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第一个策划了人口倒流去乡村的社会”，上山下乡运动这样的“逆城市化”政策，是历史的新创举，还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常社会现象？                          题记

 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拟定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第39条提出：“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五年或者七年内，解决城市中的失业问题，使现有的城市失业人员都有获得就业的机会。除了在城市能够就业的以外，他们的就业途径是到郊区、到农村、到农垦区或者山区，参加农、林、牧、副、渔各种生产事业和农村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草案》正面提出了解决城市失业人员的问题和途径。

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提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的伟大事业”。与一年多前拟定的《草案》相比，这份正式通过的《修正草案》规避了“城市中的失业问题”，规避了“城市失业人员”的称谓，此后，在中国的经济词典中，“失业”这个名词消失了。（二十二年后，回城后未能就业的知识青年和其他青年被称为“待业青年”。）下乡上山成为政府为这些“以外”的人群规划的生活方向，亦即筹划中的从城市向农村移民。下乡插队成为安置的主要方式，安置成为移民的代名词 。

到1965年，根据毛泽东加强“三线”建设的指导思想，“三线”建设采取“靠山、分散、隐蔽”和“进洞”的方针，为了配合“三线”建设，安置工作也调整安置方向，突出上山，占领山头，搞好战备、开发山区，作为安置工作与中央新精神联系起来的第一条。农垦部副部长肖克说：“上山与下乡相结合，两方面都要安排。但从全局来说，主要是上山。这是安置工作的战略布局，也是农村中备战的主要方向”。 “上山”成为安置工作的主要的方向，改称“上山下乡”，成为城镇青年参加农业生产的专用名词。其实，下乡上山也好，上山下乡也好，实际都是国家为解决城市新生劳动力就业而采取的向农村移民的代名词。就这样，“上山下乡”这个人所共知的名词背后，原来还有着鲜为人知的战略深意，经济移民也被赋予了军事战备意义。

1965年以前的下乡上山，涉及的范围不大，参加的人数不多，全国十余年间参与者有129万人，平均每年仅十万余人，参与者中除城市青年外，还有部分农村青年。对参与者的称呼也不一致：垦荒队员、下乡青年、插队青年、支农青年、支边青年，偶尔称为知识青年，种种各异，而且分散，形不成规模，所以不能称之为“运动”。

1965年以前的下乡上山，是政府的一种经济范畴疏解城市就业压力、解决粮食供应紧张的措施，实际上是政府向农村、边疆和边远地区的经济移民活动。政府以经济号召为主，政治动员为辅助手段，当时还能向青年说明国家的经济发展遇到了困难，需要有一部分人到农村去，青年人应该为国分忧，农村也需要有知识的青年。政府的动员口号主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社会主义的新式农民”，“做有文化的新式农民”等，明明白白地说明了是让你去当农民，但对参与者颇有号召力。虽然被动员者是在动员下自愿参加，但下乡上山政治性比较强的表现是参与者大多数是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他们在城市不能升学，不能就业，只有到农村才是唯一的出路。他们是城市的政治弃儿，是净化城市阶级成分环境的需要，但这种有目的的阶级成分的淘汰制当时表现得比较隐晦。

在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表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最高指示”后，以上山下乡的名义掀起了持续十年，人数达1700万人的城市学生向农村大规模移民的运动。在毛泽东亲自号召下，移民活动被冠以一系列动人的政治口号，以政治运动、阶级斗争、经济压力等方式对他们进行了强制的迁徙。上山下乡运动波澜壮阔，一波接一波，遍及全国，影响深远，这才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下乡上山与上山下乡运动是两个阶段性的产物，基本上以文化大革命为分界，有前后承续的关系，在参与人员、动员方式、政治口号、安置方式上也有所区别。但其目的都是为了减少城市人口，以减轻政府粮食供应的负担和解决就业不足的压力。

下乡上山也好，上山下乡也罢，从词义来讲，只是动词和名词的组合，其本意只是一个地理概念。但这个地理概念一旦和人结合，更与被列入中国政治范畴的“运动”结合，变成“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有了非同凡响的意义。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实质就是中国模式的，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了解决城市粮食供应的困难，为了解决大批城市学生青年的就业问题，由毛泽东亲自号召的，政府组织的，在漂亮的政治口号掩饰下强制推行的、从城市向农村和边疆持续进行的经济移民活动。知青们被剥夺了自由迁徙的权利，行前都不得不办理了户口和粮食的迁移手续，从此失去了在城市生存的权利，移民到上山下乡的农村边疆，从城市居民变成农民或农场工人，他们就是被强制迁出的移民群体，但是政府刻意地规避了“移民”这个敏感的称谓。所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应该正名为“上山下乡的移民运动”，知青就是移民，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就是中国现代的移民迁徙史，这才是历史的真面目。

上山下乡运动它违背了1954年《宪法》中关于公民有迁徙自由的规定，是反人性、反文化、反城市化的，上山下乡的移民运动逆反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因此它不得人心！

整个上山下乡的移民运动史，就是政府以政治运动的方式促进移民，和知识青年这批移民从被动参与到消极对抗，最后以顽强抗拒的方式达成回迁的历史。

当毛泽东发布“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之时，所有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学生统统被“御封”为“知识青年”，初中生、高中生算是顺带着“沾”了大学生的“光”，不用学习就有了“知识”。但是，真正有知识的大学毕业生是国家急需的人才，他们虽然也下到工厂、农村，但不久就完成了他们的转换过程，都安排了工作，永远退出了“知识青年”的范畴。只留下初中、高中这些没有知识的青年，从此独享“知识青年”的“美誉”，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沉浮。 

   人类的迁徙是人类为了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改进生存环境，提高生存质量，求得发展而进行的重大经济活动。中国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在和平建设环境中，持续进行的从城镇向农村的经济移民活动，既有着城市深层的经济原因，也有着农业、农村深厚的经济背景，二者缺一不可。在文化大革命前向农村、边疆的移民和组织的下乡上山活动，主要是经济活动，经济移民。

但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完成向农村的经济移民，下乡上山这项经济意义上的迁徙从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浓厚的政治色彩，有其深层的政治背景。中国的社会体制、经济体制、教育体制、用工体制，宣传机制都从政治的角度来诠释和参与这项经济活动，特别是在思想政治领域、意识形态领域对这项经济活动加以政治上的强化，以利于这项政策的推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又被称为众人之治，作为经济意义上的下乡上山，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必不可免地被政治所主导。而经济决策的设计与推行、经济建设的成败，国民教育整体发展的水平，乃至人口生育政策的推行，则成为决定中国人口迁徙的根本因素。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几亿农民，有广袤的农村大地。毛泽东来自农村，在22年的革命战争生涯中，又长期生活、战斗在农村，对农村、农民知之甚详。他是同工农兵相结合的典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民党占有以城市为中心的区，经济军事力量较为强大，而共产党力量相对薄弱，他“唤起工农千百万”，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依靠千百万农民的参与赢得了革命的胜利。农民用小米养育了革命，用小推车推出了人民战争的胜利。农村、农民对中国革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但是，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5%，当时全国耕地面积不到16亿亩，仅占全国总面积的12%，人多地少，生产率低下。毛泽东深知农村的贫穷与落后，建国后，如何建设和发展农村，改变农村贫穷和落后的面貌，让农民衣食无忧，让全国人民有饭吃，是摆在执政后毛泽东面前的重大难题。

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深感农村的重要，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重要根据地。建国后，农村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经济源泉。当毛泽东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决策出现重大失误时，农村就成为他战略退却的重要后方。

   农村贫穷，中国是个经济穷国，是先发展工业，还是先发展农业，还是均衡发展？为了加快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就必须限制资本主义发展。限制资产阶级，还必须集中所有的资源，控制所有的资源，包括农业资源，即所有的农业剩余。1953年10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11月19日政务院第194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从12月初开始，除西藏和台湾外，全国城乡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开始实行对农业资源的全面控制。1956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把土改分给农民的土地收回来，基本实现了农村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从根本上消灭了农村的个体劳动，实现了农业劳动的集体化，也从生产和分配上实现了农业资源最大限度的集中和统制。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实际走了一条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方式剥夺农业，来积累发展工业化资金的道路。 

              一、 对“青年志愿垦荒队”的试验

当年，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就号召广大知识分子和学生青年要和工农兵相结合，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通过他们的先锋带头作用，唤起、动员广大农民群众支持革命、参与革命，也使他们在实践中锻炼成长。他说：

中国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

他们应该热情地跑到农村去，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不惜从小事做起。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那时，毛泽东强调的是知识分子和农民结合起来。

1939年5月4日，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毛泽东指出：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

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 

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知识青年”的概念，但他同时提出了“学生青年”的概念，表明这两类青年是有区别的。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辩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

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 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 

    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这一论述指导成百万知识分子和学生青年投身到人民群众的革命浪潮中，这是历史发展的需要。他们和工农相结合，脱胎换骨，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由于革命的武装斗争长期在广大的农村进行，他们也长期生活、战斗在农村，和农民结合在一起。但是，干革命和当农民是两回事，他们去结合不是去当农民，是去工作，去发动和组织千百万农民支持和参加革命，是在思想、观念和行动上的结合，这种结合并不意味着其身份的改变，不是和农民的等同，不是去当农民。许多知识分子和学生青年在革命战争中英勇献身，他们的英雄业绩，影响和感召了千百万农民参与革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的这一论述也指导着知识分子和学生青年与工农相结合。建国之初，旧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几乎占整个社会经济的90%，10%的近代工业多是落后的官僚买办资本，商品经济很不发达。资产阶级是弱小的，无产阶级人数也不多，工人阶级都集中在大中城市，人数较少。城市在职职工约八百余万，还有400万失业人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期间，随着工业的恢复发展，失业问题大部得到解决。但随着战争的结束，社会环境逐步安定，新生劳动力的问题开始凸现出来，城镇就业的新困难摆在了政府面前。中国经济落后，不能较快地发展工业，城市里新增加的劳动力不能为工业所吸纳。而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当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尚不突出，农民文化教育相对落后，也需要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于是，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便主要通向了农村。而这种结合，就意味着他们身份的改变和与农民的等同。

   在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政府号召开垦荒地7868万亩，以医治战争创伤，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粮食成为牵制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

1954年2月，前苏联号召城市青年到边疆地区开荒，在西伯利亚建起了共青团城。既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的问题。苏联领导集团在重点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也充分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农业政策的正确与失误，往往成为决定苏联最高领导人去留的关键因素。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在青年志愿开垦者集会上的讲话强调：

    一、作出动员青年到边疆垦荒的决定，是因为苏联拥有大片的荒地，这些荒地多年没被开垦出来的原因是人口太少。如今苏联建立了强大的工业，工业正在以许许多多的机器装备农业，国家已经往垦荒区运去了几万台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其它机器，青年们能够利用机械来进行生产，这是解决粮食问题的有效途径。

二、动员青年垦荒，可以使所有到那里的人都直接参加生产，青年人更能忍受困难，比起常用的移民方式，是一种花钱少而收效大的方式。

（在这里，赫鲁晓夫承认青年垦荒队就是一种不同以往的移民方式。）

三、去参加垦荒的，都是城市中有文化的青年。

赫鲁晓夫强调青年们把自己的城市文化带到草原上去，用城市的文明去改造边疆，不仅在生产上做出榜样，而且在生活上做出榜样来。没有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应该受中等教育，这很重要。必须做到这一点，在这方面有着一切条件。必须受专门教育，非常熟练地掌握技术，这样，劳动生产率才能达到另外一种水平，社会主义财富的积累才是另外一种情况，生活才能变得更加美好。

四、是革命精神。

赫鲁晓夫说：“我们有技术装备，土地是很好的，知识也有，将来还会更加丰富。还需要什么呢？坚忍不拔的精神。一年不成，不要丧气，争取第二年，在第三年里胜利总会有保证。没有任何困难是人所克服不了的，只要他认识到他是在为什么而斗争，并且不断地充实知识，顽强地工作”。

苏联青年热烈响应了苏共中央的号召，近三十万以共青团员为主体的城市青年来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在他们身后，是机械的钢铁洪流，各种物资的洪流，还有络绎不绝的迁徙人流。在雄厚的物质力量支持下，两年之内，他们开垦出三千万公顷的荒地，并开发矿山，建设工厂，在荒原上建起“共青团城”和许多新型城市，并把它们建成了美丽的工业城市，促进了西伯利亚的工业开发，移民们也同时得到了经济上的实际收获和发展 。 

1955年4月，共青团中央组织中国青年代表团赴苏联学习访问，详细了解苏联正在进行的开垦荒地的情况和经验。苏联老大哥的经验，很快被中国所借鉴。1955年7月27日共青团中央向党中央建议：

在动员青年参加开荒的工作中，应尽可能组织部分城市中不能升学和就业的初中、高小毕业和没有就业的青年前去……我们觉得，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的初中、高小毕业和无职业青年的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 

共青团中央发出了开发北大荒的倡议，他们的口号很简单：“国家建设需要粮食”，号召青年为解决国家紧缺的粮食而投身北大荒的垦荒事业。

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社论说：

新中国成立的时间还短，还不可能马上就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如果国家用分散经济力量的方法把每个人的职业都包下来，那么，工业的发展就要受到挫折。必须指出，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中有一部分人目前的就业问题是有一定困难的。

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的容纳量是十分巨大的，现在需要量很大，以后的需要量更大。 

 1955年8月30日，北京举行盛大集会，为60名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队员送行。队员们大多是京郊的青年农民，他们的大旗上写着：“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目的地是黑龙江省萝北县的荒原。他们的口号是：“为了粮食”，“不要国家一分钱”，他们的自愿行动，成为中国青年集体迁徙的前奏。

在“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带动下，辽宁、黑龙江、吉林、河北、山东、上海、武汉、天津、湖南、广东、浙江、福建、河南、云南、江西、广西等省市都组织了青年志愿垦荒队，开始了“向荒地进军”的移民垦荒热潮。

在青年们的推动下，为了解决内地省市农村地少人多，而一些边远省区经济发展落后，人口分布不均衡，加之建国前长年战争导致人口流失，土地撂荒，造成一些地区可开垦土地多等问题。 1956年，国家开始有计划的移民活动。从山东、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和上海向黑龙江、甘肃、青海、江西、内蒙古、新疆移民433000余人。广州、福建、辽宁、吉林、浙江、江苏等18省市在省内移民290000余人。国家对此次移民极为重视，做了详细的协调规划，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移民的迁出，部分地缓解了迁出地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促进了迁入地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移民们拖家带口，扶老携幼，一个人干活，三、四个人吃饭，其劳动成果仅够其本身消耗，能为国家创造的经济效益有限，国家还要承担较大的迁徙费用，各方面负担都大。

这一时期，主要号召家在农村又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全部回家参加农业生产，以避免造成城市的就业压力。而青年垦荒队是古代“民屯”的现代版，他们是单身的青年男女，政治热情高，个个都是劳动者，而国家只需付出较少的费用。从此，中国政府组织的移民开始转为以单身青年为主的集体迁徙活动，进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特定对象进行的计划迁徙，是此后二十多年中国一切迁徙活动的最大特点。

应该指出，五十年代政府组织的青年垦荒队、移民等基本是农村人口。城市人口，限于经济、观念等原因，参与移民的很少。 

二十多年后，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最后落下帏幕时，1979年3月19日，国务院知青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概况和问题》在回顾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历史时指出：“由于缺少经验，工作没有跟上去，一般都没有坚持下来”。

经验不是没有，青年垦荒队就是借鉴了苏联老大哥的经验，并在许多省、区进行了推广。但苏联是大工业装备农业，苏联青年身后是现代化农业机械的钢铁洪流，中国青年所能使用的钢铁，除了手中生产用的锄头、铁锨、镰刀，就只有厨房的菜刀；苏联青年身后是物质的洪流，有国家雄厚的经济支持。中国青年响亮的口号是“不要国家一分钱”，是用精神的力量来支撑。垦荒队的动员、组织、实施工作由团中央负责进行，但主要是思想和行政工作，团中央没有经济力量，初期的经费，主要靠社会募捐；有限的国家贷款，将来还要用垦荒队生产的农产品扣抵；苏联青年都是城市有文化的青年，还必须经过专门的培训，才能掌握现代化的农业机械。而中国的垦荒队，与苏联有所不同，绝大部分是青年农民，只有很少的文化，就是有机械也掌握不了。极其有限的东方红75履带式拖拉机、铁牛55轮式拖拉机、丰收35轮式拖拉机，装备国营农场都远远不够。 五十年代“大跃进”中，毛泽东曾极力提倡过双轮双铧犁，但双轮双铧犁说到底也只是一种人畜共用的农具，而且无法在全国大面积推广。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倡议，各地生产了数以十万计的双轮双铧犁，结果造成大量积压，成了一堆废品。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农业机械化始终是一句空话。

 “工作没有跟上去”，组织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确实做了不少，垦荒队获得了“思想上的丰收”，也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但仅限于此，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没有充分的经济基础、物质基础，“不要国家一分钱”，未必能结出丰硕的经济之果。移民是一项经济活动，在移民的经济工作方面，中国只是学到了苏联经验的表面形式，其实际的经济内涵，没有，也不可能学到。

