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登录方式
一名69届知青：我人生中最痛苦漫长的一夜
2021-09-25
69届这批人最倒霉，文革一来就没读什么书，毕业后统统下乡说是“一片红”。啥个短命的一片红啊，就是让家家户户大人小孩眼晴哭“红”。
我们家更倒霉，两个69届。哥哥按理应该是68届，读书时留了一级于是和我一样。
没有其它出路，农场因拿工资有点保障算是好地方还不是人人都可去，要看表现。我这人在学校比较调皮他们就把我分到安徽淮北插队落户。
家里同时有两个小孩要上山下乡已经够让父亲心焦了，他最不放心的是我，如今听说我被分到淮北那个穷地方插队落户，一向忠厚的父亲终于忍不住了，一怒之下找到学校提出要求适当照顾且孩子们分在一起的请求获得恩准。
而就在8天前的4月12号，同样在这个火车站的月台上，父亲含泪无奈地送我那在上海电气制造学校读中专的姐姐地去湖北十堰。
好容易辛苦养大的三个孩子突然间几乎同时离家外出，父亲曾经多少美好的展望被无情打碎，他怎么也想不到竟会是这样的结局。
每天下班回家，面对冷冷清清的饭桌父亲长吁短叹，牵挂、思念和忧愁让他一下子憔悴了许多。
老屋里再也没有往日孩子们的笑声和吵闹声，空空落落。可以想像我们兄弟俩走后家中的凄凉样。
到西双版纳农场后我被分在十三分场一队。那时年少轻狂，不谙世事，我行李到了连队人却没去，直接随原来的同学出去玩了，大约一个多月后才归队。
回队后也没人来问我，突然涌来那么多知青领导们也搞不清张三李四，到处乱哄哄的就象是电影中抓来壮丁汇集的场面。
队里走上正轨，我玩心未变。我这人喜欢交朋友，隔三差五总有一帮一伙的人来找我，他们来了我自然得陪他们玩、吹牛。有时我也随他们一起出去，一玩就是几天。新旧伙伴们都说我讲义气，在当时四营一带我还有点小名气。
其实就是这个不准知青谈朋友的正人君子指导员张永宽，自己却总喜欢往女知青堆里挤，骚得很。平时开会漂亮话一套一套，革命的不得了，干活却懒得很，锄头总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一次我和两个重庆知青在房间里无事可干，他们说可以钓鸡，我不信，只听说钓鱼，鸡怎么钓？见我不信他们和我打赌，拿了端头有钩子的长线，钩子上放一点吃的东西扔了出去，果然“钓”到一只鸡，烧吃了。
这确实好玩，后来我自己也试过一次，嘿！竟然也成功了。之后我再未干过，毕竟大家日子都苦，老工人家有小孩，日子过得也不容易。
当时农场没有市场，即便想花钱买个鸡也是件挺麻烦的事。所以我肯定这些鸡里有不少是顺手牵羊偷来的。
如此张扬招摇的活动立刻引起领导注意，各队少了鸡的人家自然要去报案，于是他们组织人来搜查。
偷来的鸡毕竟心虚，为了怕被人发现，有人把它藏在“被头箱”（一种里面全空用于放被子的箱子）里烧，结果还是被发现抓了现行。
牛们已经好多次闯了进来，每次都把我们种下的橡胶苗糟踏无数，害得我们重新挖苗再哼哧哼哧挑上山补种。
一次我们在山上砍坝，快要下班时突然发现又有十多头傣族人的牛跑到我们林地上。队长李应宽一见急了叫我快紧去赶牛。
大约晚10点左右，突然听到外面一片嘈杂伴随着许多人的喊叫声，隐约我还听到“大头、吴金龙、大大的头”（那时我剃了个光头）。
大惊，怎么叫我的名字？探头外出一看：哇！至少有三、四十个老傣族黑压压一片打着火把、手拿火枪、刀具喊叫着从路上冲了进来。
幸好傣族人没到仓库来，我算是逃过一劫。如果被他们抓住，这些哇哇乱叫情绪失控的老傣族这个一刀那个一棍再给我搂上一枪，就算不死估计我也差不多了。
一个多星期后，我想大概没事了，一个人跑到大勐龙街上逛逛并在小食馆里吃米干。
刚吃两口，突然看到外面有5、6个曼那囡寨子里的傣族男子，不好！放下碗我拔腿就往外跑，他们埋头用力踩着自行车追来。
逃命的本能刺激着我一阵狂奔，脚上的鞋子脱落也顾不上，我赤着脚拼命地往7队山上跑去，终于将他们甩脱。
直接下山跑到分场找到邓场长。中午时间他坐在自家小伙房里吃饭。
在上海躲了半年多队里来信叫我回去。说牛的事已经解决了（赔了老傣族双倍牛钱，傣族人说牛肚子里有小牛），农场要组织足球比赛，分场成立足球队需要我。
回去可以，我赶牛是队长叫我去的，砍牛也是为了农场，出事了为了保命才回上海却算事假，这来回路费吃喝开销一大笔钱要我自己负担既不合理也难以承担。
