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宁培养我们成长，我们为安宁做贡献

                       （二）

                       程约汉

二、党的关怀  无微不至

我们下乡两个月，一九六四年十一月省委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进驻安宁县。听说有28所中学的知青分布在14个大队、76个小队，其中有132人放弃考试、114个共青团员。无论是工作团的领导，还是普通工作队员都重视引导与培养他们成为党在乡村的“永久牌”工作队员。工作团副团长朱家壁将军在调研阶段，到太平公社抽时间看望马村的知青，还教他们用青芛做咸菜，“不能吃光光饭。过去我们边纵打游击靠两个，一个是武器，一个是咸菜。”在青龙公社双眉村，对知青说，“青龙公社原来没有安排知青，市委听了阎红彥政委的指示作了调整”。他说：“双眉大队是省委的先进典型。大瓜箐的过山洞打通了，各村的雷响田计划改水田，你们可以发挥作用。”昆12中、昆2中的知青们听了很受激励。在连城公社研究民兵工作时，团市委工作组丁嘉喜副书记询问“有问题家庭出身的知青能否参加民兵？”朱副司令员毫不犹豫答复：“可以！”连城公社桃花大队余贤珠、夏祥书、太平公社象石大队的筒乐嘉等一批知青成为民兵，荷枪实弹打靶，英姿飒爽。一九六五年“5·4”青年节，上千名农村青年集中太平公社旁市精神病院礼堂、第一次听到朱副司令员用明白晓畅的云南话讲述“5·4”运动的来龙去脉和意义。第二天晚上同始甸大队知青进行座谈。我们感到又兴奋又亲切。他先介绍“四清”目的与取得的成绩，建议朝又红又专的方向继续努力。“你们要成立学习小组，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在工作中发挥作用。”

连城公社大屯大队，是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彥抓的点，就住在大屯村1队。发动群众阶段，他发现纳云璇下乡两个月，就能一个个社员名字说清楚，后了解到她是昆1中校团委委员，品学皆优。解放军7军医大招4人，看了她的档案决定录取，可是她报名下乡。《云南日报》刊登过她决心务农的文章。在村子当任会计后，日清月结，一视同仁，有错就改还自我批评。

工作队也反映，大队支书杨兴才、三队副队长，在受到无端攻击时，又秉公处理，不怕得罪人。一九六五年初的一天，阎红彥政委当着纳云璇的面，对大队支书杨兴才说：“这样的学生不错，要好好培养。”不久，纳云璇回昆明听父亲说“大屯党支部来了解家庭情况”，心里很感动。自己是一个普通的知青，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彥在百忙中不忘关心，说明太好了！在大队安装两级抽水站治理旱灾中，阎政委到村里每次都主动打招呼，询问情况。“四清”结束前夕，阎政委专门托秘书告诉“今后无论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找他。”纳云璇虽然没有找过，但在报纸上、广播中有阎政委出现时，她认真关注，欣慰敬服。

一九六五年初，县农场的尹秀珍、李兰仙调整到连城公社洪源村，俩个都是安宁16中的知青，其中李兰仙是“十八勇士”之一。到村子后，俩个早出晚归，三天两头吃“解放饭（无油无菜）”。一天，住在永安桥旁的公社大院里的工作队员，主动邀请她俩搭伙。她俩将每月口粮和生活补贴10元交给伙房。在这个特殊大家庭里一位叫“高平”同志，服饰庄洁，操北方口音，叫马明的秘书跟着，经常有人汇报请示。看样子是领导，但不知是“几品”，她俩慒慒懂懂叫“高伯伯”。有来访的人，高伯伯也不回避，开口就谈工作。交待她俩工作时，他会提醒：“要多听多问，熟悉情况”。

