斗十命运的成功者。假如把它改为：“童年象穿云破雾的朝阳，晚年似争光斗亮的群星”，那么美的共鸣才是青春无悔者与青春有悔者去永远怀念的歌曲。例二：节目单上的《岁·垦荒曲》分为“1、烧荒”与“2、推土机之歌”。而散文集《永远的情怀》上的《岁·垦荒》分别改写为“垦荒曲”与“推土机之歌》”。可见，这木已成舟的命题已被人贬斥了。如果序曲的词很使我”反胃“，那么这“三”的歌词已让我惨不忍睹了。题目是词文的‘文眼’，是演唱内容的缩影。因此选择题目的原则应该具有反映实践生活的普通性，永久性、代表性的事物。橡胶工人都知道，具有“三性”工作的是用刀锄去开荒种植与用胶刀胶桶去收获胶水，而不是最赖的人也能做到的“烧荒”壮景，也不是仅能短期推房基开路的“推土机”，再者“推土机运动”的生产力也不符合我们长年多次“蚂蚁运动”的大会战史实。例三：《岁·半湾银月半湾湖》唱：“南渡江边收胶忙……你收胶水我来挑。”我想：假如把前分句改为“五指山下收胶忙”或“五指山区迎朝阳，鹤地水库送晚霞”，那么许不是使作者与读者跳出“兵团五师”地域的“小我”的圈子，升华到共处“宝岛”或“兵团”的“大我”的境界吗？再说，当过割胶工的知青都知道，当年割胶工作是一个人一个树立单兵各自为战，（有时一个人割几个树位）极少有无固定劳动指标的文书员（女或男）为何异性爱而凤求凰或凰求凤式的儿戏劳动——“你收胶水我来桃”的情景。这是闭门造车，还是无聊幻想？例四：《岁·一封家书——夜校归来》唱：“啊叔教我学割胶……阿婶端来热姜汤。”这是艺术化的“农民”形象，他们“带给我亲情，带给我希望”。如果说在知青运动另“一半”的“再教育”者中有农民、农工、工人、医生、军人、企业干部、中央首长等群像，那么作者应该用“高大全”最理想标准来塑造我们知青的“战友”。是好钢才能打铁。只有教育者伟大了，“被再教育”者才显得伟大。好比我《知·开荒歌》说：“南泥湾南下的老队长的！喝令荒山野岭快开道……当年老红军的老场长哟！喝令荒山野岭多献宝”；又好比我《知·老知青》说：“只有老民依旧爱你朝圣者的灵魂，与你兴叹当年修理地球的潮歌。”史诗艺术只能如实再现历史，才能作学术性的反思。我把毛泽东、工人与农民等塑造成“圣者”，是否贴切适当呢？换言之，把“农民”通俗化为“阿叔阿婶”，是否“矮化”了或不够完整。让我最不舒服的是：其歌颂知青的组歌中，没能有一个“知青”之词，然而令人信服的经典《长征》组歌中却有五个地方提到“红军”之词。写歌词的原则是要通俗，易懂与便于传唱。而作者把它写成”蒙胧诗似的。要知道，知青岁月，是重演了老农垦解放后破天荒开胶园与大跃进时大开荒的历史，仅仅是我国橡胶事业史上的一朵浪花。现在的“苏联年轻人”已不知列宁是谁？难道谁能保证知青百岁后的年轻人，在不看序言的情况下可以看懂这意象是指“知青”还是指“老农垦”？这岂不是无意侵话语权的玩意儿吗？

十二、国基问：你在讨论知青运动的“成败得失”中，已讲到了成败的原因，能否在此讲一讲其中“得失”的方面？怎样给知青一个完美的自画像？

常在答：常言道：知人知面不知心，画龙画虎难画骨；画鬼容易画人难。因此，给红卫兵出身的知青绘像，各花各眼，众说纷纭，至今未见有完美的定论。如果说解铃还需系铃人，那么这系铃人就是老知青自己。正如我《老知青之歌》所说“当大海潮倾天而来的时候，我用指点江山的笔峰，在海滩上写了一行字誓言，记下了我这一代的知青梦。当海潮又倾天而走的时候，人们不断地考究那行字的行踪。局外人看不清我写什么？外国人看不清我写什么？外星人更看不清我写什么？只有知青部落的人才能看清，我写的是：誓叫河山一片红。”