1955年开始的“向荒地进军”热潮中，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号召和吸引了天津、河北、哈尔滨的一批批青年，垦荒队的青年们在北大荒的处女地上用简陋的劳动工具，战严寒、斗酷暑，与自然灾害搏斗，生活条件极端艰苦，几乎完全靠精神的力量来支撑，经过努力奋斗，他们开出了大片良田，却没有创造出什么经济效益，垦荒队员连自己的生存都难以维持。1956—1958年三年间，每人只有不到5元钱的收入，连邮票都买不起。政府给垦荒队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却没有给他们提供发展经济的支持和动力，一切只限于政治口号和精神召唤，没有经济基础的经济活动，是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得到发展的。声势浩大的垦荒运动仅持续了两年就逐渐归于沉寂，这是一场不成功的试验。他们只是实际意义上的国家经济移民，自生自灭的迁徙者，但是，垦荒队的“精神”却一直为报刊舆论所津津乐道。

1959年，青年垦荒队划归国营农场，队员转为农场职工。1964年，在国家精简职工的风潮中，许多女垦荒队员被迫退职，北京垦荒队的发起人之一的杨华也不得不带头让自己的爱人退了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她们作为下乡上山的先行者，作为第一代北大荒人，长期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求告无门，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但是，青年志愿垦荒队不成功的试验却留下了有益的启示：农村的广阔天地，完全可以容纳城市巨大的剩余劳动力。 

         二、政治、外交决策失误导致经济发展滞后

从1960年冬以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一直是贯彻执行国民经济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经过四年的努力，到1964年，终于从三年困难时期的阴影中走出来，刚有所恢复，国民经济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中国人民在经历了极度的苦难——饥饿、生活用品的极度匮乏之后，渴望生活水平能进一步得到提高。中央有关部门充分考虑到人民的意愿，在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把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摆在首位，并称之为“吃、穿、用”工程。

但是，当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讳，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6月6日，毛泽东在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讲话中，全面否定了中央其他领导原计划的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吃、穿、用”工程，彻底扭转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进一步提出以战备为中心，下决心大搞“三线建设”，他说：

还要考虑打战。要有战略部署。各地党委，不可只管文不管武，只管钱不管枪。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危险。要建立战略后方。 

各省都要搞军事工业。要从工业、农业、文教挤出钱来。不要办那么多正规学校。清华，学生一万多，教职员、家属四万多。这样，领导精神会大大浪费。 

【注：见《毛泽东思想万岁》，第498、499页】

周恩来在解释“三线”地区的划分时指出：“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是第一线”。“真正的三线是青海、陕南、甘南、攀枝花”。

其实毛泽东很清楚，在朝鲜，美国止步于三八线；在越南，尽管在越南南方打得热闹，美国飞机也轰炸了越南北方，但没有一个美国兵踏上越南北方的领土，离中国的领土更为遥远。苏联在中苏漫长的边境上陈兵百万，这点兵力，根本不足以实施对中国领土的入侵，主要是起威摄作用，但却给了毛泽东抵御苏修入侵，加强战备的理由。不论美国还是苏联，都没有入侵中国领土的计划和实际准备。美国和苏联的竞争重点是对西欧的控制，而不是在中国。苏联不会在西线与美国对抗的同时在东线与中国开战，而美国向来认为中国并不是一个具有关键战略价值的地方。时至今日，美、苏解密的挡案材料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毛泽东在国际国内着力打造浓厚的战争氛围，以便把国内问题同国际战争威胁挂钩，以适应他在国内开展阶级斗争的需要，迫使全党把工作重心再次转向阶级斗争，转向防修斗争。这样，毛泽东将同赫鲁晓夫的斗争与国内问题紧密联系到一起，用国际反修斗争，与苏联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用国际反修来映衬和加强国内“防修”的斗争，“防修”实际就是确保毛泽东国内领导权的政治斗争。

1964年3月17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宣布：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鲁晓夫的斗争中，现在应该再转回到国内问题上来，联系国内的防修反修问题。6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人员的谈话中，强调“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最后一篇论战文章“九评”，公开强调指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性就在于“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九评”的发表标志着国际反修暂时告一段落，国内“防修”的大规模开始，把反修的外患，转为防修的内忧。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作家斯诺时说：中央将来怎么办？有可能出修正主义。1月14日，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更明确宣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充分表明毛泽东已经成功地营造了国内斗争的国际背景，开始把斗争矛头转向国内，直指“中国的赫鲁晓夫”。此时，国内的阶级斗争在毛泽东长期的鼓动下，正在轰轰烈烈展开。至此，发动一场巩固政权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1965年10月12日，毛泽东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把备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很长时期内，中国的经济建设是在毛泽东喧染的战争阴云笼罩下进行的，陷入两面军事防御，重点对付苏联的境地，一切经济建设不得不为国防建设让路，将国民经济主要的财力、物力用在军事工业上。文化大革命中，1968年，对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的投资在国家基本建设中所占比重约为9%，1969—1971年平均达到11%，均超过同期对国家对全国农业的基本建设投资。

“三线建设”在战争威胁的背景下如火如荼地持续展开，1965—1975年十一年间，三线地区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269.67亿元，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43.4%，十七年间，三线建设形成固定资产2052亿元。畸型发展的军事工业耗资巨大，生产了一大批吃不成穿不上用不着的军工产品。人民长期生活在“备战、备荒、为人民”、“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深挖洞、广聚粮、不称霸”的战争气氛中，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在政治经济的一系列错误决策指导下，使国民经济屡遭挫折，发展缓慢。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业长期得不到发展，粮食生产一直不能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导致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

毛泽东提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散布战争空气，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这是毛泽东达到天下大乱的战略步骤，以便乱中夺权，既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而天下大治，就是毛泽东乱中集权的目标。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

1966年5月9日，含有热核材料的核爆炸成功；

1966年10月27日，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实验成功；

1969年9月23日，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

这一系列的成功，标志着中国拥有了核武器，跨进了世界军事强国的行列。毛泽东为此赋诗道：“原子弹说爆就爆，其乐无穷”，中国人民为这样的成功而自豪，认为解放全人类的日子指日可待了。 

成为世界军事强国的中国，在辉煌的成功背后，经济上却积弱积贫。城市人口长期依靠各种票证供应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全体职工的低工资低福利，成就了国家的高积累。农村的农民，刚从“三年困难时期”饥荒的死亡线上挣脱出来，继续承受着“剪刀差”制度的剥夺，还有两亿多人连温饱都无法解决。毛泽东靠中国全体人民勒紧裤腰带，节衣缩食，“从工业、农业、教育挤出钱来”，这不是“首先加强经济建设”，而是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釜底抽薪，导致工业、农业、教育全面发展滞后，用中国人民的贫困，以人民的生存质量和生命周期以及教育的落后为代价来发展核武器。在世界近代历史上，中国向来因国弱民穷屡遭帝国主义欺凌，中国必须强大，应该拥有核武器。但是，中国更应该富足，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民富则国强，二者不可偏废。，而中国核武库的数量和质量，与美、苏相较，却不可同日而语。中国耗费了巨资，迤至毛泽东逝世， 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却一无所成。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被“挤出钱”去发展军事工业后，农业一直得不到发展的资金，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始终得不到发展，农业的现代化始终是句空话，中国的粮食生产也始终解决不了人民的吃饭问题。培养青少年的教育事业长期得不到发展，关系人民生活的轻工业也长期得不到发展，手工业、服务业大幅度萎缩，城市就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作为城市的新生劳动力，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期的城市青年下乡上山，六十年代末以后一直持续十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必不可免的了。 

1980年，有效期三十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到期，中苏双方都没有提出条约继续生效的问题，这份名存实亡的条约终于走到了尽头。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 

毛泽东时代之后，八十年代后的中国实行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实行了百万大裁军。1984年，中央军委决定改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构想，国防建设也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上了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中国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使中国走向了世界。 

 三、对外援助加重人民的经济负担 

中国自建国以来，为了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也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的考虑，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开始向外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先后出动了一百多万志愿军，耗资七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金日成来华访问，中国一笔勾销了朝鲜战争期间对朝鲜的所有贷款、贸易差额及所有朝鲜的欠款，又无偿赠送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

即使在1959——1960年中国连续两年粮食减产，整个国家都在勒紧裤带， 中国向朝鲜提供了纺织厂、轴承厂、糖厂等29个成套设备项目的无息贷款。还答应了一些非洲国家的援助要求。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一万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1960年底，在灾荒最严重的时期，支援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

在援越抗美时期，自1965年至1978年，在整个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期间，中国援助越南的军事物资可装备200万陆海空部队，各种物资折价200多亿美元，包括轻重武器、弹药、医疗用品和军需品、450个成套设备项目（全部完成的为339个）、346亿米棉布、3.5万辆汽车、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多千米油管等。小到胶鞋、蚊帐、副食品、压缩饼干，甚至还有葡萄干和高档酒。还有6.35亿美元的现汇，这些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仅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

1965年4月，黎笋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时，提出中国向越南北方派出支援部队的要求，中越双方签订有关中国向越南北方派出支援部队的协议。六月中国以“支援部队”派出的第一支军队入越，仅到1968年3月，中国先后入越的防空部队、铁路部队、国防工程施工部队、筑路部队、运输部队等共23个支队，32万余人，许多部队一直到越南抗美战争结束才撤回。这些部队除了喝的水、烧的柴火以外，所有的军费和物资，全部由中国承担。

至1978年5月底，中国向老挝先后派出18个工程大队、3个民工总队共七万余人，投入各种施工机械2250多台为老挝修建公路，平均每公里公路造价31万余元，所有的修建费用都算作中国政府给予老挝无偿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经济援助。中国同时派出2.1万人的高炮部队担负老挝的防空任务。

1964年——1978年，中国对老挝的军事援助包括：枪11。5万支，火炮2780门，坦克装甲车34辆，汽车773辆，炮弹267万发，子弹1。7亿发，手榴弹92万个，无线电台2830部，有线电台2654部，军服257万套，食品800吨等/ 

从1954年起至1976年，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全部有去无还。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国每个人承担3850元，22年间每人每年承担175元，而当时中国人的年收入也不到200元，两亿多人口还在温饱线以下挣扎。而阿尔巴尼亚人口才200多万，相当于平均无偿给阿尔巴尼亚每个国民4000多元，每年人均181元。

1950年起至1960年，中国对外无偿援助金额和贷款达人民币40.26亿元，接近“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计划427.4亿元的十分之一。1960至1964年困难时期更高达67.74亿元。

1976年以前，我国在“国际主义义务”的旗帜下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和军事援助，除三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外，较大的还有非洲的坦赞铁路。

1965年3月，周恩来对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说：在我们的“三五”计划期间，除已提供的6000万美元外，我们将继续向你们提供援助。1966年7月29日，中巴签订无偿军事援助议定书。仅此一年，中国对巴基斯坦的4笔无偿援助已达1.8亿元人民币。1968年12月26日，中国再次无偿援助巴基斯坦一亿元人民币。1970年11月13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说：“四五”计划安排的对外援助太少，特别是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很不够，要由原来的2亿元人民币增加到5亿元人民币。

1967年，中国对外经济援助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5%；1972年达51亿多元，占财政支出的6.7%；1972年更上升到7.2%。直到1973年，这种与国家经济实力不相符的对外援助才逐渐得到纠正。 

这些耗资巨大的对外援助换来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军事效果呢：

有着与中国“鲜血凝成的友谊”的朝鲜在文化大革命中与中国公开反目，在朝的志愿军烈士墓被一举荡平。

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对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中国与南斯拉夫关系的改善及中国的“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均表示不满。攻击中国是“修正主义”，“新机会主义”，1978年7月中国停止对阿援助，两国关系恶化。

“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则在抗美战争胜利后忘恩负义，走上了与中国刀兵相见的道路。

只有那些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才在政治上、舆论上给以中国支持，他们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但这些用金钱换来的支持毕竟是有限的。 

对于援助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宣传教育下，全国人民普遍都认为义不容辞。但是，这些慷慨的，甚至己所不能的援助成了中国人民沉重的经济负担，严重滞后了中国的经济建设，严重影响了全国人民的生活。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从下乡上山到上山下乡，中国城市向农村的移民规模不断扩大。       

四、 经济决策失误导致下乡上山

建国后，1950年到1952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民主改革、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斗争，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时期，历经多年战乱、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开始好转。1953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从此我国的国民经济开始走上计划经济的轨道。党的“八大”决议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是实行集中经营，但有一定范围的分散经营作为补充；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都将按照计划进行生产，但有一部分产品将按供销关系调节生产作为补充；全国范围的国家市场是主体，但有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

毛泽东“一边倒”的政治决策，使中国基本断绝了与西方世界的经济、科技、文化的往来，长期落后于世界的经济发展潮流。后来又与苏共交恶，与东方阵营也疏远了。只有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孤军奋战，在经济和科学技术上基本与世隔绝，一无资金，二无设备，三无科学技术的情况下搞经济建设，纵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也发展缓慢。政治、外交的失误，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中国是个农业国，为了偿还外债和换取外汇，只有加强对农村的剥夺，用大批粮食、肉类、棉花、食油、蛋品、奶品来出口，加重了农村的负担。

劳动就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其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自我封闭中自我发展经济，国民经济的自我“造血”功能很低，即使剥夺农业也无法积累起适应国民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加之在建设资金的计划、投入和应用上屡屡失误，起不到应有的经济效果。再加之全面推行计划经济体制和强制实行劳动管理体制，国民经济得不到良好发展，劳动就业规模也无法扩大。政府把城市就业的重任包揽起来，却无力承担，而一次接一次的上山下乡，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并没有解决新生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只是把他们迁徙到另一个只能生存的环境中，徙民就食，以此缓解政府一次次面临的就业压力，粮食供应压力，却没有能力给他们提供发展的机会和条件。就业乃民生之本，劳动者没有工作，得不到发展，人民的生活就没有保障。人这个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无法调动起来，生产力就发展不起来。不能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就不能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日益增长的要求。

但在实际实行中，借鉴由苏联创立的社会主义模式，为了尽快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国，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把有限的建设资金主要投入在重工业上，为了巩固政权、巩固国防，更偏重首先发展军事工业，忽视轻工业、手工业、商业、服务性行业的发展。中国正处在经济发展较低的阶段上，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是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这是中国的资源比较优势。但资金十分稀缺，资本密集型产业不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人为地推行重工业优先的产业政策，意味着要由政府把主要的资金投入到费宏效微的重工业部门，并对一系列价格进行扭曲，实行稀缺资源的计划配置，并在国家政策的保护下使其免于竞争。不合理的产业结构，造成一方面人民的基本消费物资长期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重工业这类资本密集型产业吸纳的劳动力少，而吸纳劳动力最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轻工业、手工业、商业、服务性行业缺乏资金得不到发展。在计划经济的年代，用于重工业的投资超过了国民经济总投资的50%，用于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投资才占5%，而对作为基础的农业投资只有8%左右。对能源、交通以及住房建设的投入也严重不足。从1949年到1980年，重工业在较低的基数上实际增长90倍，造成了中国正在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强国的虚假表像。而生产布匹、鞋类、自行车、肥皂、手表、收音机、缝纫机等生活必需品的轻工业只增长了19倍。满足不了迅速增长的庞大人口生活的需要，只能用票证供应抑制人民的需求，也束缚了城镇青年劳动就业规模的扩大。

农业生产所必须的农业机械生产、化肥、农药等行业也长期得不到发展。1961年，陈云就提出，要使农业生产根本好转，还要吸取世界上各先进国家的经验，努力发展支农工业。他在视察黄淮河灾区时又说：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中，粮食增产60%，一半靠良种，一半靠化肥。日本人过去靠侵占我国东北起家，战败后，他们就靠化肥发家。根据陈云的意见，中央决定把迅速发展氮肥工业列为支援农业的重要任务之一，并且成立中央化肥小组，由陈云担任组长。

当时中国的化肥工业十分落后，年产2.5万吨或5万吨合成氨的大型化肥厂全国只有6个。此前曾计划建设大氮肥厂，但十几个大厂齐头并进地搞，材料和设备供应不足，至此一个也没有建成。

陈云于5月16日代表中央化肥小组起草了关于加速发展氮肥工业的报告，得到中央的同意，作为文件下发。但是，由于“三线建设”的高速发展，挤占了化肥工业的建设资金和建筑材料，国外的先进设备和技术也没钱引进，氮肥工业进展缓慢。支农工业得不到发展，农业也发展不起来。

将经济发展重点放在重工业，特别是耗资巨大的军事工业上，脱离了本国的资源比较优势，背离了世界实际的战略格局，是一种战略性失误，经济发展方向代价巨大的严重失误。

在经济体制方面，1955年开展的对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大规模改造运动，虽然造成了提前进入社会主义的表象，但重点搞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和统一的计划经济，限制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导致城镇集体经济的急剧萎缩，。集体所有制单位能容纳较多的劳动力，由于得不到应有的发展，限制了扩大就业的门路。