有一天发生争论，村干部的鸡一窝窝到场上吃谷子，粮食保管员阻止不了，社员意见很大，怎么处置意见不一。一位队员主张重罚：“一只鸡1天吃1斤谷子，365天吃了365斤。放10支鸡共吃3650斤。”李兰仙、尹秀珍听了感到有道理。高伯伯静静听完，说：“听群众意见，我们心里要有底线。鸡吃谷子不能这么计算，谷子上场有季节性，不可能天天堆谷子。再说社员，口粮才三五百斤，你一只鸡就罚光口粮，这怎么可以呢？”这股乱罚风得到了及时制止。之后，省委六五年七月下发文件中的赔退第7条规定，同高伯伯所主张的如出一辙。她俩深为钦佩，这些省委领导在武装斗争中能带兵打胜仗，在建设中带社员干部抓革命促生产，沿着正确的轨道胜利前进！

当时村里的会计外人兼职，工作队决定由尹秀珍承担。小尹有顾虑，高伯伯开导：“这项工作有利在农村扎下根子，有利团结干部社员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高伯伯的身份揭谜，是在一九六五年初传达中央《二十三条》的大会上，主持人说：“请省委书记处书记、四清工作团团长薛韬传达中央文件。”一个熟悉的身影起身时，小尹明白了。《二十三条》没有完全听懂，她从会场上活跃的气氛，周围干部的脸上浮现清松的笑容，知道运动有新变化。

一个少言多思，一步一个足迹；一个能歌善舞，炯如春星，队上工作和文艺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不知何因，尹秀珍和李兰仙都得风湿病，疼起来拳头镰把敲膝头。省农业厅工作队干部说：“你们趁年轻赶忙医治，省中医院姓杨的医生是我们的熟人。”没几天，她俩疼得扛不住，决心上昆明。她俩先找到薛书记，马上安排陈师傅开车送到省中医院。正午觉的杨医生知道是“贵客”，赶忙起身一一为她俩把脉，开了药方。事毕，薛书记不让走，留她俩吃饭和住宿。到第二天，又让开车送她俩到军区医务室诊察。军区的老医生把脉后，点头说：“可以，先吃两付再说。”尹秀珍吃了第1付眼前有许多小人人又唱又跳，第2付下去疼痛消失大半，后来没复发。李兰仙吃了身感燥热，效果不明显。

一九七六年，原县委副书记朱连荣和尹秀珍一块拜访薛韬书记，刚进门薛书记一眼认出，高兴地对朱连荣说：“我晓得，晓得，连然大队的知青尹秀珍！”听到省委老领导一声叫出自己名字，她感动得掉下热泪。临别时，还塞一盒糖在她手里。在俩个女知青心中，薛副书记就像父亲一样。

“四清”运动的培养锻炼，一大批知青选上大小队干部，有86人参加共青团，王小明、罗秉森、任惠仙、王珊、宋光淑、汪碧琼、刘茂英、杨宝全先后加入共产党。8个大队的殷秀珍、段永谦、梁福荣、张丽初、王弘、曹启华、何云仙、宋光淑、王珊、知青陈伊利的弟弟陈浩选调到晋宁，搞四清，实现农民到干部的身份转变，始领月薪。

省委领导在四清中的示范与镜鉴，对县社队干部言传身教，提高他们的认识，增强上山下乡工作自觉性。

早在一九六二年，昆明市成立郭少川书记、郝建副市长为首的领导小组，下设“动员城市青年和应届毕业生支援农业办公室。”一九六四年，市委组织部、宣传部、文教部、农村部、妇联、教育局配合团市委在全市学校开展学习雷锋，学习《为人民服务》和《青年运动的方向》活动，树立“在三大革命实践中提高自己，培养成为能文能武的社会主义新型劳动者”的理念；初高中应届毕业生树立“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理念。500多知青九月二日出发，市委组织相关部门的14位干部成立工作组，同知青们一块奔赴安宁县农村同吃同住同工作。临行前郭书记叮嘱：“工作中有什么困难，你们直接向市委报告！”

郝建副市长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对参加座谈会的知青：“说，你们听了党和毛主席的话，以充沛的热情到农村去，也是一颗精神原子弹。你们的征途是长的，首先要安家落户，在群众中生根。至于今后在哪里工作，这是党的需要和选择。”