成败的辨证法是什么？“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所伏”等古贤智慧，都反映出老子哲学中“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的辩证法思想。当我们反思知青运动“成败得失”与共产运动“成败得失”规律时，我们更加坚信，虽然我们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我们信仰与追求的大方向没有错。梁广在《献给上山下乡的知青农友们——我们的梦想与追求》中给老三届知青画象：“在那寒风弥漫的慢慢长夜，我们在那里失去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在那雷雨凄迷的泥泞路途，我们在那里学到了什么？懂得了什么？”“我们不会失去我们经历的记忆，也不会放弃对这段历史反省的权力。”在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中间，我们“承载着数代人的期许托付，影响着数代人的生存和前程。”我们“就是这一个个的大树形成了浩瀚的森林，她支撑着社会的整个生命。”别林期基说过：“悲剧是一所最好的大学。”按此说来，我们在文革与知青运动的“悲剧大学”里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在“失”方面，有人说：因为在文革中没书读，在知青岁月中蹉跎，所以我们是“反复被培养、被利用、被出卖、被贬拆、被边缘的一代，”是“失落的、耽误了的一代，”，是“被牺牲的，是绝对过度性的一代”。在“得”方面，按“七三”开的“三”来下结论，我有三个心得：

第一，我们知青象一根顶梁柱，曾经撑住了被“文革浩劫”得即将倾覆的共和国大厦。二年多的文革动乱，使政治动荡，经济危机，民不聊生。国情压得我们无奈地接受现实。加之沌真的我们对毛泽东无限崇拜与对党无限忠诚，“对革命的理解，除了听党的话，再没有更多的内容”（史铁生语），因此我们从善如流到农村去到边疆去，使危在旦夕的共和国渡过了历史的险滩。

第二、我们知青象一道防止国家变颜色的堤坝，使中国支撑住社会主义阵营的半边天。苏联1991年8月19日事件后，有88年历史和74年执政史的苏联解体了。于是有人放出风声：“苏共的今天，就是中共的的明天。”一些人在担心，一些人在观望，一些人对党充满信心。现在18年走过了，中共在共产国际风云突变中依然鹤立鸡群地魏然不动。笔者曾从钟剑编的“大牢里的74名市长《反贪公告》与聚斌编的“大牢里的100名公安局局长《反贪公告》中，很少找到“知青”的影子。它不正佐证了当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为防止“和平演变”的功勋影响吗？也佐证了当年知青运动的深远历史影响吗？也佐证了今天的知青一代是生逢其时、得天独厚、大方无隅、大器晚成的一代天骄吗？历史将会继续证明，我们知青永远是红色中国的红卫兵。

第三、我们知青象一股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铁流，促进共和国继续朝着消灭三大差别的共产主义信仰的方向前进。如果说上山下乡是知青跨过了，由文革引爆的由历次“极左”运动酝酿成的派性斗争炸弹的火沟，那么也可以说与工农相结合是知青填平了，由历代封建思想流毒的血统论风发的鸿沟。在那黄的黑的红的土地上，让知青从社会最底层了解社会，从人生苦难处感情人生，从民间认识了古老东方的文明。回城后，知青精神使我们貌视其他困难，铭记起“吃了那些苦，从此以后就是再苦也扛得过去。”类似的语言常常能从老三届知青们嘴里听到。现在许多老知青已成为各条战线的精英，正如知青诗人陈凯歌所说：“请不要告诉我，玫瑰花已调谢；让我指给你看，百合花正在开放。”试看中共领导的天下，有哪个社团群体能象中国知青部落一样，声势浩大地掀起回访第二故乡，援助青春的故乡的历史浪潮。这滚滚铁流启迪我们，开发大西北一定要搞第二次“知青运动”，即新一轮更高形式更高水平的知青运动。