对个体经济则当作“资本主义尾巴”、不允许“雇工剥削”坚决加以取缔。城市的商业几无网点可言，主要商品销售集中在少数国营大商场里，无论生活资料还是生产资料，所有商品价格由国家统一定价，商业利润也就全部集中在国家手里。据《人民日报》报道，中国人口在1957年时是6亿多，当时全国有私营杂货店、自行车修理店、理发店、补鞋店等共计100万家，；到1981年人口增加4亿，达到10亿，各类服务店却减少到19万家，超过80%被淘汰或取缔。北京的餐馆从1949年的10200家减少到1981年的679家，只剩下不到7%。

1952年，全国每万人口中，有零售商业、饮食业、服务网点95.7个。1978年下降到13个；同期平均每万人拥有的服务人员从165.8人下降到63.1人。在全部职工中，从事第三产业人员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从1957年的52.4%下降到1978年的36.5%。（见邓力群主编《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科出版社，1999年，第12 468页）。

到1978年，个体经济从业人员从1953年的近900万人减少到只有15万人，仅占全国城镇总从业人员的0.16%。（国家统计局《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0）》）

中国自古就有“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以商为末业，商人的社会地位最低。建国后，延续过去传统的观念，也有“工、农、兵、学、商”的区分，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却认为商业、服务行业不能创造物质财富，不能创造价值，是单纯的社会消费部门。既然消费部门不能创造价值，只会花掉财富，因此越少越好。认识不到服务业完全可以创造产业，创造价值，创造就业。虽然国家想把全国人民的衣、食、住、行都包起来，但是，在轻视服务业的存在和限制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指导下，服务行业人员占城市劳动力总数不到10%，从业人员经济待遇明显低于其它行业，社会地位低下。以“为人民服务”为荣的青年一代，却普遍向往“官办”的国营企业的“铁饭碗”，轻视服务行业的劳动，不愿干“低三下四”的“侍侯人”、“照半身像”的工作。致使人们吃饭难、喝水难、做衣服难、买东西难、洗澡理发难、修修补补难，成了“一切都难”的社会主义，使城镇许多有一技之长的人员断了自己谋生的门路，许多传统手工业濒于灭绝甚至从此失传，扩大了城镇失业人员的队伍。

长期以来，中国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形成了高投资，低消费的传统格局，人民的生活、福利、教育、医疗水平始终维持在相当低的程度上。五十年代以来，政府为了解决城市的就业问题，保持城市的社会稳定，采取面向城市居民“统包统配”的就业政策，把城市就业由政府全部包揽下来，在劳动部门计划指导下，实行了“低工资，高就业”的就业政策，在低工资水平上人为地抑制人民消费，把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只能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劳动力的再生产，以适应轻工业、手工业、商业、服务业欠发达的现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国民收入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强行拉高积累水平，导致较高的投资率，人为地加强了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投资需求。低工资和凭票证供应的“票证经济”政策，抑制了消费需求，也抑制了轻工业发展的需求动力。“低工资，高就业”的就业政策，实际就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维持较低的生活水平，保证大多数人有工作，以保持社会的稳定。因此，在中国“工作”就成了“饭碗”的代名词，“铁饭碗”则意味着这份工作的长期和固定，既不会饿着，也不可能吃好，“铁饭碗”成为人们终身的保障。在“公正、平等、平均”的旗号下，中国建成了全民贫穷的社会主义国家。

“低工资，高就业”、“统包统配”的就业政策，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初期，有其积极意义，增加了社会就业，稳定了社会，发展了经济，取得了伟大成就。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人民对物质生活不断提高的要求，继续执行这项政策就失去社会进步的意义了。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经济生产所需要的劳动人数，按照计划统一安排、统一分配，实行高度集中的统包统配的劳动管理体制。不允许企事业单位自行招人，也不允许劳动者自找工作或自谋生路，必须等待劳动部门的“人事分配”。统一安排就业的对象从大学毕业生、中专技校毕业生、直至复员退伍军人和待业青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计划由国家逐年批准下达，企业工资总额由国家控制，企业新增职工需经人事主管部门批准。在近三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实际成为一种特殊的计划物资，由专门的劳动部门进行管理。完全按照由上而下的计划来分配、调剂、使用。这就带来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往往脱离实际的需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的劳动就业者既受到劳动用工制度的保护，也受到低工资制度的束缚，调动不起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大锅饭”使生产效率低下，就业者的生活水平也无从提高。由于缺乏流动性和竞争性，生产效率低下。那些经济效益差，苦、累、脏、险的工作很少有人愿意从事，形成了就业岗位空缺和待业并存的局面，这些城里人不愿从事的工种，最终成了进城农民的“可乘之机”。 

1996年，世界银行对中国142个国有企业的调查中，发现这些企业中，富余人员在30%以上的占全部企业的17%，富余人员在20%—30%的占16.2%，富余人员在10%—20%的占26.8%，富余人员在5%—10%的占24.6%，12%的企业认为人员大概合适，只有3.4%的企业声称人手不足。1991年，中国的经济统计出现了“城镇登记失业率”的统计项目，城市失业现象开始公开化。但随着下岗职工人数的激剧增加，这种新的失业现象并未统计在失业率之内。1996年，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表明，登记失业者和下岗职工合计为1444万人。1997年5月2日《中国工商时报》的消息称，上海、沈阳、福州、郑州和成都这些大城市的下岗职工，分别占企业职工总数的15%—30%。

第一个五年计划虽然胜利完成，但整个工业规模仍然有限。加之人口增加较快，新生劳动力逐年增加。而城市只容许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部分大集体、小集体经济的存在，严格限制甚至取缔个体经济，杜绝了失业人员自谋职业的出路。使得城镇就业的路子越来越窄，谁也跳不出计划经济的框框，一旦企事业单位不招工，就只有下乡务农一条路了。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发展经历，实行的是典型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为了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相应的制度体系也就产生了。但是，不论这种制度形式设计得怎样严密，执行得如何严格，仍不可避免地要形成劳动力流动的超常规趋势——流动势头超出政府的管理能力，中国历来存在的流民问题——“盲流”也就始终存在了。

就在政府竭尽全力防堵“盲流”潮的同时，城市的新生劳动力——中小学毕业而未能升学的青少年，不少人已经无业可就，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下乡上山。

     五、 “支边青年”开了下乡上山的先河

1955年起，共青团中央先后在京、津、沪等十多个省、市组织了青年垦荒队。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号召“能够下乡、上山去直接支援农业生产的工作人员，都要尽快下乡、上山去。青年知识分子更要把下乡、上山当作锻炼自己的最好的方式”。到1957年底，城市下乡青年已达79000多人，回乡青年人数更多。在这一时期，其显著特点是青年们在政府号召下，绝大多数是自愿投入进来的。经过多年的考验，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下乡上山的成果比较巩固，青年和家人都较安心。

1958年，内地的“大跃进”如火如荼，开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原本经济落后、地广人稀的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也不甘落后，这些地区占全国土地面积的50—60%，人口却不到10%，但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水利资源、森林资源，它们要求在内地支援下也实现“大跃进”。当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计划从1958年到1963年，从内地动员570万人到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陕西、云南、贵州、河南、安徽、江西、福建等十二个省、区支援边疆和边远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这一《决定》，1959年2月，中央又专门召开会议动员内地青年前往边疆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对动员和安置工作作了具体部署。这是国家第一次正式出面直接组织的青年移民垦荒工作，和团中央组织的青年垦荒队不同，那时的口号是“不要国家一分钱”，这时的移民垦荒工作，国家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一次对动员和安置经费作出了统一的规定，安置经费“由国家和地方共同负责解决”，列入国家预算开支的有车船费、冬装费、途中伙食补助费、医疗补助费、宣传费、抚恤费等八项，其余开支由地方负责解决。由国家统一发给迁移安置经费，这一措施也在以后的移民工作中一直延续下来。

安置经费的落实和“大跃进”风潮的鼓舞，调动了青年到边疆去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移民动员地区许多青年踊跃报名，他们中有未升学的社会青年，有各种补习班和民办中学的在校学生，也有国家干部和职工，但更多的是青年农民，他们中有的甚至没有文化。部队也有10万复员转业官兵加入了支边的移民行列。“支边青年”从此成为迁徙到边疆和边远地区青年的专门称呼。他们中，少部分被安排在教育、服务性行业，28.9万人被安排在公交战线和新建厂矿，49.8万人被安排在农场，21万人插入边疆农村参加农业劳动。1959年到1961年三年间，全国有关的16个省、区和部队共动员和安置支边青壮年和退伍兵青年93万人，随迁家属43.8万人。由于参与“支边”的人员中有青年、壮年，有复转军人，还有家属，他们和之前和之后的城镇学生青年上山下乡有着较大的区别。在文化大革命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有的城市也把到边疆的青年习惯地称为“支边青年”，但在根本意义上，他们都是国家的经济移民。

由于安置经费的落实和安置地区政府的努力，被安置的地区地广人稀，迫切需要发展，“支边青年”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们走得出，也在得住，加上“大跃进”在内地造成了惨烈的人祸，而边疆地区受害较轻，所以这一时期的移民效果比较巩固。但是，由于国家只注重移民去发展农业生产，也根本拿不出资金进行边疆丰富资源的开发利用，任凭这些宝贵的矿产资源、水利资源静静地沉睡，悄悄地流淌。“支边青年”只能维持自己的生存，难以得到发展，在经济上的成效甚低。 “三年困难时期”后，从1962年起，国家再也拿不出资金进行远距离的大规模移民开发，支边的《决定》虎头蛇尾，偃旗息鼓了。但是，“支边青年”的工作取得了开发边疆，建设边疆，改变边疆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的初步成效，是中国政府进行移民开发的有益尝试，为后来的上山下乡运动积累了经验。 

1958年—1960年是下乡上山的低潮时期，1958年—1959年两年间，下乡青年仅约15000多人。

六、粮食是决定中国人口迁徙的深层次的经济原因

《汉书·郦食其传》：“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 中国人历来把粮食比作天，“民以食为天”，是中国人历史以来直到改革开放后跨越了温饱线之后仍然信奉的至理名言。人们见面时问候的第一句话往往是：“您吃饭了吗？”回答也是：“我吃了，您吃了吗？”表明人们都把吃饭放在首位。要得到粮食，就必须有相应的生产资料，土地，就是生产粮食的载体。农民对土地的深厚感情，其根本也是出于对粮食的关注，粮食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 也是最重要的物资，没有粮食也就没有生命，所以“民以食为天”。

中国人对历史上的饥荒有着沉重的记忆，远的不说，据邓拓《中国救荒史》统计，有清一代因饥荒而死亡的人数，嘉庆十五年为900万人，十六年为2000万人；道光二十九年饿死1500万人；咸丰七年饿死500万人；光绪二至四年，江北旱灾严重，饥民四出，兼以山东、安徽灾黎纷纷渡江，前赴苏常就食者千万，仍死亡1000万人；十四年又死亡350万人。

1942年到1943年春天的旱灾，在战争的阴云笼罩下，仅河南一省就饿死了四百万人。

而建国后的1959年至1961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期间，粮荒造成了超过三千万人的死亡。

中国历史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大国，但实际是个粮食生产小国。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面积，要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这对于“王者”，对于百姓，都是一个看似简单，其实并不轻松的问题。建国以后，尽管生产关系以合作社、人民公社等形式进行了不断的改变，生产资料——土地也从分到合，再到大集中，按照政府的意图和规划实行下去。政府也不断号召“以粮为纲”、“大办粮食”，但中国实际上粮食生产一直上不去。广大的耕地面积，庞大的农业人口，由于生产方式的落后，政府对农业投入的严重不足，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业科技得不到发展，建国后三十年，农民始终靠“两个肩膀一个屁股”进行耕种，农业生产力没有得到发展，只能收获有限的粮食。国家以低廉的价格统购农民的余粮，农民获得的少量的资金，除大部分用于维持生活外，只能用少部分维持再生产，因此缺乏生产的后劲，无法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和提高粮食产量。特别是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经济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土地所有制关系都调动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七、八个农民还很难养活一个城市人口。

为了全面控制粮食的生产与销售，从1953年开始，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统购统销，就是借助政权的强制力量，让农民把生产的粮食卖给国家。全社会所需要的粮食由国家供应。农民自己食用的数量和品种也得由国家批准后才能留下。城镇家庭每户一个粮本，凭粮本供应粮食。并且国家取消了粮食的市场交易，禁止粮食自由买卖。统购统销实际上就是国家对粮食进行国家垄断、

在统购统销政策下，农民需首先缴纳公粮，公粮即农业生产者或农业生产单位每年缴纳给国家作为农业税的粮食。周恩来在《恢复生产，建设中国》中指出：“在公粮的负担上，每一个农民每年平均收入大概是400斤小米，要拿出80斤给公家，这就是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二十”。

其余百分之八十的粮食，除批准留给农民食用的部分外，作为“余粮”，实行定产定购三年不变。国家对余粮户按粮食定产数量，统购余粮的80—90%，超过定产的增产部分，增购不超过40%。“余粮”，顾名思义应该是农民多余的，吃不完的粮食，再取有余，补不足，事实上并非如此。

1965年10月实行粮食征购(公粮和统购粮)一定三年的政策。即征购任务一定三年，作为征购的基数不再改变。灾年调减当年任务，丰年不改变。丰年实行超产超购，加价奖励的办法。加价幅度为统购价的30—50%，1971年8月改一定三年为一定五年，继续实行超购加价奖励的办法，但加价幅度不得超过统购牌价的30%。但粮食价格较低，“谷贱伤农”，农民通过卖余粮能够得到的资金是相当有限的，因此提高不了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

在统购统销政策下，“交公粮，卖余粮”成为农民生产的主旋律。而国家通过收公粮，买余粮，将全国的粮食生产纳入了计划经济体制，虽然这其中有很大的变数。毛泽东说：“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充分表明了他对粮食的重视。

自从实行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就一直处于半饥半饱状态，刘少奇曾经坦率地承认这一点，他在“七千人大会”讲话中说：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27日，载《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1-442页】。刘少奇的言外之意，即不能让农民吃饱。

饿着肚子把粮食卖给国家，农民当然不乐意。因此，为了完成过高的统购任务，必须施以政治压力。对没有完成任务的农民随便扣上种种“帽子”进行斗争。封门、搜查、捆绑、吊打的情况在不少地方均有发生。

1959—1961年全国出现大饥荒，粮食征购过头就是其主要原因。初期公社食堂放开肚皮吃大锅饭造成的巨大浪费，和饥荒时期对粮食进一步的统制，也是造成饿死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1959年秋季，各地就不断有饿死人的报告上报中央。而毛泽东对此似乎一无所知。

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在谈到毛泽东另一位秘书田家英时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谈到江青的生活作风及毛泽东周围服务人员的某些情况，他很看不惯，很是厌恶。他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主公提三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34页】。田家英为什么把“不能治左右”摆在第一条，这样反感这些“左右”、这些服务人员呢？确实，这些“左右”整天围绕在毛泽东身边，既尊崇毛泽东，又有压力，只能察言观色，投其所好，报喜不报忧，粉饰太平。各地汇报的情况都由他们首先过滤、删减，有些还根据他们个人的观点添油加醋。特别是大饥荒已经出现了一年多，尽管那些封疆大吏害怕右倾，还在粉饰太平，避重就轻，但那些饿死人的情况汇报已从各地急如星火，纷至沓来。而毛泽东却还沉浸在报纸上宣扬的“形势大好”中，以毛泽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如果他知道出现了大面积的饥荒，是绝不会坐视不救的。“左右”是否对毛泽东进行封锁，隐瞒不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致使毛泽东一年多不了解各地大饥荒的真实情况，这就严重影响了毛泽东对问题的判断，导致毛泽东许多决策出现了失误。

“左右”的问题有点类似古代宦官所起的作用，“蒙蔽圣上”、“欺蒙圣听”，“阻断言路”，只是不敢“假传圣旨”，凌驾于百官之上。毛泽东对于“左右”为什么“不能治”，他们究竟曾起过些什么样的正面或消极的作用，在对毛泽东出现的错误进行分析时，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