他们爽快地答应我的要求，因为确实需要我。为了分场的名誉、领导的面子。
回去后我踢了几个月的足球参加了许多场比赛。那是一段愉快的日子，吃的明显比队里好多了，时常能尝到一点肉味。
比赛打到后期，我们的伙食越来越差，十三分场是个新建场条件差，要维持十几个小伙子的伙食营养难以为继，后期几乎“弹尽粮绝”，但我们依旧奋力去踢。我记得我们分场的足球队在农场的比赛中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名。
偶尔有朋友来玩或者自己想吃时，我会去商店买个红烧肉罐头，再到队里菜地里摘点菜回来改善一下。
大部分人是黑暗中“干活”，支书沈龙生的老婆则是经常下班后明着拿一把菜回家。那时还没有特权两字的说法。我单纯地想：她好拿我为什么不好拿？她几乎天天拿，我只是偶尔拿一次，怕什么？
支书沈龙生知道后大怒，大会上义正言辞地批评我偷菜要写检查，我自然不服，大吵。
“你老婆拿我为什么不好拿？”“她是种菜的。”支书还狡辩。“她种菜又不是不拿工资”。我的争吵让他很没面子，是对他权威的公然挑衅。
自此，他对我没好脸色。队里一旦发现菜被人偷了又不知是谁，统统算到我的头上。
我的重庆知青朋友李洪明（大青头）已经被分场专案组弄进去了狠狠教训了一段时间后调到四队去了；听说三队的“闷头”也被弄进去打的不轻。
专案组由杨副场长负责，具体是保卫科老白和四队副队长老蔡及总场专案组派来的两个重庆知青在搞。
一天傍晚，收工后洗完澡吃了晚饭，天还未黑，太阳在西边山头上。
不好！这些人来绝对没好事。不晓得谁要倒霉？我猜想可能是找我们队那个北京知青“强子”，因为他用刀砍过人吃过官司。
“吴金龙，跟我来一下有事找你。”天黑了保卫科长老白亲自上门。
我不禁倒抽一口冷气：“不好！他们竟还真的找我！”心往下一沉，这下要吃苦头了。
老傣族抓我我可以逃，老白叫我，我晓得肯定没好事也只能硬着头皮老老实实随他去，我在他们手掌心里，根本就没地方可逃。
他们是四条汉子，我是一个人；他们代表了党、政府和神圣的权力，我似乎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下的一只小鸡。
“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老白让我坐在他们对面一条长凳上还算客气地问。
“自己干的俅鸡巴事自己晓不得？给老子装糊涂！说！拿过队里的菜没有？”“拿过！”我赶紧承认。
“拿过几次？”“大概8次？不，10次。”这么多年我确实不记得了。
“龟儿子看样子不老实索！”两个重庆知青骂骂咧咧提着棍子冲了上来，一人拉着我的一条手臂压在两边的竹墙上，老蔡拿起一根事先准备好的又宽又厚的木板条对着我的胸脯猛地抽来。
老白嘴里叼着一根香烟走到门外去了，如果说有什么违反政策打人的事，他不在现场。
我知道今晚少不了一顿打，原以为他们打几下也就结束了，想不到他们三个人竟轮换着对我没头没脸的拳打脚踢，用木条木棍对着我的前胸后背一阵猛打。
“龟儿子还想舒服，站起来！蹲马步！”一重庆知青上前一脚把我踢起，他们觉得让我这么躺着实在是便宜了我。
老老实实起来，慢慢蹲下去，大腿放平，屁股悬空，两手前伸。很快我就脚酸腰酸，大腿发抖，汗如雨下。
老白进来了：“咋样吗？我看还是老实点好。说吧，可偷过队里老工人的鸡没得？”。
“偷过。”“偷了几次？”我如果实话说偷过一次他们信吗？肯定不信。不信就意味着我不老实，对付“不老实”的我自然是棍棒伺候。在这里没什么道理好讲，我只想保命。
“偷过20个、30个、100个。”干脆往高里说，乱说，只求别打我。
“狗日的，想耍我们嗦！”重庆知青一脚把我踹倒，拿起木棍狠命地往我身上打。
累了，他们吞云吐雾，偶尔还互相说笑或者打个盹却命令我继续“蹲马步”。“蹲马步”只能坚持一会，倒下去赶快再蹲起来，否则又遭打。
我卷缩在泥地上，晕晕忽忽，身上的痛已没开始时那么厉害，似乎有点麻木。
我不说话他们要打，老实交代他们说我不老实要打，拼命多说他们说我糊弄他们依旧要打，“蹲马步”坚持不住倒下去还是要打。与其这样还不如干脆躺在地上。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就这样静静地在这个草屋里。他们抽烟喝茶，把脚翘起闭眼休息或者外出溜达一下，再不就是伸个懒腰。我昏昏沉沉，卷缩着躺在泥地上。