十三、国基问：你怎样评价知青运动结束后的知青文化运动？其新动态是那些？你期待未来的新知青文化运动向何处去？

常在答：从知青生命之流的角度看，文革前与“文革中”时期是知青文化的内延部分；文革后即78年知青运动结束以后是知青文化的外延部分；后知青文化是我在此所要评价的外延部分。如果说它是共产运动的试验品，那么文革前部分是官方初步研究的知青文化，文革中部分是官方伪骗或诡辨研究的知青文化，30年部分是是知青自由反思的知青文化。这30年知青文化中，前20年中的文学作品如《蹉跎岁月》、《孩子王》等，主要内容是对内延部分的“回忆与反思；后10年中的文学作品如《年轮》、《情满珠江》、《血色浪漫》与《北风那个吹》等，主要内容是对知青生命之流的内延部分与外延的部分的回忆与反思。这些知青文学作品与社会文学作品相比较，除了知青文化特色之外，其历史社会哲学观基本相同。对前者而言，它只留下历史的烙印，没有什么思想性飞跃的突破，只是小吵小闹的玩意。他们对付文革的手法，有人简而言之，有人模糊之，有的干脆割断生命之流的某部分，因此他们自以为再好再捧的，充其量只是一般化的比较“好的”。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即导致了当今世界的人类出现了信仰危机，也导致了中外学术公认当代没有“经典”的文学作品再现。它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如十年前美国杜克大学詹姆逊教授所说：“文化与文学危机……它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西方……我们今天聚在这里考察文学与文化的状况，考察知识分子的现状，考察我们各自国家的理论发展的现状，是极其有必要的。”究其原因，有的认为是作家素质贫血，有的认为是文学理论与实践的误导，有的认为是文学商品化的必然结果。可惜讨论来讨论去，“经典”作品都未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再现。直至09年3月12日，中国央视召开了题为《头脑风暴》的电视坐谈会，围绕着为何不能产生“经典”的问题？质问：“文学你如何生意？”“文学商业化还能多久？”等。透过众所纷纭的语言泡沫，唯独见到毛志成《中国作家三次逃学》一文，另寻溪经探索今天中国文学之所无法创新出国际级“经典”与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根本原因：没能深研出中国本位文化的真谛，导致其作品数典忘祖去创新。从此可见，中国作家有这个症结，知青作家也有这个症结。正因为目前著名的知青作家在生命之流的文革路口上，曾因为迷茫而逃离了文革红色风暴的历史舞台，所以由于某段历史的缺席，使他们无法体验当时某段两大派真真假假、形形色色的政治斗争生活，只能轻描谈写地谈自己那段“文革”当消遥派历程，只能写出一般化的比较“好的”作品。正如美国作家克里斯道所说：“当代的小说无法使我相信：文学的殿堂增添了新的光辉。一旦你熟透了蒙田、莎士比亚、歌德……等人的极有趣的思想……有了最好的，容不得好的……。”一句话：这时期的知青文学只是有国家级“好的”作品，而没有国际级“经典”的作品。

文学规律认为，有了广博、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沉淀，才能孕育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时代经典杰作。例如《神曲》作者但丁是新旧交替时代的诗人，在他的作品里反映了中世纪后期意大利社会矛盾，具有早期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思想的萌芽。思格斯称他是：“中世界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从中世纪文化角度看，他确是那个时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诗人；从资产阶级时代文化角度看，他仅仅是那个时代的第一位奠基者。从此可见，只有了中世纪的历史文化沉淀，才能孕育出推动文艺复兴萌芽的经典《神曲》；只有了文艺复兴之后五百多年历史文化的沉淀，才能孕育出推动新兴资产阶级文明发展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经典《怎么办》（俄车尔尼雪夫斯基），只有马克思开创了无产阶级文化约一百年与巴黎公社文化产生五十年后，才能孕育出影响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经典《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奥斯特洛夫斯基）等。

然而，30年来的后知青文化才使我们产生了一批“好的”作品。老三届知青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也是中国知青部落的主力军。当共和国60周年国庆之际，这一代人纷纷参加入离退休大军的行列，可预见后知青的记忆文化将出现新的高潮。只有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中，加深了知青记忆文化的淀沉，中国知青中才能诞生出影响全世界的文学经典。可是，这项工作的最大阻力是来自官僚的保守思想观念。十年前，湛江知青为了做好这项工作，申请有关部门审批我们成立合法的社团组织。当我们以“人民有结社自由”法规向民政部咨询时，执政者宛言说：“假如你们在全国范围内，找出哪里有一个政府部门审批的已成立‘知青联谊会’的依据，那么我们就会批准你们成立。”是的，全国知青都被时人视若人民与敌人之间的边沿另类群体。这已是不成“文件”的习惯民俗。谁愿意用自己经过几十年奋斗才戴上的乌纱帽，去换取对知青同情的良知呢？十年后，随着改革开放思想的深入发展，在正确对待知青问题上终于有了“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06年7月11日，香港警备处批准注册成立《海南农垦知青香港联谊会》。全国五大垦区一听闻到这喜讯，都深受鼓舞，作为第二故乡的海南垦区与之签署了友好合作协定，新疆、内蒙古、黑龙江与云南等垦区先后给其发来了贺函。值得为之在此大书一笔的是，06年12月1—3日，香港知青联组团回访海南农垦。《海南日报》的《相约海南农垦共创美好未来》专页，报导“知青与第二故乡的情谊，”为农垦“招商引资，合作发展”的事迹，又“为海南农垦的宏基伟业写下雄壮激昂的一页”。假如十年前湛江知青能捷足先登一步多好啊！可惜已成为历史的遗憾。09年春，我们才知道，革命圣地延安已成立了《延安知青文化研究会》（见于《香港知联》会刊第三期2008年11月）。这是迟到的春天，让我们共同欢迎这柳暗花明的知青文化春天吧！