直到1960年4月，当各地出现饥荒饿死人的真实情况终于由李先念直接汇报到毛泽东耳边时，毛泽东还不相信，说明毛泽东受“左右”影响蒙蔽之深。

“面对粮食危机的严重局面，李先念不顾自己刚刚遭到错误的批判，及时地把全国粮食危机状况，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报告说，据部分省区反映，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中，约百分之十到二十缺粮。1960年4月16日，他又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截至4月5日，粮食入库高潮已过，但全国粮食库存258.5亿公斤，比上年同期减少6.5亿公斤，而销售比上年同期增加。他在报告中着重说明粮食管理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和完成粮食购销任务的艰巨性：‘过去，国家主要是管理粮食的购销，负责城市人民和农村一部分缺粮人民的粮食供应；现在已经发展到，国家必须把六亿几千万人民的粮食消费都要更加具体和更加直接地管理起来，国家对于人民群众的吃粮够不够吃、吃饱吃不饱，负有十分重大的责任。’这一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其后的一天，毛泽东约李先念到住处谈工作。李先念到中南海丰泽园时，毛泽东正靠在床上看书。毛泽东笑着对李先念说：“杞国人来了，请坐下。”言下之意是李先念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是杞人忧天。毛泽东接着说：“你是怎么搞的，报纸上讲形势大好，你老是泼冷水，讲什么都不好，你是怎么想的?你知道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你可不要学杞国人啊!”李先念看到毛泽东并无严历批评之意，心情也就放松下来，平和而又认真地对毛泽东说：‘我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担心全国几亿人吃不上饭呀!主席你不担心吗?你不要听报纸上吹的那一套，形势不是大好，也不是小好，是一点也不好，老百姓在挨饿，已经饿死了不少人。有些省一方面说粮食大丰收，另一方面向我写报告要救济粮。我昨天晚上没睡觉，和粮食部长陈国栋等同志商量，调粮搞救灾。原来一列车粮食准备调山东，结果山西来电报说他们饿死的人多，又把这一列车粮食运到了山西。当前老百姓没粮食吃，只好挖野菜、捋树叶度日。’毛泽东听到李先念这些话，感到吃惊，便让李先念详细谈谈粮食供应的严峻情况。李先念实事求是地汇报了全国粮食购销的严峻形势。毛泽东不仅耐心地听，而且不时地提出问题，李先念一一做答。不知不觉到了吃饭时间，毛泽东便留李先念同他一起吃饭，边吃边谈。通过这次谈话，毛泽东了解到全国粮食购销的实际情况。李先念从毛泽东的信任中受到鼓舞，全力以赴抓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注；引自2008年10月21日中研网讯，《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粮食危机》】

只有李先念犯颜直陈，才让毛泽东了解了各地大饥荒的真实情况，可这时，饥荒已经发生了一年多，可见毛泽东被蒙蔽之深、之久。但毛泽东却认为问题主要是由“五风”造成(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他又说：这些事实证明民主革命不彻底，只能是那里的地主、富农和反动势力进行阶级报复，对我们的基本群众实行阶级报复。他所提出的解决问题之道仍是其一贯坚持的大搞阶级斗争的一套。

毛泽东把饿、病、逃、荒、死的现象，一概归咎于反动势力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实际上干这些事的统统是贫雇农出身的干部，他们为了保住“高产风”、“浮夸风”的成绩，完成上面派下的高额征购任务，横征暴敛，掠走了农民几乎全部的口粮、饲料粮、种子粮。当饥荒发生时，为了粉饰太平，干部们甚至不许灾民们外出逃荒寻条活路，许多人就这样困在家里被活活饿死，这就是群众向刘少奇反映的“人祸”！其起因就是粮食，其根子就在上面。

1958年冬个别地方开始出现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饿死人的情况继续发展，1960年更为严重，农民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但是那时全国都没有发生过抢粮库，抢粮车的事件。同样，似乎也没有一个地方发生开仓赈济饥民，或者像“古时候”那些官府和富户建粥厂施粥的事。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在这期间，库存粮食最高达887.03亿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亿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这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历史资料：粮食部计划司1962年统计表。)这是贸易粮，折合原粮为482亿斤，按当时口粮标准计算，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

中国粮食生产概况

年度　粮产量(万吨) 增率　人口(亿) 增率　人均粮(公斤)
1949年：　11318　　—　　　 5.4167　 —　　　208.9
1950年：　13213　14.34%高丰 5.5196　1.86%　　239.4
1951年：　14369　 8.05%丰　 5.6300　1.96%　　255.2
1952年：　16392　12.34%高丰 5.7482　2.06%　　285.2
1953年：　16683　 1.74%　　 5.8796　2.23%　　283.7
1954年：　16952　 1.59%　　 6.0266　2.44%　　281.3
1955年：　18394　 7.84%　　 6.1465　1.95%　　299.3
1956年：　19275　 4.57%　　 6.2828　2.17%　　306.8
1957年：　19505　 1.18%　　 6.4653　2.82%　　301.7
1958年：　19765　 1.32%　　 6.5994　2.03%　　299.5
1959年：　16968 -16.48%重欠 6.7207　1.80%　　252.5
1960年：　14385 -17.96%重欠 6.6207 -1.51%　　217.3
1961年：　13650　-5.38%欠　 6.5859 -0.53%　　207.3
1962年：　15441　11.60%高丰 6.7295　2.13%　　229.5
1963年：　17000　 9.17%丰　 6.9172　2.71%　　245.8
1964年：　18750　 9.33%丰　 7.0499　1.88%　　266.0
1965年：　19453　 3.61%　　 7.2538　2.81%　　268.2
1966年：　21400　 9.10%丰　 7.4542　2.69%　　287.1
1967年：　21782　 1.75%　　 7.6368　2.39%　　285.2
1968年：　20906　-4.19%　　 7.8534　2.76%　　266.2
1969年：　21097　 0.91%　　 8.0671　2.65%　　261.5
1970年：　23996　12.08%高丰 8.2992　2.80%　　289.1
1971年：　25014　 4.07%　　 8.5229　2.62%　　293.5
1972年：　24048　-4.02%　　 8.7177　2.23%　　275.9
1973年：　26494　 9.23%丰　 8.9211　2.28%　　297.0
1974年：　27527　 3.75%　　 9.0859　1.81%　　303.0
1975年：　28452　 3.25%　　 9.2420　1.69%　　307.9
1976年：　28631　 0.63%　　 9.3717　1.38%　　305.5
1977年：　28273　-1.27%　　 9.4974　1.32%　　297.7
1978年：　30477　 7.23%丰　 9.6259　1.33%　　316.6
1979年：　33212　 8.23%丰　 9.7542　1.32%　　340.5
1980年：　32056　-3.61%　　 9.8705　1.18%　　324.8
1981年：　32502　 1.37%　　10.0072　1.37%　　324.8
1982年：　35450　 8.32%丰　10.1654　1.56%　　348.7
1983年：　38728　 8.46%丰　10.3008　1.31%　　376.0
1984年：　40731　 4.92%　　10.4357　1.29%　　390.3
1985年：　37911　-7.44%欠　10.5851　1.41%　　358.2
1986年：　39151　 3.17%　　10.7507　1.54%　　364.2
1987年：　40473　 3.27%　　10.9300　1.64%　　370.3
1988年：　39404　-2.71%　　11.1026　1.55%　　354.9
1989年：　40755　 3.31%　　11.2704　1.49%　　361.6
1990年：　44624　 8.67%丰　11.4333　1.42%　　390.3
1991年：　43529　-2.52%　　11.5823　1.29%　　375.8
1992年：　44266　 1.66%　　11.7171　1.15%　　377.8
1993年：　45649　 3.03%　　11.8517　1.14%　　385.2
1994年：　44510　-2.56%　　11.9850　1.11%　　371.4
1995年：　46662　 4.61%　　12.1121　1.05%　　385.3
1996年：　50454　 7.52%丰　12.2389　1.04%　　412.2▲
1997年：　49417　-2.10%　　12.3626　1.00%　　399.7
1998年：　51230　 3.54%　　12.4761　0.91%　　410.6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6年中国的人均粮食达到创记录的306.8公斤。而在“大跃进”年代里，1959年下降到252.5公斤，饥荒已经出现。1960年再降到217.3公斤，1961年，剧减到了207.3公斤。这些人均粮食，主要供应城市人口，而农村饿死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那么，当时政府征收的公粮、余粮、过头粮到哪里去了呢？除供应城市 ，部分返销农村外，相当一部分用于出口！1959年，中国的粮食净出口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创纪录的415.5万吨。1960年，中国净出口粮食265.41万吨。当此之时，中国居然还是粮食净出口国，而国内已造成饿殍遍野的严重饥荒。

“大跃进”前的1957年，中国还是粮食出口国，用粮食出口换回机械、工业原料、军工产品等。1959年以后，在虚假的“高产风”刺激下，不顾国内已经出现饥荒，为了政治的需要，为了维护“高产风”、“浮夸风”造成的中国粮食已经多得不得了的形象，仍然坚持粮食出口。

从中国粮食进出口贸易历史来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50年代。中国粮食基本上是出口的,进口量很少。据统计,1950—1959年,中国共出口粮食2280万吨,进口粮食84万吨,平均每年出口220万吨。1960—1976年为第二阶段,这期间中国粮食进大干出,出口4143万吨,进口8490万吨,平均每年进口256万吨。1977—1983年为第三阶段,这阶段中国粮食基本上是大量进口的,出口数量很少,7年间,中国共进口粮食8704万吨,出口 1106万吨,平均每年进口1085万吨。1984—1993年为第四阶段,由于中国农村改革使粮食连年丰产，这阶段中国粮食进口减少,出口增加,有的年份甚至成为粮食的净出口国。lO年间,中国共进口粮食11841万吨,出口8442万吨,平均每年净进口340万吨。

在“大跃进”的狂热年代，“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实则要求全党、全民把工作重心从农业转到工业上来。“以钢为纲”，一切为“钢铁元帅升帐”开路。为了满足“大跃进”对劳动力急剧增加的需要，中央批转的国家劳动部《关于当前工业企业补充劳动力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改变冻结职工人数的政策，以适应生产大发展的需要。决定把劳动力的招收、调剂权下放给各省、市、自治区自行管理，不必再报中央批准。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各地区、各部门盲目大量增人，不仅从城市招工，而且从农村大量招收农业劳动力，国家职工在1958年一年增加了2000万人，仅从农村招收的劳动力就超过1200万，相当于前8年增加职工人数总和的1.2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民创造的粮食丰收的成果，其实是有限的农业剩余，很快被急剧增加的工业人口消耗殆尽，而“大跃进”期间由于九千万人大炼钢铁，造成农业劳动力的严重不足，丰产不丰收，更加剧了粮食的紧张局面。

仅仅一年时间，“大跃进”的后遗症和恶果逐渐显现出来了。毛泽东和党中央也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了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先后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郑州会议，开始进行了九个月的纠“左”工作。

但是，在1959年7月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接着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对彭德怀展开的错误的批判斗争，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扩大化，在政治上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助长了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发展。在理论上将阶级斗争引入到党内，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地向党反映真实情况的人受到打击，从此噤若寒蝉。滋长了不少说假话，见风使舵的人的气焰，致使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讲真话，明哲保身，但求远祸的不良风气在党内蔓延开来。在经济上打断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纠“左”的进程。1960年一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为了扩大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胜利，会议认为，1959年的“大跃进”是全面的跃进，1960年还将继续全面跃进。原来压缩了的基本建设项目又重新上马，各项生产指标层层加码，继续“大跃进”使国民经济陷入更深重的灾难之中。

“庐山会议”后“左”的错误继续发展，全国职工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继续增加。1960-年原计划增加职工200万人，仅前八个月就增加340万人。结果1958年到1960年职工人数共增加2500万人，其中有1430万人来自农村，城镇人口增加了3000万，粮食供应的压力骤然加剧。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到1959年下半年暴露得更加明显。庐山会议后，又错误地在全党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左”的错误思想和政策继续发展，粮食和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从1959年到1961年，全国粮食产量年平均实际为1536.5亿公斤，比1957年减产21.2％，人均占有粮食为216.5公斤，比1957年减少85公斤。一些干部怕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不敢讲真话、实话，高指标、浮夸风卷土重来，虚假的粮食高产数字降不下来，1960年粮食产量指标仍定为3000亿公斤。这样就使中央原来确定的粮食“三定”政策受到破坏，带来了粮食的高征购。1958年粮食平均征购数占粮食产量的29.4%，1959年为39.7%，1960年为35.6%。

在认为全国粮食生产形势一片大好的错误估计下，1960年1月26日，国务院下发文件宣布：1958、1959年粮食获得特大丰收，当前粮食形势好得很。国家粮食库存在1959年6月底343亿斤的基础上，1960年6月底将达到500亿斤。而1960年6月底的实际库存仅为127亿斤，比上年减少216亿斤，不足预计数的四分之一。
　　在正常年景，粮食征购数仅占粮食产量的20％。大量征购过头粮不仅征购了农民的大部分口粮，甚至征购了来年的种子和饲料粮。1960年、1961年两年，农村每人每天平均口粮不足0.5公斤，重灾区只有几百克。国家确定的粮食征购数量过高，征购指标根本无法完成，城市和工矿所需口粮也难以正常供应。无论城乡，人们口粮都很紧张。许多人因营养不良而发生浮肿病，人们不得不靠挖野菜、捋树叶、挖观音土充饥。相当一部分地区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人口死亡率急剧上升。据后来的统计，仅1960年全国总人口就比上年减少1000万。最严重的河南省信阳地区，这个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诞生地，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千分之一百，全地区800万人口饿死人数达100多万人。1960年初，各地粮食部门纷纷告急，粮食征购不上来，国家粮食库存下降，面临青黄不接。

由于粮食连年减产，全国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这几年各省市几乎天天向中央告急。1960年下半年，农村大面积饥荒暴露出来以后，各级政府已不可能再从农村征到足够多的粮食来供应城市居民的口粮。1960年6月，国务院财贸办的一份报告谈到粮食的紧张情况说：北京的粮食只能销七天，天津只能销十天，上海已经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十个城市只能销八九天。粮食危机已经实实在在地摆在中央面前，而且是迫在眉睫了。

1960年9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的指示》，《指示》说：1960年全国发生了较1959年更为严重的春旱、洪涝等灾害，受灾面积达9亿亩。粮食减产，粮食征购减少，粮食销售增加，夏粮征购入库比去年同期减少51亿斤，销售比去年增加13亿斤，粮食库存比去年同期减少100亿斤。夏收后，山东、河南、山西、安徽，江苏等省，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外流现象还在继续发生。为了实行压低城乡口粮标准的方针，中央规定：降低农村口粮标准，淮河以南地区，维持平均每人全年原粮360斤的标准，丰收的地方可以提高到原粮380斤。淮河以北的地区，应该压低到平均每人全年300斤左右，各省的重灾区应当压低到每人全年300斤以下；降低城市供应标准，除高温、高空、井下作业和重体力劳动的职工外，其余的全部的城市人口，每人每月必须压低口粮标准2斤左右。【注：见王均伟《争锋》，第40页】

其实，按照《指示》规定的农村口粮标准，农民即使吃不饱也不可能出现饥荒。实际上这个标准在当时不过是挂在空中的空头指标。《指示》的唯一作用就是压低了城市人口的口粮标准。一亿城市人口每人每月压低1公斤，一年12公斤，全国一年就是12亿公斤，这有效地减轻了国家供应商品粮的压力。

不仅粮食供应紧张，食用油、棉布、许多小商品也供不应求，连头发夹子也买不到。不得已实行凭票证供应。于是各种粮票、工业品票、油票、布票、香烟票、糕点票、糖票、副食品票、肥皂票······应运而生，呢绒，绸缎、毛衣、奶锅、铝饭锅、电池等55种商品凭票供应，就连火柴也供不应求， 中国进入了“票证时代”，多达156种票证的票证供应制度有效地抑制了城市的购买力，才最低限度地保障了城市的基本供应。

1960年是人祸最惨烈的一年，当年的农业总产值为415亿元，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下降12.6%。粮食产量仅为2877亿斤，比1959年减少530亿斤，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下降26.4%，跌到1951年2870 亿斤的水平，而人口却比1951年增加了一亿多。农村人均占有粮食，1957年为409斤，1960年仅为264斤，减少了35.3%。

《尔雅。释天》这样解释“饥荒”：“谷不熟为饥，蔬不熟为馑，果不熟为荒”，可见饥荒主要是由于自然灾害导致的，战争也是导致饥荒的主要人为因素，被称为“天灾人祸”。而三年困难时期，中国无内外战争，无大的自然灾害，导致饥荒的根本原因是政策的失误和官僚主义，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高指标、高产风、高征购、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反“右倾”等，加之基层干部为完成任务的横征暴敛，瞒灾不报，人为因素成为饥荒的直接原因，在号称“社会主义不会饿死人”的中国，导致了超过三千万人饿死的惨剧。这就是刘少奇所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人祸”。

1960年底，国内粮食的潜力已经挖到尽头了，陈云经过考察，提出了进口粮食的意见。根据陈云的意见，1960 年11 月29 日，李先念给毛泽东、周恩来等写信， 正式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李先念在信中说:“面临着明年春荒的困难，必须坚决克服这个困难。克服这个临时困难的办法，除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之外，考虑进口12亿斤粮食或者更多一些的粮食是必要的。拿到这批刀口上的粮食， 对争取国内粮食局势的基本稳定，渡过灾荒大有好处。”李先念在信的末尾提出:“以上意见，如果同意，要立即着手办理进口；太迟了， 运输来不及，就不能及时起到作用。”周恩来于12 月5 日批示:“已告先念同志照办。”毛泽东于12 月12 日晨批示:“退先念同志。完全同意。能进口二十亿斤，更好。”进口粮食计划的规模迅速扩大。1960 年12月底， 周恩来、陈云、李先念商议， 进口150 万吨粮食。

　1961年1月，国务院决定从国外紧急进口粮食。先是确定进口150万吨，很快就增到250万吨，1961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广州会议上正式作出了1961年进口粮食500万吨、翌年进口350万吨至400万吨的决定。当年实际进口445.47万吨，而1960年还出口了265.41万吨，从粮食出口国转眼变成了粮食净进口国。经办此事的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回忆，在对待进口粮问题上，当时党内的思想是不一致的，因为不久前还在喊粮食吃不完了，现在突然要向万恶、腐朽、即将灭亡的资本主义国家买米吃，丢不起这个脸，因此，粮食进口工作一直处在极其保密的状态下。相关事宜是委托香港的中资公司华润和中国银行经办的，先是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法国订购了大量粮食，后来连美国粮食也通过转口贸易进来了。从1961年到1965年，国家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左右。