安宁县委、县人委班子，在四清运动中重新作调整，任名副书记的朱连荣分管上山下乡工作。当时安宁县也是省市委的点，拟定分批下乡4000人。县委本着周总理“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指示，团县委为主，县知青安置办和妇联参与开展工作。朱连荣是南下干部、吉林人，省委阎政委点将从省委组织调任安宁县委副书记，他上任后跑遍全县各个大队。他穿件普通的干部便服和旧毛呢裤子，善解人意，工作有魄力，办事利落，经常星期日不回昆明的家。下乡走路，远处骑自行车，时常到田里和干部社员劳动，大家称赞“泥腿子书记”。凡有知青的村子，他召集大小队干部开会，汇报研究知青工作。他常说“孩子小在城里父母管，现在下乡我们要管，让家长放心。他们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来的，大小队要负责，学习、生活和劳动都要有专人管，让他们健康成长。不能认为这是负担。我们对孩子的父母亲负责，也是对党和国家负责！”听说归国华侨、印尼富商的女儿余贤珠语言不通，生活劳动不习惯，他就亲自骑自行车4公里到大桃花村看望和开导，同她讲刘胡兰事迹和自己年轻时革命经历，鼓励她克服动摇性，正确对待家里要求返回印尼的来信。余贤珠在街子天到县城，他邀请到办公室交谈。吃饭时各人抬大碗边吃边说。当余贤珠有进步，朱连荣和县委决定树立为知青标兵，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得到毛主席接见，返程参观昔阳县大寨村。后来出任桃花大队副大队长。

安宁县知青安置办公室在六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创办《下乡青年简讯》，经常刊载知青中好人好事和科学种田经验。认真落实省委孙雨亭副书记在知青座谈会提出4点要求，即调整知青户的性别与规模，回族同学集中，建盖知青住房和订阅报刊。县委组织部根据安宁发展的需要，一九六五年三月抽调知青金智莲的姐姐金智慧、黄华云、赵文斌、卢贵荣、程约汉等创建半农半读中学。九月十日至十五日，召开知青插队周年总结大会，树立9个先进集体和个人标兵，促使“坚定的更坚定，中间的受到震动，动摇后进的转变。”

一九六四年，毛主席 提出“培养接班人”的任务，安宁县及时贯彻落实，县委副书记朱连荣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他说：“知青来到农村已经是你们村里的人了，是你们的孩子。县委政府将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任务交给你们，一定要完成好！”各大队党支部、党小组纷纷表态：“请县委放心，我们一定负责关心培养他们。”知青生活上帮助，生产上指导，政治上提高都得到进一步的落实。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安宁县召开下乡知识青年座谈会，王振武县长主持并讲话两次，县委副兼县贫协主席朱连荣作报告，100多个同学深受启发鼓舞。会上传达周总理在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日的讲话，他再次肯定上山下乡的意义，“上山下乡目标在于城乡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党有消灭的一天，这项工作却没有消灭的一天！”

有知青下乡的公社及其大队，都有分管领导，并定期开专题会及时研究解决问题。每月组织知青学习毛主席著作，向县委树立先进集体和个人学习，开展比学赶超活动。仅各级团组织推荐3人入党，67人入团，各大小队除了动员知青搞文艺活动、办民校外，还安排妇女队委帮助女知青生理健康，养好家畜家禽，有49%的知青户完成交猪任务，自杀年猪1头吃。在公社大队领导下，先后成立了“三结合”的科技组57个，掀起办样板田试验田和改良土壤的热潮，知青也增长才干。