总之，我上面讲了许多问题，归根结底是关注未来的知青文化运动向何处去的问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人类出现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与思想危机。中共十六大以来，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它无形中给我们指引走出危机的航向。如果它是真科学，不但是中国人信仰的新目标，而且也是全人类信仰的新目标。今天，我们来修正知青文化思潮，修正反思文革思潮，不但使我们将来不再有悲剧重演，还可以使中国屈起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了达到这个知青奋斗的终极理想目标，我提出三个期待的前提条件。第一，期待广大知青深入学习研究好未来“中西马三合一”的宇宙观，才能迎刃而解知青文化运动中“四不”缺陷的问题。为此，我毛遂自荐广大知青来学习研究运用我发现的中国太一哲学。它是我《二元自然唯物辨证法》与《人类思维哲学之谜》等学术论文中，用现代语言、哲学与科学的概念去进行整合与诠释，还其原本是“天人合一”与“合而不同”即阴阳五行的哲学面貌。它是我《破释中国史前神话的钥匙》，也是我《破释先秦诸子经典的钥匙》。因此，它荣获了十几次由中国作家协会与中国国情报告编辑委员会等学术单位评审给的一等奖。我能用它去破释天书似的史前神话与先秦经典，再用它来分析研究自己亲身经历的文革运动与知青运动，当然不在话下，难不倒我。因为这太一哲学是“中西马”三者合一的结晶，所以说它是以现代西方文明创新的科学技术验证的新生事物为其基础理论，以不同时代都闪袄着永恒生命的言简意赅的中国太一哲学为其核心理论，并咐上马克思、恩格斯主义者们那种既勇攀科学高峰又具备当代中共昌明“三个代表”精神的态度与品德。只要知青用它去正确认识了，人类历史是乘着“和”（《易》：“和顺于道德”的统一）与“斗”（《易》：“刚柔相推”的“阴疑于阳必战”的对立）的两个历史车轮“周行而不殆”、勿左勿右地螺旋式前进规律，再去分析文革与知青运动一切疑问就会被迎刃面解了。第二，期待知青文化研究有一个理想的领导中心，才能调动广大知青来参与这项工作。从目前知青个人所处的氛围不同来讲，有三大类型：一类是中国本土知青部落，一类是刚回归的一国两制中的港奥知青，一类是侨居世界各国的海外兵团的知青。由于受到国情的制约，几年前研究工作是处自由世界的海外兵团暂时领先，曾有“文革、知青运动在中国而研究文革、知青运动工作在外国之说。”按《三国演义》天时地利人和三分法来分析三者的优势，应该是“海外兵团”占天时，港澳知青占地利，中国本土知青占人和。虽然将来的研究中心设在北京最理想，但是目前中国执政者工作的重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以开发大西北为重点。”我觉得目前的研究中心应移居海内海外的中间地带——港澳知青。从目前各地知青精神状态来说，港澳知青可作研究工作的带头人，已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三者合一的条件。所谓“天时”是它具有创作文学那种极度独立自由的思维空间；所谓“地利”是具有“一国两制”国际大都会既合法又绝对自由的社交空间；所谓“人和”是它具备有现代文学“贵族化，金融化、圈子化”的人气凝聚力。希望这三合一之地早日变成知青文化栖居的乐土。第三，期待知青文学领域中出现一些创新经典作品的“大家，”才能改变知青文化运动群龙无首的局面。这样英雄人物的出现需要具备二个条件：一是具有博学多才的学识，才能作出厚积博发的杰作；一是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才能总结出其生命之流的劫后辉煌的的生活轨迹。五四时代曾突出两个这类似的旗手：一个是左翼的旗手鲁迅，一个是右翼旗手胡适。然而，文革前知青中出曾突出过两个类似的“苗子”，一个是文革初反“血统论”的布鲁诺式圣斗土遇罗克，一个是文革前早有“毛泽东思想不是顶峰论”的独立思想者郭英（郭沫若之子），可惜他俩刚二十岁出头就被“四人帮”迫害死了。换言之，诞生这类经典的“大家”也可具备另外的三个条件：一是哲学家的头脑，二是文学家的细胞，三是政治家的胆略。因为具有博学多才的人才有哲学的头脑，具有文学家细胞与政治家胆略的人才能在个人生命之流中从始而终自由主宰自己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因此我在《中国文学向何处去》说过：“文学史告诉我们：作品征服读者的现实主义作家往往是写一些人未成名作家前的亲身经历，要写英雄，自己首先是英雄，或起码是与英雄同一战线的战士，而不是站在圈子外去塑造什么英雄。”从此可见，我们期待未来出现的“大家”，虽然他过去不一定是受“四人帮”影响全过的红卫兵“坏头头”或知青假典型，但是他一定是象邓小平的“三落三起”的一样，五落五起于这一代人生命之流全过程中身经百战、百炼成钢、我行我索的真正革命者。一句话，唯有如此“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胆识的真正的红卫兵，唯如此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自善其身”胸怀的真正老知青，才具备有可能写出知青文学经典作品的内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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