1961年4月，第一批进口粮食在天津登岸，立即转运到各地，缓解了国内的饥荒。

 1950-1959年中国粮食国际贸易情况  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4》。注：空格为资料不详或忽略不计。

  1960-1969年中国粮食国际贸易情况  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4》 

1960年以前，中国一直是粮食的净出口国，在“高产风”的风潮中，曾经扬言要让全世界人民到中国来吃饭。即使在粮食最紧张的1959年，仍然创记录地净出口了415.55万吨，1960年，继续净出口了265.41万吨。直到饥荒满地，饿殍遍野，才不得不撕下脸皮，急剧从国外进口粮食，1961年净进口粮食445.47万吨，但为时已晚，仍然造成1959—1961年超过三千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持续时间最长，饿死人最多，成为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惨重的一页！

那时，不顾国内出现的严重饥荒，粮食不该出要出，应该进不进。要出是为了脸面，不进更是为了脸面，置广大人民群众的死活于不顾，不是“以民为天”，这才是刘少奇所说的“人祸”，相对农村强购“过头粮”，这才是最大的“人为造成的灾祸”！

当时，国家从国外大规模进口粮食，属于国家机密，这也是为了政府的脸面。不断增长的粮食进口赤字是经济发展失败的结果，自然对内秘而不宣了。

中国从此成为粮食进口大国。一个农业大国，一个曾经扬言要让世界人民来中国吃饭的大国，却不得不进口外国的粮食来养活本国的人民，情何以堪！但这已经很好了，比饿死人强多了。

 中国自清朝以来，一直采取“闭关自守”主义，建国以后，无形中也承袭了这个传统，除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外，一直拒绝与其它外国合作。但是，对于国外好的东西，自己紧缺的物品，为了救民于水火，何妨采取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使其为我所用，消灾免难呢！特别是这次大饥荒，为了维持脸面，为了划清国际的“阶级阵线”，在粮食进口问题上拖延不决，最后还是不得不采用了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才基本解决了问题，可已造成了巨大的民族灾难。

  60、70年代中国的长期粮食协定   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弗雷德里克•瑟尔斯：《中国的粮食贸易》，载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编《毛主席以后的中国经济（第一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P265。
（ 实际上和阿根廷这个协定并未得到批准，而且阿根廷的粮食交货量要比协定交货量减少很多。

  1980-1995年中国粮食国际贸易情况  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海关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历年）。

注：空格为数据不详或忽略不计 

1961年5月31日，刘少奇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现在各方面的矛盾，工业、农业的矛盾，文教和其他方面的矛盾，集中表现在粮食问题上。总而言之，人人都要吃饭，城里人要吃饭，乡下人也要吃饭，读书人也要吃饭，我们“做官”的人也要吃饭。

同一天，周恩来对与会者讲了他在农村看到的情景：“除了树叶、咸菜、野菜以外，就没有东西了，硬是没有存粮”。他说“粮食的形势，还没有好转，还在继续紧”。“1960年至1961年粮食紧张，城市重于农村，这是一个特点”。他还告诉大家，农业生产不可能很快恢复，而城市每年要供应500亿斤粮食，存在一个巨大的缺口。

如何填补这个缺口？周恩来说，根本的方针是“从城市压人口下乡”，“三年压两千万人”。

迫于粮食供应的紧张形势，政府的决策者们不得不决定让农民作出牺牲，以保全大局，这是一个主观上的政策思路。

1959年，陈云最早提出了精减职工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建议。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发表了《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讲话，他说：

现在看，国家掌握的粮食，明年度将比今年度还要紧张，因为库存减少了。假如今年度各省、区上缴的公购粮有116亿斤，明年可能下降为84亿斤。为什么呢？今年度各地上缴的粮食能达到116亿斤，是因为挖了一部分库存，而明年就没有什么库存好挖了。要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粮食紧张问题，有四条：一是继续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二是工业要大力支援农业。三是进口粮食。但即使进口，超过100亿斤有困难，因为没有那么多外汇，也没有那么大的运输力量。建国以来，在出现过的四次粮食供应紧张中，有三次是由于城市人口增加过多产生的，也就是说，城市人口的增加超过了当时商品粮食负担的可能。

陈云还说，不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行不行呢？不行。因为那样会产生一些更为严重的问题。第一，那么多人吃饭，势必向农村多要粮食，打击农民的积极性。第二，牲口与人争粮是争不赢的，牲口势必大量死亡。第三，经济作物产量要继续下降，这对于人民生活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很不利。第四，增加粮食进口，这个负担很重。现在我们面临着这样的局面：城市人口过多有困难，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也有困难。从全局来看，我们只能走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条路子。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全局，并且保证农业生产的恢复。有人说，城里人下乡，也一样要吃饭，不在这里吃，就要在那里吃。其实在城市吃饭和在乡下吃饭大不一样。究竟差别有多大？我看相当大。工人头一年下去，每人每年一般可以少供应150斤粮食，下去1000万人就是15亿斤，2000万人就是30亿斤。这是第一年的差别。更显著的差别还在 第二年。原来家在农村的工人回了老家，原来家在城市的工人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集体生产分配了，他们就不要国家供应粮食了。这样，下去1000万人就可以少供应45亿斤粮食，2000万人就是90亿斤。上面情况说明，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个决心早下比晚下好。

【注：见顾洪章等著《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25页】 

陈云强调：

要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粮食紧张问题，非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不可，……要把精简职工队伍，下放城镇人口当作一件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来抓。 

陈云还说：

有人说，城里人下乡，也一样要吃饭，不在这里吃，就要在那里吃。其实在城市吃饭和在乡下吃饭大不一样，究竟差别有多大？我看相当大。工人头一年下去，每人每年一般可以少供应150斤粮食，下去1000万人就是15亿斤，2000万人就是30亿斤。这是第一年的差别。更显著的差别还在第二年。原来家在农村的工人回了老家，原来家在城市的工人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集体生产分配了，他们就不要国家供应粮食了。这样，下去1000万人就可以少供应45亿斤，2000万人就是90亿斤。上面情况说明，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个决心早下比晚下好。 

陈云在这里说明了，工人下乡第一年国家就减少了粮食供应负担，第二年参加集体分配，国家就不再供应粮食了。但他们还得吃饭，他们吃的粮食，全部由农民来承担。

事实上，农村的农民，生产队，都被之前的高产风、高征购搞怕了，变“聪明”了，不约而同地对政府搞起了“瞒产私分”，以少报点产量、少上点公粮，少卖点余粮，使自己能多留一点，多吃一点。但是，对回老家的工人，对到农村安家落户的工人、居民，善良朴实的农民就不得不把瞒产的部分，甚至自己本来就不够吃的那部分也拿出来，为他们分一杯羹，养活城里来的人。而政府就用这样的移民政策，不动声色地把农民的粮食挤了出来，把当时粮食危机转嫁给了农村和农民，成功地减轻了政府供应粮食的负担。

这样成功的移民政策，几年以后，又被广泛地运用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这批新移民身上。 

陈云“关系到国家兴亡”的意见为中央所采纳。这次会议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售量的九条办法》，把粮食问题提到从未有过的紧迫高度，要求在1960年底1.29亿城镇人口的基础上，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当年内（1961年）减少1000万人。由于采取了减少城镇人口的措施，城镇粮食供应的紧张局面得到转变，当年粮食销售量减少40亿斤。1961——1963年期间，按照中国历来“超额完成任务”的惯例，共精减职工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口减少了2800万人，政府每年减少粮食供应约126亿斤。

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感慨道：下去这么多人等于一个中等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

 “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毛泽东表扬陈云：“有时真理在一个人手里”。 

1961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制定了《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生产的指示》。号召“全党全民，一致努力，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这种严重情况，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下去，必须在保证钢铁生产的同时，坚决采取有力措施，保证粮食生产”。要求坚决从各方面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充实农业战线。首先是充实粮食生产战线；城市人口的增加必须严加控制。但要在短期内缓解全国性的粮食危机，制止国民经济全面崩溃，首要的措施之一是大量精减城镇人口，这是最迅速最有效的唯一办法。

后来的实践证明，国家采取精减城市人口的应急措施，当时减少2600多万城镇人口，缓解了城市人口的紧张状况，减轻了政府供应粮食的压力。但是，城市粮食供应的压力是减轻了，可这些被压到农村的人们还是得吃饭。农民和农村干部，鉴于“浮夸风”、“高产风”、“高征购”导致的大饥荒的血的教训，瞒产私分蔚然成风，尽可能留下一点粮食，而这些“按国家政策”返回或强加给农村的城市人口，就把农民所留下的那点粮食挤出来了，本来已经吃不饱的农民不得不为这些回迁或新来的移民再分一杯羹。

减少的这一大批人口尽管是分散到农村各地，名曰加强粮食生产，但是增人不增地，增人不增资，粮食生产仍然难以提高，只是减轻了政府供应商品粮的压力。国家把经济压力尽可能地转移到农村去，以此化解“大跃进”、大饥荒产生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出于政治需要的经济决策的错误导致粮食大幅度减产，粮食成为决定中国人口迁徙的根本经济因素。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时任中央财经小组专职秘书的薛暮桥后来回忆：

在“大跃进”中，城镇人口从1957年的9900万人，增加到1961年的1.3亿人，职工总数从2450万人猛增到5000万人。这样庞大的职工队伍和城镇人口，是已经大幅度下降的农业生产、首先是粮食生产根本负担不了的。自从中央提出调整方针以后，1961年已压缩城镇人口1000多万人，其中精减职工873万人，但仍然超过了当时农业生产的承受能力。因此确定再压缩城镇人口1000万人，其中精减职工850万人。动员那些“大跃进”时进城的农民返回农村，加强农业生产。动员一部分家在农村的职工回家务农，解决口粮问题，以缓和城镇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的紧张状态。 

1958—1960年的大跃进导致1430万农村人口向城市空前规模的大迁徙，这是在政治和经济抉策下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迁徙，大涌入。大涌入城市源于政府高速度、爆发性扩大工业的运动，和大规模扩大基本建设的计划失控，这是在工业化空前规模的跃进下，没有任何经济基础、没有充足的农业剩余的空前规模的高速的城市化运动，这是当时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急剧的城市化“大跃进”。但是，农业是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不重视发展农业，没有足够的农业剩余，没有粮食，这样的“城市化”是虚假的，是伪城市化，是不能完成的，相反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1962年1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建国以来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召开此次大会的直接原因就是为了推动粮食征购。

由于三年的“大跃进”导致了全国的粮食危机，1961年尽管减少了1000多万城市人口，进口了445.47万吨粮食，国家手中的粮食仍然很难满足城市的最低需求。1961年9月8日，中央关于粮食问题的指示说：“国家周转库存比去年更加薄弱，从国外进口粮食的计划已经打满，而又没有充分把握。城市工矿区的粮食供应十分紧张，有保不住最低需要的危险。”

1961年9月庐山会议时，中央通过和各中央局协商，决定第四季度从各地上调粮食32亿斤，到11月中旬，时间过半，可是各地上交中央的粮食只完成20%多一点。因为“大跃进”三年来，粮荒弥漫全国，许多地方都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产粮大省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为了顾全大局，对中央派给四川的征购任务，虽极不情愿，但也能基本完成，做到了雪中送炭。大城市保住了，但是却造成了四川饿死人最多的惨剧，四川4年间净减人口622万，饿死的人据说达一千万之多。所以各省都感到自顾不暇，过去是以少报多，现在是以多报少，都想多留一点，让农民多吃一点。因此各省对征购粮食都有抵触情绪。

1961年11月10日，中央召开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专门落实粮食征购及上调问题，这些封疆大吏们相互推诿，叫苦连天，会议没有解决实际问题。

中央认为：对粮食产量，地方干部没有完全讲老实话，只有从思想上解决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才可能完成粮食征购计划。因此毛泽东和中央决定召开“七千人大会”，推动粮食征购，以解决粮食危机。

中共中央在1961年11月16日发出的会议通知中尖锐地指出：有的干部“在执行国家收购农产品任务上不照顾大局，片面地只顾本地或者只顾农民一头。”

但是“七千人大会”上，许多地方干部却认为，在农业上不仅没有分散主义，相反是集中过多，把农民搞得比较苦。有的干部说：现在不是反分散主义的问题，而应该反主观主义。这已经尖锐地触及到“大跃进”失败的原因了，但是这个问题没能在七千人大会上深入下去。

当时中国严重的粮食危机，饿殍遍野的惨状，报纸上没有一个字的报道。在“七千人大会”的最后一天 ，周恩来向参会的人们交了实底：

第一个五年计划，平均每年生产的原粮，有3600亿斤左右，全国农民每年的年均口粮是400多斤原粮。1961年粮食总产量2800亿斤左右，全国农民平均口粮只有300斤左右原粮，多数的省、区在300斤以下。

粮食在大量减产，而同粮食成反比的是：这几年城镇人口比1957年增加3000多万人，粮食销量增加100亿斤左右，尽管1961年精简城镇人口1000万人，1962年要养活现有的城镇人口，还差100亿斤左右的粮食没有着落。

关于解决粮食困难中存在的问题，周恩来说：

第一，能不能向农民再多征购一些？看来不大可能，因为我们现在的征购比重很高了，……如果征购过头，势必增加今后农业恢复的困难，延长农业恢复的时间。可是，为了保证国家最低的需要，上面说的征购数字也不能再减少，邓小平同志说过，如果再减少，那只好解散城市，大家回乡。

第二、能不能再降低城市的供应标准，我看也不能。目前城市人民的生活已经降低了，如果再降低，就很难维持下去。

第三，能不能再增加粮食进口？1961年我们进口了500万吨粮食，已经很吃力，今年准备进口400万吨，粮食的来源和外汇都还没有完全落实。

周恩来提出解决粮食问题的主要办法是：

第一、坚决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人数，减少粮食供应，1962年上半年要继续压缩城镇人口700万，其中职工要减少500万人，在上半年精减的指标实现以后，下半年还要考虑提出新的精减计划，这是克服当前困难最重要的一着，也是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

第二、争取农业增产，主要是粮、棉、油。

……

【注：见张素华《变局 七千人大会始末》，第218页】

1961—1963年精减职工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时，有2600万人回到或下放农村。这又是在政治和经济抉择下城市人口向农村更大规模的大迁徙、大回流。大回流农村因于农业这个国民经济基础的大衰退，粮食的大幅度减产，导致高速度、大规模发展工业的计划失败，急剧的城市化运动的破产。诚如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言“要把精简职工队伍，下放城镇人口当作一件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来抓”。换言之，粮食问题关系国家兴亡，精简城市人口关系国家兴亡。错误的政治和经济抉择导致了空前的粮食危机，导致政府不得不采取了急剧的逆城市化发展的政策，向农村紧急移民。

1963年8月，李先念在谈到两年来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取得的巨大成绩时指出：“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是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过去两年中，在这方面进行了艰巨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60年底，全国由国家支付工资的职工人数共有五千零四十三万八千人，全国城镇人口共有一亿三千零七十三万人。1961年和1962年，共减少职工一千八百零七万人，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二百万人。

古代的封建统治者在灾荒年就曾建立了一套报灾、勘灾制度，朝廷通过放粮、免征、以工代赈等方式减轻百姓痛苦。许多地方的官府和富户也设立粥厂赈济灾民，朝廷也多次采取“徙民就粮”，“移军就食”的迁徙策略。而在现代的中国，地方干部瞒灾不报，不仅从未放粮，连施粥的工作也闻所未闻，由于“人祸”导致的粮食供应紧张，就不得不采取向农村大规模移民的方式。经济决策的错误，导致短短四年内四千多万人往返迁徙于城市和农村之间，这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人口大迁徙，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但这些迁徙是分散的，又是有序的，中国的老百姓守法易治，人们，特别是农民默默地承受了由此造成的苦难。

毛泽东1962年8月9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基本建设多招了二千万人，没看准，农民就没有饭吃，就要浮肿，现在又减人。

他感慨地说：

二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那个能办到？

【注：见《毛泽东思想万岁》第427、428页】

言语之间，充满了对自己力量的自信。但是，毛泽东并没有从粮荒和大规模的饥荒中总结教训，这只是“一个指头”，最多“三个指头”的错误。他更没有改弦易辙，从此把农业发展充分重视起来，当全国的经济形势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下得到好转时，毛泽东在1964年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时仍然仍旧把发展军事工业的三线建设作为重中之重。

直到1965年，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粮食问题时，李先念说：据我看，粮食就是长期不大那么够。对此，毛泽东表示赞同，他说：哪一天一颗粮食也不需要进口了，我们这个共产党就算是这一方面共产主义化了。【注：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5年10月12日，引自张素华《变局 七千人大会始末》，第2页】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不顾自己刚刚受到错误的批判，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反映真实情况，犯颜直陈，参与作出并组织实施一些重要决策，特别是他力主进口粮食解决饥荒，为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呕心沥血，作出了重要贡献。李先念为渡饥荒救民于倒悬的功绩或许少为人知，但历史和人民将永远感激他！