一九六五年八月，市委和县委组成工作组在安宁走访调研，撰写《昆明市委关于安宁县知识青年插队情况的报告》，省委讨论后决定十一月一日全文转发给地（市）委、州工委、县委，对本地区和部门安置工作，认真作1次检查，将检查情况报告省委。这篇范文在全省传达学习安宁县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经验。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日到十七日，配合市医疗对知青进行体检，因身体不宜农业劳动的20多人回昆明安置工作，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选拔37人充实加强小教队伍，周婷、胡权、马英，知青陈浩的姐姐陈伊利、段莲珠、孔丽华、李琼仙、陈宗风、周文森、张露明、李天祥、知青晏罗保的姐姐晏罗琳、董启南、吕琴文、吴秀琼、刘国辉等，其中有10个党员，其余团员，以加强党对教育战线的领导力量。

连城公社党委书记董禹在抓革命促生产中，特别留意知青工作。每当调整班子都大胆启用知青，到大小队挑重担，发生偏差及时以匡其失。如听说，有的知青会计将场上二扬谷碾了碎米列入粮食产量，他要求纠正。1967年，塘房村知青科技组，连续3年用灶灰与沙土拌666粉，杀死螟虫卵，基本扫除“白穗”。董书记立刻召开现场会，请公社三级干部学习参观，让知青黄瑜介绍经验。一九六八年毛主席的“再教育”指示发表后，大桃花村个别复退军人与贫农子弟闻讯而动，反对有问题家庭的知青当干部，抵捂冲突，反映到县革委主任军代表。董书记亲自到桃花大队召开干部会，一些社员涌来参加。他旗帜鲜明地讲解党关于“重在表现”的政策，列举知青在村里各种表现，支持他们担任领导职务，说“前段时间县委公社发挥知青的长处，培养各种骨干，就是贯彻落实毛主席的号召！”塘房村、黄塘村也发生过少数人攻击知青的现象，这些村子的党小组、贫协会纷纷出面反对，“你几个要讲良心，不要乱嚼牙巴骨！”“最操心集体是的知青，最公正的是知青！”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五日到十八日，安宁县革委召开首次政工会议，学习毛泽东阶级斗争，政权建设和政治工作的论述，结合实际部署了方面的工作。三月，县社党委在配备政治队长工作中，注重挑选近20名知青任政治队长，有华侨知青张友生，革命干部家庭的张永林、晏罗宝、李启美。一般家庭的陈伊利、黄瑜、杨永进、尚安娜、杨光、李新忠、陈浩、缪以煊、杨宝全等。广大农民在集体生产和生活里思想有了较大进步，共同富裕的思想正在树立，但是小生产的思维和习惯仍顽强潜藏，需要继续进步。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愈来愈重要，在农村基层，仅有党小组长和有贫协主席，因受身份限制有局限性，显然不够。设立“政治队长”一职，就争取更多的人，包括有文化的年轻人参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现实农村是完全需要的，也是可行的。这些不是党员，不是贫下中农，但上任后发挥重要作用，本人也成长起来。陈伊利在村里组织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文艺活动，就是在迎亲当扮娘中起到正能量作用。李启美，其父母亲早年加入地下党领导的合唱组织，结婚时李公仆等人前来祝贺当证婚人。后被列入国民党黑名单，带襁褓中的李启美被关进监狱。他下乡后，父母支持鼓励，坚持用日记剖析自己，分析村里矛盾。在大串联中，他和一些知青在北京坚持上山方向，批评一些错误做法，得到国务院接待站和中央安置办公室支持。在村里正确处理落实包括“四类分子”的政策，拒绝过激的管理方式。一九七一年分工时，他在日记中写：“出去同样是革命，同样有大量艰苦复杂的工作，同样是党和人民的需要。经过在农村的实践，有成绩、有收获，更重要的是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缺点，这是到新的岗位工作的良好基础。如果没有调到我，即使只有我一个人留在这里，我也不会感到孤独。不管怎么说，我充分做好在农村一辈子的准备。如果调我出去工作，我也不推辞。”

上世纪八十年代，知青刘茂英、陈思雄、黄世荣、汪碧琴、刘家麟、肖云昆、杨永进、苏亚民、秦维琛、付赛威、华良、张明敏、孙建华、彭学等人提为县委委员、常委和县属委办局正副局长（科长），挑起更重的担子，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