不知过了多少漫长时间，几乎失去知觉的我迷迷糊糊地听到有人说：“差不多了，咱们走吧！”眯眼一看，天蒙蒙亮。
他们走时甚至都没用正眼看我一下拍拍屁股就走了，我卷缩在房间泥地上在他们眼里如同一堆垃圾。
挣扎着我从地上爬起，扶着墙壁慢慢地站起来，眼前突然一阵发黑，脑袋晕糊糊的。
站稳了，头晕好了点。只觉得前胸后背有点胀痛和麻木，低头一看，大惊，胸前竟然红肿的那么高像馒头那样。
没有人来关心我的死活。可以想像，这些个专政打手也许早就事先警告过连队其他人。谁敢来同情我这个“坏分子”？
我不知道这一路瘫倒在地多少回，求生的欲望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力量。
很幸运我半路遇见一辆招手愿停的手扶拖拉机，挣扎着爬了上去，终于坚持到场部卫生所。
我躺在分场的病床上不能动了，整整半个月才慢慢缓过气来。卫生所的医护人员见我被打的如此厉害也动了侧隐之心，而其间大小干部，专案组鬼都不见一个。我象是一个被世界抛弃的废人。
分场没给我去做什么检查因为没那条件，也没把我转送到总场医院。
我年轻，不懂，没想那么多。能够让我躺在分场卫生所养伤不来找我算帐就觉得不错了。半个月后我看自己能够爬起来活动就出院了。
我休息、闲逛。队里和场部的领导从不问我，即没人找过我，也不管我，好象没我这人一样。奇怪的是我每个月的工资一分不扣，那曾经发生的一夜拷打竟然像没发生过一样。
事后不久，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似乎风向又转了。那些被打被整的知青纷纷写材料上台控诉对自己的“捆绑吊打”。一切过错自然又都归“四人帮”。
我也是受迫害的，又有伤残，我只想回上海，积极筹办病退的手续材料，三天两头往医院跑。
父亲虽然已经去世，但由于不到一年满足子女可以顶替的条件，我把这个名额让给我哥哥。我觉得自己还有一条路：就是用自己那被曾打成血肉之躯的身体换取病退，争取回家乡上海的资格。
知青在拼死抗争，他们演讲、罢工和北上请愿，总于赢来了可以返城的巨大胜利！
79年春节前我们兄弟俩及我的女朋友一起随大返城的知青回到了上海，一踏上家乡火车站的月台，我突然想起了九年前的这里：红旗招展、人头涌动，高音喇叭里播放着雄壮的革命歌曲伴随着人们的哭声……。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那些被打的老伤每年都会发作，常常疼。我去医院看他们说是老伤。我牵引、金针、火罐什么都治过，现在经常吃的是一种香港出的药，一吃下去痛就止住了。但心灵的伤痛永远也无法消除。
想到我经历的这些往事，不说吧，心里憋着一口闷气，说吧，有时忍不住眼泪会流出来，想想真的苦啊！
知青上山下乡肯定错了！我们不就像劳动改造一样吗？我们是受迫害的！
那个云南人支书沈龙生在我们知青大返城后听说贩毒被抓起来了，死了，不知是枪毙了还是死在监狱里。真是恶有恶报！
农场那个原负责专案组的杨副场长十年前到上海来我们知青还招待他，我也参加了，为当年的事我没理它坐得远远的。但他竟一眼认出已经发胖许多的我，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对不起，那时形势所迫，我也没有办法”。
前几年我回农场见到他时已经有点痴呆，但他还认得我。听说他与上海知青老婆离婚了，经常一个人在家里骂人，骂共产党对他不好，说当年辛辛苦苦为党工作，如今没人管，退休钱少。
我的重庆知青朋友李洪明也被专案组痛打过，也许是那两个重庆知青看在老乡的份上手下留情下手没那么狠，但他关的时间比我长。我虽然一夜天，吃的苦比他厉害。
听洪明说，那两个重庆知青一个叫陶伟另一个叫姚和平，回城后就住重庆九龙坡区。洪明为此托人找到了这两个家伙，本想狠揍他们一顿解解气，想想事已过去多年，如今都已为人父母老大不小，心一软就算了。
在找到这两个人时，他们带着哭腔说的话竟然和杨副场长对我讲的一样：
阅读
0评论
推荐
-
-
QQ空间
-
新浪微博
-
人人网
-
豆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