民以食为天。在毛泽东领导的二十七年里，尽管他满怀激情，试图用几年的时间就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用最快的速度扭转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的现状，把中国建成经济强国，希望把全国人民带进共产主义的天堂，实现他理想的大同社会，但是 一个看似简单的吃饭问题却困扰了他二十七年。粮食问题导致1961年期间四千多万人的往复迁徙，导致七年后1700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70-1979年中国粮食国际贸易情况  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4》

1969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达到267.38万人。1970年降至106.4万人，1971年降至74.83万人，1972年下滑至67.39万人。在上山下乡的高潮一阵风地刮过去后，知青们在农村的实际遭遇引起了人们的担忧，未下乡的学生们望而却步，上山下乡政策已经不得人心，开始失去了号召力。

同时，1970年国家拟定的第四个五年计划，计划纲要提出了一些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并按高指标确定招工人数，这给未下乡的学生们带来了希望。许多单位也采用“内招”的方式照顾安排本单位职工子女，以顺应民心。

1971年，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国民经济出现了“三个突破，一个漏洞”。即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突破5040万人，达到5318万人；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达到302亿元；粮食销量达到855亿斤，超过800亿斤的计划底线，不得不挖国家的粮食库存来堵塞粮食漏洞。

按照统购统销粮食征购五年一定的政策，1971年—1975年的征购基数是每年765亿斤，这时已经出现了90亿斤的漏洞。

为了解决“三个突破，一个窟窿”问题，周恩来指示国务院一是大力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二是精简职工人数，严格控制新增职工；三是整顿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改变粮食销售大于征购基数的倒挂局面。

鉴于粮食供应的严峻局面，国务院决定，1973年不再招收新职工，今后几年也不再增加。城镇里不能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的出路，自然而然地就面向农村，面向边疆了。于是，在粮食供应的压力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口迁徙政策，在经过三年的落潮之后，重新掀起上山下乡的迁徙狂潮，成为政府的既定国策。

1973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为89.61万人，1974年回升至172.48万人，1975年飙升至236.86万人，1976年为188.03万人，1977年为171.68万人。即使在上山下乡走入末路的1978年仍有48.09万人，1979年有24.77万人。

文化大革命中，17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除230多万农场知青中的约50万由政府供应商品粮外，（主要供应经济作物农场）另外180万是种植粮食，粮食基本可以自给，并能给国家提供商品粮，如黑龙江农场。农村的1500万知青，按照1963年《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粮食部规定：下乡人员到达接收地点第一个月所需通用粮票由原在城市粮食部门发给；下乡人员到达农村后第二个月直到下季粮食分配以前的口粮，由当地粮食部门按当地社员实际吃粮水平供给；从下季收获季节开始，停止供应口粮，参与所在社队分配口粮。这些原来在城市吃商品粮的人们，现在转由农民来承担他们的口粮。农村的粮食产量并没有因为增加了知青这些劳动力而增加，农民上交的公粮数不变，而余粮中原来“瞒产私分”的部分，农民原来可以自己分配的部分，这时不得不拿出来分给知青吃。挤出农民的粮食来养活知识青年，这就是从农民口中分了一杯羹，这实际是对农民的一种变相的剥夺，所以知青下乡是和农民争饭吃。既然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夺，就减轻了国家供应商品粮的负担。知青上山下乡，每年减少国家不少于70多亿斤商品粮的供应负担，反向增加了农村和农民70多亿斤粮食的负担！而这正是在接受“再教育”旗帜下进行上山下乡大移民的根本经济意图，也是上山下乡成为基本国策持续进行十年的深层的经济原因。

1978年底 ，当上山下乡政策经不住知青们十年的实践的检验而彻底失败，知青们人心思归，喊出了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截然相反的“我们要回家”的时代最强音时，中国的粮食问题历经十年，仍然没有因为农村得到知青这一大批劳动力而得到解决，知青的返城就将造成政府除就业问题外不得不承担的巨大的商品粮供应负担。在上山下乡运动末期，尚在农村和农场的一千万知青如果返城，每年国家就得增加至少45亿斤商品粮的供应。因此，政府想方设法迟滞、分散农村知青返城，极力阻止农场知青返城，并且还计划把上山下乡运动维持下去，其根本的经济原因就是粮食。

农业剩余，是指一个国家农业部门的农产品剩余，即农业的总产量在扣除农民在生产和生活中对农产品总消费之后的剩余部分。有了这种“剩余”，才有农业向其它产业的转化，才有制造业和都市生存的基础，也才有经济的发展。

粮食实际成为中国建国以来人口迁徙（城市人口下乡，知青下乡）、禁止迁徙（知青回城、农民进城）等一系列逆城市化运动的根本经济原因。1955年，第一批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口号就是“国家建设需要粮食”。“大跃进”期间，为了工业的大发展，招收1430万农民进城，这是中国建国以来“城市化”的大跃进发展。但是，这种“城市化”是虚假的，没有农村产生的足够的农业剩余，没有粮食，这种“城市化”就没有经济基础。仅两年就急剧消退，结果是2600万人下乡，导致4000多万人的往复迁徙。连原来的一千多万城市人口也不得不下乡，城市化不进反退，形成了逆城市化的大倒退。

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在他所著的《上山下乡》一书中，对中国的知青运动作了深入的分析，他得出的结论认为导致上山下乡运动其根本原因是经济，是城市就业紧张所致。

就业问题确实是知青上山下乡时存在的现实问题，但不仅是那时存在的问题。

失业问题在国外，是城市化运动进程中始终存在的问题，但基本都是结构性的问题。而且，国外的城市化运动都是在雄厚的物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美国，它有200亿公斤粮食和7000万担棉花的庞大的农业剩余。英国和日本，虽然国内资源匮乏，但以前一个靠掠夺殖民地，一个靠抢夺占领国来发展工业、发展城市。现在都依赖庞大的进口贸易拥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它们的失业问题完全可以自我调整来解决。

中国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也同样存在失业问题，只是政府规避了失业的名词，体现出来的只是就业不足或就业紧张。尽管政府一直没有意识到城市化的存在，但城市化运动仍在进行。它或者缓慢进行，或者爆发式的“大跃进”。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屡次出现的逆城市化的运动，如1960—1961年的2600万人口下乡，1968—1978年的17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托马斯·伯恩斯坦准确地指出“中国是第一个策划了人口倒流去乡村的社会”【见托马斯《上山下乡》第2页】。

托马斯成书应该是上山下乡运动末期的1977年，他是以观察者的目光来看待上山下乡运动的。到1992年《上山下乡》在中国出版时，托马斯的夫人苏道锐才总结道“从中国改革时期的观点来看，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失败的实验” 【见托马斯《上山下乡》第1页】。托马斯·伯恩斯坦和夫人精辟的论断，中国的知青们都应该感谢他们！

托马斯认为，导致知青上山下乡的原因是就业问题，这个结论准确而深刻，但是他没有揭示出导致人口倒流和就业紧张深层次的经济原因。

但是，托马斯·伯恩斯坦在其书中也指出：

到1957年，中国的高层决策者们认识到了他们国家的城乡关系与苏联的城乡关系有着重大区别，这就是，中国的农业将难以负担迅速发展的城市各产业部门，因此，应在一定时期内严格控制城市的发展。或许不仅有必要将农村迁往城市的人送回农村，也还有必要让城里人也到农村去，然而，大跃进（1958年至1960年）打乱了这些设想。大跃进试图用全面而高涨的大众热情来完全打破经济规律，造成工业的各方面，包括无数小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迅速发展。这样，就不必因缺乏工作而将城市人送到农村去了，相反，大约有1000万农民在城里找到了工作，如当上了新工人，包括家庭妇女在内，雇佣人数比1956年大了许多。但在1960年，这一个气泡破灭了，紧接着是城市发展的严重滞缓和就业的萧条。一些没有完工的工程项目被放弃，雇佣状况不稳，上百万近期进城的移民不得不返回农村。大跃进之后，正式的城市居民，包括整个家庭和个人，也被送往农村，……正如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薄一波在1963年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从农村吸收了太多的人力到城市，自然灾害表明，我们的城市人口超出了我们农村可以负担的程度。我们的工业正在实现现代化，而农业则还没有实现机械化。在实现农业机械化之前，我们的城市人口必须从130000000减少到110000000。”

                                【见《上山下乡》，第44页】

在这里，托马斯相当于简要地概括了中国五十年代城市化从大跃进到大倒退的概况。他主要看到的是就业情况，他也意识到这是“中国的农业将难以负担”的。这是什么样的“负担”呢？托马斯没有说明。

在托马斯引用的薄一波的讲话中，同样提到了“超出了农村可以负担的程度”，薄一波也没有指出这是什么样的“负担”。

托马斯和薄一波提到的农业和农村，它们不生产机械设备，不生产军工产品，不生产日常生活用品，它们担负的是生产粮食和副食品的重任，是超出自己需要的农业剩余。当这种农业剩余，特别是粮食生产变成农业和农村难以承受的“负担”时，逆城市化的倒退，人口向农村的大迁徙就不能避免了。

薄一波提到了实现农业的机械化问题，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在不久之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中，“三线建设”再次成为重中之重，挤占了农业发展的资金，农业机械化成了镜中月，水中花。

就业是城市化发展的关键。没有足够的农业剩余，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城市化就不能发展。农业是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没有粮食，工业就不能发展，就没有就业，就不能发展城市化。

据1980年8月7日中央召开的有关会议的一份文件透露：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招收了1300万农民进城。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1700万知识青年下乡，1300万农民进城，形成三千多万人的城乡大对流，难道当时城里真的无法就业，知青们必得下上山下乡吗？3000万人的对流往复大迁徙，这历史的事实证明：“就业与人口压力促成知青下乡”是造成知青上山下乡的主要经济原因，但决定城市人口能否就业、就业多少的最根本的经济原因，是粮食！政府只能根据所能掌握的粮食情况，来统包统配地安排就业的人数。

法国学者潘鸣啸在其所著的《失落的一代》中，也对中国的知青上山下乡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潘鸣啸在获取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中国的下乡运动主要从政治层面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中国的知青们都应该感谢他！

潘鸣啸否定了托马斯·伯恩斯坦关于导致上山下乡是经济原因的看法，认为其根本原因是毛泽东出于政治的考虑，是政治原因。

潘鸣啸说“我们的观点是，这场运动主要有四个动机，又可分为三大类：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及消除社会分工），政治动机（恢复秩序及强化毛泽东的领袖魅力），社会经济动机，一为积极的（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另一为消极的（限制城市人口增长和解决失业问题）。”【见潘鸣啸《失落的一代》第21页】。的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实际也是一场政治运动，那些蛊惑人心的政治口号曾喧嚣一时，在各地方政府的极力推动下，对在校的学生形成了高压的政治态势，迫使他们不得不下乡成为知青。潘鸣啸对意识形态动机和政治动机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得出了令人信服的判断。

但是，当秩序恢复以后，毛泽东的领袖魅力空前提高了，而思想改造的高潮在知青们亲身体验了各种艰难困苦后落入低潮，上山下乡的政治动机和意识形态动机（潘认为这是主要动机）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理由，为什么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还在持续进行了十年之久呢？对此，潘鸣啸没有给出答案。

但是，潘鸣啸在其书中也写道：“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仿佛觉得那场人口大交流并不是预定计划的结果，而是由多种社会经济力量自发的、有时是幕后行动所导致的”。【见潘鸣啸《失落的一代》第55页】，潘鸣啸已经感觉到了这种幕后潜在的多种经济力量，正是这些经济力量导致了并非预定的，而且不得不进行的人口大交流。可是他感悟不到，说不清这是什么经济力量、什么幕后行动。其实，这种潜在的多种经济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无形的手，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粮食！

潘鸣啸在书中谈到了农业剩余和城市化的问题：“政府的战略目标总是仿效斯大林模式，由农村生产来资助优先发展重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特别是大跃进失败后，他们才明白靠农业来提供剩余的可能性很有限，必须尽量地减少工业化的成本。主要方法之一就是限制工业化必然带来的城市化所付出的代价”。

潘鸣啸在其书中也提到了粮食，他说：“1962年，大跃进的失败造成了非常严峻的局面：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的粮食出口国一跃而成为进口国；粮食储存几乎是零；国库也见底了。精简城镇人口及职工数量成为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十项任务”之一.” 【见潘鸣啸《失落的一代》第51页】，在这里潘鸣啸并没有意识到粮食在中国人口迁徙中所起的作用。

潘鸣啸说：“为城市减轻经济社会负担的决心，在1955—1966年期间的政策中，很明显是强烈的；1968年起就紧密地与政治镇压意向结合在一起了。这种决心在20世纪70年代或许起过一定的作用，不过是一种次要的作用，是建立在主观设想及个人欲望而不是国家客观利益的基础上的”。 【见潘鸣啸《失落的一代》第60页】这种“经济社会负担”与政治镇压意向的结合，就是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的相互作用，这个经济基础就是粮食。

经济是基础，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粮食是基础的基础。

潘鸣啸在回答自己提出的“消极的动机：解决城市就业及人口过剩问题”时总结道：“为简单答复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首先必须分清当时的动机和长远的动机。当该运动开始掀起的时候，毛泽东认为最重要的是分散红卫兵组织，对那几百万在城里无所事事游来游去的青年采取一些行动，他们之中有的已经成为街头打群架的英雄或者有组织的‘造反派’。在那个时期，政治性的镇压与减轻城市负担两种目标都占主导地位。然而，毛泽东选择了上山下乡运动的政策来解决问题，而且紧紧抱住不放一直到他离开人世，因为那政策能解除他的一些更长远的忧虑。如何降低实现工业化所付出的代价，这种忧虑自然是重要的，还有希望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加强边疆地区的防卫力量。但光提这些顾虑不能解释为什么要发动如此大规模的运动，也不能解释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热衷于防止“文化大革命”前的政策回朝。1968年再次发起运动，不同的是，这次不再是动员部分知青，而是全体知青原则上都得下乡，同时要求学生进大学前必须参加几年生产劳动，这些都只能在伟大舵手的宏愿中找到答案。伟大领袖要从根本上改造青年一代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对那些未来的精英，他们是要继承他本人从事的事业的。……我们觉得“文化大革命”中发起的下乡运动的意识形态动机应该是首要的，而我们称之为“加强魅力领袖威权”的政治动机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这里，潘鸣啸指出的“更长远的忧虑”实际就是从大跃进粮食“大丰收”的乐观到大饥荒和长期的粮食供应不足的忧虑。

在这里，潘鸣啸两次提到了“为城市减轻经济社会负担”，“减轻城市负担”，但他没有明确指出是什么样的经济负担，纵观其全文，这个“负担”是指就业和人口压力，不过他认为只不过是次要的原因。他更没有意识到，政府最大的经济负担就是粮食。

潘鸣啸对毛泽东发动上山下乡运动的意识形态动机的剖析有其独特的见解。分散红卫兵组织自是毛泽东的当务之急，潘鸣啸称之为“政治性的镇压”。他把解决城市就业不足与人口过剩称之为“消极的动机”，其实，意识形态、“政治性的镇压”都属于政治的范畴，而政治是由经济基础来决定的。就业不足与人口过剩是经济领域，是因为经济不发达，农业不发展，没有足够的农业剩余，没有粮食，事关国家兴亡，导致中国的城市化急剧倒退，导致城市“剩余人口”下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这最基本的农业剩余，就是粮食。

两位外国学者都掌握了丰富的资料，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因，不论从经济和政治上的分析都有深刻的见解。两位外国学者科学严谨的研究精神，孜孜不倦的求索态度，打开了所有研究知青问题的学者的眼界，为他们树立了榜样。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1959—1961年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饥荒，从1961年以后，粮食不但没有剩余，而且是负数，不得不进口粮食。

在没有战争降临的国际和平环境下，在国内没有大规模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动乱，是最初知青上山下乡的政治背景。十年动乱，知青上山下乡十年。而粮食问题，是最初决定上山下乡，并在以后持续作为基本国策实行的最根本的经济原因，是决定这场政治运动和社会大迁徙的经济基础。政治与经济相结合，并以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和威望来倡导，知青上山下乡的大迁徙在所难免。

上山下乡这场人口大迁徙也许不是毛泽东预定计划的结果，但是，这个计划无形中是由多种经济力量来决定的。

毛泽东一直致力于建设“公平、公正、平等”的理想社会，缩小“三大差别”，其主要途径就是思想改造。毛泽东发起的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上山下乡运动，既有“培养可靠的革命接班人”、“反修防修”的考虑，也有预防资本主义复辟的顾虑，还有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小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青年进行惩罚之意。在上山下乡运动之初和运动中期，整个运动都涂上了一层浓重的政治色彩，作为一项政治运动来开展。但是，真诚的政治宣传也好，欺骗性的政治宣传也好，都是为经济的需要开路，为这场持续不断的经济移民开路。直到运动后期，经济失败的阴霾才使漂亮的政治外衣黯然失色。

至于经济原因，在毛泽东每作一个重大决策之时，往往不是他所主要考虑的。在他看来，经济发展必须服从政治的需要，为政治服务。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他可以不计经济得失。但是，在上山下乡运动的决策过程中，毛泽东也不得不接受幕后的经济力量那只无形的手的指挥。

经济是基础，是一切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的决定因素。在人类的迁徙活动中，最根本的决定因素是经济。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样规模庞大的迁徙活动中，最根本的决定因素也是经济，在中国，最根本的经济因素就是粮食， 粮食是导致中国建国以来历次人口大迁徙深层次的经济原因。

1968年，兴起仅两年的红卫兵运动已经落入低潮，四百多万“老三届”却不能从学校毕业，他们大部分当了“逍遥派”，少部分还活跃在运动中。可他们待在城里还得吃饭，政府还得为这个庞大的人群供应商品粮。 

六十年代中国粮食产量

年度　粮产量(万吨) 增率　人口(亿) 增率　人均粮(公斤)
1961年：　13650　-5.38%欠　 6.5859 -0.53%　　207.3
1962年：　15441　11.60%高丰 6.7295　2.13%　　229.5
1963年：　17000　 9.17%丰　 6.9172　2.71%　　245.8
1964年：　18750　 9.33%丰　 7.0499　1.88%　　266.0
1965年：　19453　 3.61%　　 7.2538　2.81%　　268.2
1966年：　21400　 9.10%丰　 7.4542　2.69%　　287.1
1967年：　21782　 1.75%　　 7.6368　2.39%　　285.2
1968年：　20906　-4.19%　　 7.8534　2.76%　　266.2
1969年：　21097　 0.91%　　 8.0671　2.65%　　261.5

1962年，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指导下，当年获得了粮食生产的丰收，中国终于走出了大饥荒的阴影。以后几年，粮食产量都有所增加，但粮食还得要大批进口才能避免饥荒。1968年中国的粮食产量为20906万吨，粮食减产，比1967年的21782万吨下降4.19%，人均粮食也从1967年的285.2公斤下降至266.2公斤。这是“三年困难时期”以后首次出现的粮食警报。而人口从1962年的六亿七千万增加到了1968年的七亿八千万，增加了1.1亿人口。1968年，粮食净进口199.51万吨。粮食，无疑始终是政府沉重的经济负担。

1968年的中国，进行了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已陷入泥沼，刘少奇已被打倒，但大批判深入不下去，武斗持续不断。红卫兵已有厌战心理，不少人当了“逍遥派”，但还有许多人活跃在全国各地和武斗第一线，成为社会动乱的重要因素。不过，由于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为毛泽东创立的“不世之功”，碍难将他们骤然解散。如何避免社会动乱的扩大，解决红卫兵问题成为毛泽东至为忧虑的事。

1968年12月，当毛泽东看到《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材料时，“吃闲饭”三个字触动了他早就要解决的红卫兵问题的神经，也触发了他长期积压在心里对于粮食问题，特别是对1968年粮食减产的忧虑。毛泽东从中得到启发，找到了解决红卫兵问题的钥匙。毛泽东亲笔在文章的标题上加了个“市”字，变成《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随着文章在《人民日报》的发表，传达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实际上，毛泽东也确实不能让这些“老三届”再在城市里“吃闲饭”了，依照青年垦荒队的先例和1961年精简城市人口的经验，再加上现在甘肃会宁城市居民到农村落户的典型，要不让学生们在城里吃闲饭，就让他们和那些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城市居民一样到农村去吧。

后来的人们在无数次谈到毛泽东这条广为人知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时，基本都忽略了这条“最高指示”发表的载体《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不会想到吃闲饭的城市居民和吃闲饭的学生青年之间有什么关系，当然更想不到要他们不吃闲饭又要他们到哪儿吃饭去。

在人类历史上，战争威胁、民族杀戮、自然灾害、社会动乱都是造成人口大迁徙的重要原因。当时的中国，没有战争，没有民族杀戮，没有自然灾害，但是，文化大革命酿成的社会动乱，是造成上山下乡这样的人口大迁徙的政治背景和社会原因。通过上山下乡，就将红卫兵组织不动声色地予以解散，将他们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农村，就再也掀不起风浪来了。这是毛泽东所着重考虑的政治问题。

但是，经济是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在解决政治问题背后隐藏的经济问题就是粮食。

当时“老三届”约450万人，如按每人每月30斤定量供应商品粮，一年每人需360斤，450万人一年就要16.2亿斤，这是个庞大的数字。还有相应的肉、油、副食品等，这确实是政府巨大的经济负担。

“老三届”上山下乡去了，政府的粮食负担减轻了一大截。

后来，一千七百万知青上山下乡，政府只需供应约五十万经济作物农场的知青的粮食，另外一百八十万种植粮食的农场知青不仅能够自给，还能生产商品粮食。其他的约一千五百万农村插队知青，由农民来养活，每年可以减少商品粮供应约54亿多斤。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就是一种在漂亮的政治词汇下实际的“徙民就粮”，“分散就食”，既减轻了政府的粮食供应负担，也把农民“瞒产私分”的粮食挤了出来，农民不得不分一杯羹来养活知青， 还减轻了城市的就业压力。至于农民进城，他们大部分自带粮食，这都是按政策留给农民自食的口粮，或者在黑市上买黑市粮和城市居民从口里挤出来的粮票，并不会加重政府供应粮食的压力。政府不必供应粮食，还得到了廉价的劳动力，这样的人口大对流，大迁徙，都是围绕着粮食来进行，政府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呢！

而且，以后的学校毕业生也可照此办理，循环往复，不失为长治久安之策。

尽管毛泽东在作出上山下乡的决策时，实际上不得不接受幕后的经济力量那只无形的手的指挥。但是，按照毛泽东惯常的做法，做任何事都要有一个冠冕堂皇的政治理由。于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等等，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知青上山下乡的政治理由。

所以，导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并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长期坚持实行的根本的原因在经济，就业是一方面，是表现形式，深层次的经济原因在粮食！政治是由经济来决定的，而且冠冕堂皇的政治理由往往带有很大的欺骗性。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上山下乡的政治理由经不住知青们用热血、冷泪甚至生命的检验，已濒于破灭。1978年云南的农场知青率先喊出了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针锋相对的口号——“我们要回家”，掀起了近似疯狂的返城大潮。当此之时，当局者还在顾虑一千万农村知青返城的粮食供应问题，力图延缓850万农村知青返城的脚步，并阻止一百六十万农场知青返城，但最终没能阻挡这股历史的潮流。

现在，上山下乡运动五十年后，中国的粮食问题还有待解决。中国的人口总数已超过13亿。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12月公布的数据，2014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2142亿斤，比2013年增加103.2亿斤，实现“十一连增”，但粮食进口却从2000年的300万吨增加到了1400万吨。

而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公布的《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2014》报告显示，中国到2014年底仍有1.5亿食物不足人口，是“严重的地方性粮食不安全”国家之一。

当年就业的经济问题依然存在，而那些政治理由，什么“接受再教育”，什么“培养接班人”，什么“带有强烈乌托邦色彩的政治思想目标”等等，早已灰飞烟灭了。

而千百万知青的上山下乡之所，无一例外地成了知青们远大革命理想的破灭之地！所幸他们能够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了。

            七、教育落后导致上山下乡

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关键之一在于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广大人民群众，也迫切要求提高自身的文化知识水平，特别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建国以后，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很快，到1952年底，小学在校学生达511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强，比1949年增长一倍，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49.2%。中学在校学生达249万人，比1949年增长140%，其中初中增长168%，高中增长26%。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共培养大学毕业生27万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84万人，中学招生875万人，小学招生8800万人。当时政府主要致力于普及小学教育，扫除文盲，尚无能力加大对中等以上教育的投入，且由于国力贫弱，教育经费明显不足，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

1955年，在工商业、小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一切带有私有制性质的事物都被取消，所有的民办学校、私立学校也随之销声匿迹，社会办学的积极性被扼制。在单一的经济体制下形成了单一的办学体制，全面加强了党对教育的领导。但由于教育经费长期严重不足，加重了青年失学的问题。

在教育经费短缺的情况下，中国实行的政府在教育上的主导与督办，是教育资源的行政垄断。在教育资源的配置方面，农村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落后，落后在缺乏科学技术、缺乏知识文化。在农村教育落后的情况下，望子成龙的农民只有将孩子送到城镇，自己节衣缩食，含辛茹苦地供养孩子上学，期望孩子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找到跳出“农”门的机会。政府则采取限制农村学生的升学率，城里培养了送回乡下，既解决了农村缺乏知识文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避免给城市的粮食供应和就业增加难题，一举两得。但这种“质本农来还农去”的培养方式，使农村的父母和学生都感到失望，认为读书无用，特别影响父母培养孩子的积极性，农村适龄儿童入学率大幅下降。

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个按语中说：

全国合作社，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那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

【注：见《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第250页】 

在另一个编者按中，毛泽东发出号召：

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注：见《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第268页】 

这样的话语，既实际，又中肯。热情洋溢，充满了诗情画意，对青年极富号召力 。当时的农村，教育落后、文化落后，经济落后，急需具有起码文化知识的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农村发展不可缺少的，农村不仅是青年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同时也是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的广阔天地。 

1957年4月8日，由刘少奇主持写成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更加明确地指出：“就全国来说，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在此之前，1956年底，中国完成了对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全民所有制经济占了统治地位，进入了计划经济时期。毛泽东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

现在是我们管事了。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包括把国民党留下来的军政人员都包下来，连跑到台湾去的也可以回来。对反革命分子，凡是不杀的，都加以改造，给生活出路。民主党派保留下来，长期共存，对它的成员给予安排。总而言之，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一切城市人口和农村里头的缺粮户，我们都管。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或者到工厂去，总要有个安排。对那些全家没有人就业的，还要救济，总以不饿死人为原则。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

在“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战略方针下，全国六亿人民所有的一切都由国家“统统管着”，其最终目的是不要出“乱子”。人作为劳动力，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物质，也就成为“统统管着”的主要对象。这篇社论郑重宣布：“我们的国家对全国所有的人都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因此，各地党政机关和青年组织对于当地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采取负责的态度，分别情况，作好统筹安排，是完全必要的”。在这种时代背景和政策背景下，国家劳动部门开始实行对全国劳动力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任何企、事业单位的用人均需劳动部门分配和批准，不得擅自招工。这种统包统配的就业政策，基本禁止了自谋职业，有效地控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否定了求职人员的选择权利。中国的就业政策，在先后出台的户籍政策和粮食政策的支撑下，得以顺利实施。这种大包大揽的就业政策的实行，在国有经济的计划体制下，把人当成一种特殊的计划物资进行分配，超出就业计划的剩余劳动力，首先是城镇的新生劳动力，政府包不下来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送到农村去，这就是一种“各得其所”，一种“适当安排”。而家在农村又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则向来不在国家的计划范围内，他们理所当然的出路，就是回到农村去，这也是一种“各得其所”。

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实行精简职工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政策。教育战线也在压缩之列，削减教育经费，裁减学校和在校学生，降低招生数量，成为教育战线的当务之急。1961年7月3日至15日，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及中等学校调整工作会议，决定当年压缩城镇中等以上学校在校学生100万人左右，并减少招生指标，缩短教育战线。另外对家在农村的城镇中学学生，采取自带口粮，改寄宿为走读和下放劳动一年的办法，减少吃商品粮的人数达160万人。对被精简下来的学生，农村来的动员回农村参加生产劳动，家在城市的学生，则到厂矿企业等单位，将从农村来的职工顶替出来，放回农村，进一步减少城市的吃商品粮的人数。

到1963年，全国的高等学校已从1960年的1289所调整到407所（其中本科359所），在校学生由1960年的96万人压缩到75万人。中等专业学校由1960年的6225所，裁并为1355所，在校学生由1960年的222.6万人压缩到45.2万人。急剧精简和压缩的结果，使大批被裁撤学校的学生被剥夺了继续受教育的权利，流失到社会上，成为无业游民，引起学生强烈不满。小学校也被大量压缩，1958年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为80%，到1962年锐减到56%，农村学龄儿童的入学率更低至30%—40%，能完成小学学业的人数更少，造成上千万少年儿童失学。

1961年7月30日，毛泽东给江西共大师生写了封信，信中说：

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初中、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的确是很好的。

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地也应该有这样的学校。 

同年12月，胡耀邦在谈到城市青年就业出路问题时说：

我赞成江西的办法，还是下定决心，由小到大，上山下乡办国营垦殖场和劳动大学。江西经5年艰苦奋斗，已建立了一个规模了，其他省如也采取，也得3年。江西的国营垦殖场已容纳148万人，其中48万是全民所有制的，前几年我们就讲，今后城市里每年要有300万学生毕了业不能升学，就业问题怎么办？明年工业上是不行了，根本出路是什么呢？中国的好处是山，山又多，山上财富又多，弱点也是山，山上人少，没有很好开发。我看，将来起码20年内，最大出路就是上山。

尽管国家已经将下乡的年龄从18岁降低到16岁，但由于初中还不能普及，3000万13—16岁的孩子不能进入学校学习，也还达不到下乡的年龄。刘少奇和陆定一提倡的半工半读教育，从经济意义上来说，国家只要投入很少的开办资金，学生在生活上不依靠政府和家庭，靠“工”和“农”自己养活自己，从社会意义上来说，这些尚未成年的孩子，既能学到知识，也能在半工半读中渡过成年前的时光，于国于家于己均有利，是典型的“平民教育”。

但是，毛泽东说了，他完全赞成“不要国家一分钱”，尽管中央许多领导都支持半工半读教育，但他们再下决心也不行，他们即使身为国家主席，团中央书记，中宣部长，有主意也无钱可用。国家不给钱，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样的教育难以为继。全国只有江西共大、吉林延边东升公社的黎明大学，新疆塔里木农垦大学勉强维持下来。其他的半工半读学校，在压缩教育战线的风潮中，这些得不到国家经济支持，没有任何经济基础，单凭群众热情的民办教育，在三年困难时期，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作为发展中等教育，扩大就业的有益探索，就此自生自灭，止步不前了。

文化大革命中17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国家“节约”了大笔本来就窘困的教育资金。但是他们在长身体长知识的年纪却失去了学习的机会，于国于己，损失都是不可估量的。

           八、 上山下乡成为基本国策 

1962年在《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中，中央决定：“在文教事业方面，要停办一批学校和文化事业单位，减少大中学校的招生人数。”1961年全国各类学校的招生人数为：高等学校招生25万人，比1960年减少9.4万人；中专招生50万人，比1960年减少11万人；普通中学招生335万人，比1960年减少99万人。总计减少招生119.4万人。到1963年，大学仅招生13.3万人，比1960年减少18.7万人。高中招生43.4万人，比1960年减少24.4万人。初中升高中的比例也在缩小，小学不能升初中的达数百万之多。《决定》还规定：为了保证农村有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和不断补充农村劳动力，必须在每年毕业的小学生和中学生中给农村留下一定的比例，不要全部升学，“动员一批青年学生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此外还规定了青年下乡上山的对象：一是应届毕业未能升学或就业、年满18周岁的、有独立生活能力的青年学生；二是闲散人员中毕业几年后未能升学和就业的青年学生。这样， “下乡上山”就再次被提到日程上来，成为一项基本国策。

为了做好青年学生的工作，周恩来在1962年5月11日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说：“减少学校的学生，要注意方式。我们要保持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沈阳、哈尔滨、广州这些大城市不闹事。中小城市当然也要注意，闹事也不好。要尽可能不出乱子，少出乱子。但是，在精神上、组织上还得有点准备，准备出乱子，甚至出大乱子。如果没有准备，出了事情就会陷于被动。”由于准备充分，宣传引导得力，群众守法易治，国内没有出现什么乱子。

政治上的动荡、经济决策的失误，教育战线一直得不到“充实、发展”的资金，反而在“调整”中长期被压缩，大批青、少年失学，导致国民文化素质的长期低迷。中国经济的大起落，导致教育周期性的大起落，从六十年代起，每次都以大批青年不能升学、就业，被送往农村为代价，都会掀起一次“下乡上山”的迁徙浪潮。

在中央，最早提出插队的是总书记邓小平。1962年7月9日，谭震林在大区领导小组组长会议上讲话时说：插队安置，邓总书记想了很长时间了。周恩来也说：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提议的，我赞成。

邓小平关于城市青年学生到农村“插队”的提议，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是对“漏船”进行修补的策略，是缓解粮食供应压力，解决城市就业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这和陈云最早提出的精减职工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建议一样，是安邦定国的历史功绩。

1962年10月，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召开关于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的汇报会议，会议首次把城镇青年学生下乡上山纳入国家计划。

根据周恩来指示，由国务院农办负责组成专门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农垦部、林业部、水产部联合组成，办公地点在农垦部。各大区由农办负责，各省、市、自治区也成立专门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进行工作。

随着精简职工任务的逐步完成，上山下乡的对象逐步转向以城镇新生劳动力——青年为主体。而这是每年都要出现，每年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需要有一个整体的、长远的规划和安排，做到有组织、有计划。更需要建立全国统一的领导协调机构。1963年6月六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中，周恩来指示说：动员城市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要求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都要作长远打算，要编制出15年的安置规划。

10月18日，周恩来在对国家计委、教育部、劳动部、团中央、全国妇联等部门的负责人的讲话中明确指示，要长期地抓紧城市青年的下乡工作。他在这些讲话中特别强调：城市青年下乡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长期不是三、五年，要搞18年。18年的算法是，从今年（1963年）算起，节制生育二年生效，1965年以后出生的人16年以后就业，大体上可以解决问题。在此之前每年全国有300万人需要安置，其中城市各方面可以安置200万，还有100万必须下农村。按18年计算，就是2000万人左右。这个工作还必须和计划生育通盘考虑，如果城市计划生育搞得不好，出生率还是千分之七的话，18年以后还有问题，时间就要更长一些。

马寅初教授通过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提出要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的建议，却被当作马尔萨斯的反动人口理论进行批判，导致人口增长的全面失控，人口的增长率一直在2%以上，最高时人口增长率达到3.3%。

面对城市人口逐年增长的严峻形势，估计今后每年将有约二百万人要列入城市当年的各项升学、就业计划，而计划安置不了的城市青年将达一百多万，借鉴“垦荒队”以青年为主体的移民“经验”，并采取对“支边青年”移民边疆的组织，经费、实施的有效办法，有计划地将城市青年大批地、长期地安置在农村，是解决经济压力、粮食供应压力、就业压力的唯一途径，在这种形势下的动员名词就叫下乡上山。因此，下乡上山的主体从这时起成为城镇的青年学生，每年他们中将有100万成为政府预定的迁徙对象。就这样，政府用下乡上山来解除经济政策失误、教育政策失误造成的经济压力，也缓解了人口政策失误造成的就业压力。用“安置”的名义，隐去了 “经济移民”的真正经济内涵，“下乡上山”成为“迁徙”的代名词。被安置的城市青年，统称为“城市下乡青年”。

在周恩来指示下，1964年1月，中央成立了“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是国家专门负责城市青年下乡上山的工作的常设领导机关，简称“安置办”，设在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内，由谭震林负责。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和有安置下乡青年任务的专区、县，也由一名主要领导负责，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安置办公室，作为常设的办事机构。

各级安置办的设立，标志着下乡上山从此成为国家的一项固定政策，成为各级安置机构专门的任务和长期性的、经常性的工作。各级领导小组将劳动、文教、妇联和共青团统一组织起来，共同做下乡青年的工作。这些机构负责制定安置城市青年的人数、安置地点、安置方式、安置经费等方面的规划 。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以安置城市里不能升学的、达到劳动年龄的青年学生为中心，制定出15年（即1964年至1979年）的安置工作规划。每年各地安置办将当地情况层层向中央上报，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汇总，确定人数和经费，再下达各省由各地执行。每年将有一百多万的青年学生被列入上山下乡的安置计划，将失学的青年和社会青年作为一种计划分配物质进行调配。使得这一时期的下乡上山纳入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安排。在组织、经费、去向及安置方式、每年安置人数等方面均做了规划。各动员城市都有规定的任务，并且多多益善。同年10月，周恩来再次强调：“要长期地抓紧城市青年下乡的工作”。

“安置”，按其本意，应为“移民安置”，但在五十年代后期，各地就已经撤消了曾经存在的“移民局”，从此，中国的经济词典中，规避了“移民”二字，也回避了移民的经济意义。改为“安置”“城市下乡青年”，并赋予城市下乡青年新的政治意义。

这个时期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是按着五个结合和五个为主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宣传运动和精雕细刻的个别发动相结合，以个别发动为主；临时的集中动员和经常的教育相结合，以经常的教育为主；自上而下的教育和群众自我教育相结合，以自我教育为主；动员青年和说服家庭相结合，以动员青年为主；政治动员和必要的物质保证相结合，以政治动员为主。但是，为了完成上级规定的动员任务，这时的动员工作已带有明显的强制性，被动员的青年多数是不自愿和不得已的。

这一时期的下乡上山，提出的主要口号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升学、就业仍是第一位的选择，但人数很少。下乡务农则是第二位的选择，人数最多。凡是不能升学、就业的毕业生，都应该下乡务农。

为了加强对下乡青年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这时期，报刊杂志宣传报导了一批先进的回乡青年和下乡青年， 典型引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树立的典型，都是活人活事活样板，既有先进思想，又有先进事迹，都是生动的具体的形象的东西，对青年最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也最容易被青年所接受。通过大张旗鼓的宣传报道，树立了一批回乡、下乡青年的先进典型，属于“国家级”的优秀代表中，城市下乡青年有工人的子女邢燕子，干部子女有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之子董良翮、时任北京北京市委书记的万里之子万伯翱，还有天津一位处长的儿子赵耘，知识分子的子女侯隽，资产阶级家庭子女鱼珊玲。在回乡青年中，有贫农后代董加耕、周明山、吕玉兰。从这些典型的树立，也能明显看出这时下乡上山的主要对象是城市的青年学生。

对上山下乡的重大意义的宣传不断地从深度和广度上进行发掘，对先进典型的宣传也着力在思想境界上不断拔高，这时期明显表现出片面强调其政治意义的倾向，首先从意识形态上开辟道路，把一场由经济原因引起的经济活动，拔高到“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董加耕的名言“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脚踩污泥，心怀天下”，更是脱离经济实际的豪言壮语，这些经过大张旗鼓的宣传，形成了浓厚的政治氛围。在政治面前、在层层的组织网络面前，个人是弱小的，你能回避、逃避但不能对抗。当无法回避只能面对时，你只能选择服从。迫于“困难时期”的巨大经济压力，政治为经济开路，往往在政治词语后面，隐含着压制、强制的手段，这在当时的下乡上山工作中还只是开头。后来，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扩大化，政治因素不断被突出，下乡上山被涂上了一层浓烈的阶级斗争色彩。

          十、  阶级斗争扫清上山下乡路

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把阶级斗争引入党内。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阶段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以后，资产阶级不仅在思想意识上，而且在社会生活中实实在在地出现了。阶级斗争在理论和实际上激剧升级。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也不可避免地荡涤着教育界和下乡上山运动。学校的政治教育和“阶级路线”的推行，势必在青年学生中划分不同的阶级地位，形成不同的社会等级。

建国后，在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根据各人的家庭、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制定了相当细致的准则，来划分成年人的阶级成分（简称本人成分）。到他们的子女上学时，在每个子女填报的表格中，子女本人的成分都是学生，家长的本人成分成为子女的“家庭出身”，而家长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曾受何奖惩，是否有“关、管、杀”等，这些都须记录在案，存挡备查。这些政治表现子女必须照实登录，必然对子女产生极大的影响。这是封建社会的“世袭”观念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一种新的体现，颇有“子继父业”，“世代相传”“诛连九族”的味道。城市的学生主要的家庭出身有：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店员工人、城市贫民、职员、小商人、工商业者等。其中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店员工人、城市贫民属于无产阶级，职员、小商人属于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则属于资产阶级。在农村，学生的主要家庭出身有：雇农、贫农、下中农、中中农、上中农、富农、地主等。其中雇农属于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中中农、上中农属于小资产阶级，而富农、地主则属于资产阶级范畴。学生的家庭出身也依此基本分为好的、中间的、不好的三类。这是深刻在学生头上和心中的阶级烙印，它凝固僵化，成为他们永远的不可磨灭的印记。

在城市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份记录自己经历的文件，叫“挡案”。“挡”的意思是分门别类，从过去到现在按时间顺序排列。“案”即记录备考，有案可查。每个人的“挡案”首先按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阶级、阶层加以划分，再按时间顺序从过去到现在，不同时期每个人的政治表现、工作表现，一一记录在案。从学生时代开始，每个人的挡案就开始形成，这份挡案中有一部分由本人自己按组织不同时期发下的表格填写，其主要内容有：姓名、年龄、性别、民族、家庭出身、本人成分、政治面貌、个人经历、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惩、家庭成员、主要社会关系、婚否等等。必须以对党和组织忠诚老实的态度一一如实填报，还需前后衔接，并和其他家人的挡案相对应，不能有任何不实之处。家庭其他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如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出现问题，本人必须随时如实向本单位汇报，以便记入挡案。家庭成员的单位也会将有关情况通报本单位，互相联系，互相对应，形成一个档案网络。

挡案中最关键的部分，是本人的家庭出身，不同的家庭出身，先天就决定了本人不同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其不同的成长途径，是挡案中最重要的部分。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组织或单位对你的成长记录、政治表现评价、鉴定、结论、奖惩材料等。这部分除少数如组织鉴定能由本人阅读后存挡外，大都秘而不宣，本人永远也不知道其中的主要内容。挡案由组织或单位专门的人事部门保存，一直追随你的终身。不管升学、就业、上山下乡、结婚、调换工作单位，挡案都如影随形，直到身故后，还要存挡备查，以备不时之需。挡案是对人进行管理的有效方法，也是对人进行控制的无形锁链。它记录着每个个人的政治身份、社会地位，每个人在成长的历程中，每次入学、升学、就业，入党、入团、升降、转调、迁移，都要首先经过对本人档案严格的政治审查，筛选出政治合格的人员，淘汰本人有政治问题或家庭有政治问题的人员，然后“量材使用”，分派到不同的地方或岗位上去。对申请结婚的男女双方，也要通过档案进行“政审”，防止出身不好的一方利用婚姻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甚至做出危害社会和公共安全的事情来，也防止出身好的受到腐蚀，倒向资产阶级一方。

城市的资产阶级和农村的地主富农，一直是革命的对立面。1957年以后，一大批知识分子成为“右派”，也进入了资产阶级的范畴。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统称为“五类分子”，这顶“帽子”在他们头上戴了几十年，成为革命的对象，成为人为树立的群众的对立面。在全国人口中，“五类分子”是极少数，只占人口的5%，在当时的六亿人口中，5%即意味着有三千万“贱民”。加上深受他们影响的家属和子女，人数应该接近一亿，他们承受着永无止境的社会歧视。

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为了保证大学阶级队伍的纯洁，以培养纯洁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对高中的在校学生逐一进行了政治审查，简称政审，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一、可录取机密专业；二、可录取一般专业；三、降格录取；四、不宜录取。政治审查的依据，并非学生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出身“地、富、反、坏、右”家庭的，或有海外关系尤其是台港澳关系的学生基本都是不宜录取或降格录取的对象。其后，第四类学生就从高中学校中基本绝迹了。

孔子“有教无类”的施教方针被彻底摈弃，从小学入学就开始进行登记，填表，收集资料，建立挡案。对初中升入高中的学生就开始了严格的政审，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筛去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即使学习成绩优秀，政治表现良好，也只能让他们上中等专业学校和技术学校。在国内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就必须按照阶级斗争的确定性标准，选择接受高等教育的受教育者。高中是培养大学生的预备学校，政审保证了进入高中的基本是家庭出身好的学生，这就保证了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保证以后所培养的知识分子的阶级队伍的纯洁，以保证无产阶级政权的长治久安。就这样，在中国的教育领域率先实行了并不公开的、学生本人并不知情的“阶级路线”、“阶级歧视”，开了国内阶级斗争的先河。

1961年，教育部在一份文件中通知：“各级师范学校招生，必须保证质量，特别是政治质量。认真改变过去降格以求，不顾质量，勉强凑数的现象，今后，凡学生家庭属五类分子的一般不予招收”。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师范学校是培养师资队伍的，教师队伍保证了政治质量，保证了今后师资队伍的阶级纯洁性，就保证了教育能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可谓深谋远虑。不仅师范院校，全国教育系统都立即遵照执行。

在阶级划分、政治审查、政治排队、讲求政治质量的基础上，将不懂世事的学生青年划分为不同的人群，实际上实行了“分类施教”甚至“非我族类不予施教”的教育政策，教育资源向一部分人完全倾斜，而将另一部分人排斥在外，青少年的受教育权利全然失去了公平。

到1964年、1965年两年中，根据阶级斗争的理论，教育界在应届毕业生的考试录取工作中全面贯彻“阶级路线”，对直系亲属中有“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地主、富农、反动官吏”和有受到法律惩处的“亲密的社会关系”的学生，甚至出身好，但亲属中有人出了“问题”的学生。实行了“一刀切”的不录取政策，剥夺了他们继续接受教育的权力。

教育领域阶级路线的推行，将一大批具有聪明才智，胸怀报效祖国志向的青年摧残于未成才之时，教育领域也失去了公开、公正、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造成了我国培养科技人才队伍的巨大损失。

阶级斗争的开展，在学校阶级路线的执行，为下乡上山鸣锣开道，保证了各地“安置办”下乡上山安置任务的顺利完成，既扫清了城市就业的障碍，净化了城市的社会阶级环境，也净化了高一级学校的阶级队伍。在当时上山下乡的青年中，据统计多达70%的是“出身不好”、有“家庭问题”的青年甚至少年。他们被剥夺了升学和就业的权利，不得已下乡上山。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毅然背叛家庭，背负着为父母“赎罪”的沉重的十字架，怀着对革命和理想的无限向往，真诚地投入农村这个“脱胎换骨”的大熔炉，虽然他们长期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却没有自暴自弃，放任堕落。而是在艰苦的环境中埋头苦干，奋发向上。期望通过思想和身体的双重磨练，自觉地向无产阶级靠拢，摆脱“出身不好”的命运，改变政治上被人歧视的“出身”，用自己的奉献、汗水、牺牲和虔诚来换取社会的承认，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分子。

但这一时期的下乡上山，基本上贯彻了思想教育与物质保证相结合的原则。在思想动员上，做到以自愿为主，但“自愿”的对象早已特定，是在升学政审时被“淘汰”下来的学生。在物质保证方面，国家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每年拨出一笔财政资金作为城镇青年上山下乡的安置经费。做出了若干规定，并适时予以调整。在不同地区的个人安置经费方面、粮食供应标准和时效方面，住房建设补贴方面都有详尽的计划和安排。但是，作为人数最多的回乡青年，则没有或只有很少的安置经费。安置经费作为上山下乡的启动资金，成为动员城市和安置地区必不可少的经济前提。这些措施有效地减轻了青年们的困难和家长的思想负担。也减轻了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阻力，农村和广大农民在党的号召下，也热情地欢迎这些有文化知识的青年人，使他们能下得去，在得住，轻装前进。全国各地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项工作，下乡上山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能较快得到解决。稳定了下乡青年，使下乡上山能持续进行下去，减轻了国家的经济负担。

安置经费，只是城镇青年下乡上山的启动资金，主要用于解决部分住房问题，其次用于下乡初期的生活补助，小农具购置、旅运费，纯属消耗性的投入，只能让下乡青年“下得去”，并没有为他们提供“在得住”的、“可以大有作为”的经济发展基础。城镇青年下乡上山后，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虽然他们满心希望为发展农业作出巨大贡献，但是，他们和农民一样锄地、下种、收割，凭的是个人的劳动力，在体力劳动上，他们不如农民，“贡献”还没有农民大，这就无法体现他们所学知识的价值，无法实现他们期望的贡献，加上生活的困苦，下乡青年普遍感到得不到发展，没有出息，没有前途。

在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发展”的时期，农业也开始休养生息，但是对农业发展的投入没有较大的改变。由于政策的调整，“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对于农业的休养生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农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顽强奋斗，很快抚平了“三年困难时期”的伤痕，农业开始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这时，急剧开展的三线建设工程，自1965年至1975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43.4%，这些秘而不宣的军事工程挤占了全国工业、农业、文教的发展资金，导致整体国民经济发展滞后，城市新生劳动力得不到就业机会，教育事业也得不到发展。1964年、1965年，一批批城市青年又开始了下乡上山了。

1978年，胡耀邦在邓小平支持下，改正了55万名 “右派”，为其中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公职。重新安排工作或安置生活。同时对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人及其亲属也落实了政策。

为`“土改”以来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其子女不再视为地、富、反、坏家庭出身。这意味着全国数千万公民以及他们的上亿亲属不再贬为“贱民”，打入另册。仅在农村，就有440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帽子。

为全国71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恢复“劳动者”身份，不再视为资产阶级工商业者。

为资本家发还被查抄的存款，恢复并补发被减扣的高薪，归还被占用的私房，原工商业者在政治上与干部、工人一视同仁。

为40万国民党起义人员、投诚人员落实政策，宽大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为去台人员大陆家属落实政策。

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昭雪，为乌兰夫、“内人党”等“地方民族主义”摘帽。为藏族领袖崔科·顿珠才仁，桑颇·才旺仁增、江措林·土登格桑、邦达多吉等平反，宽大处理1959年西藏“参叛”人员，恢复公民权，政治上不受歧视。

对“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10402人，以及因其他重案被处死的人组织复查，发现冤杀错杀情况相当严重,予以纠正、改判、和平反。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如此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与社会各界实现历史性的和解，把江山社稷的社会基础几乎重新打造了一遍。

  胡耀邦崇高的道德、极大的勇气和历史担当，才使中国在短短几年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发展。

         十  、城市青年移民的迁徙路——下乡上山

1964年中共中央批转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组织城31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中提出：“今 后按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不仅每年都要有计划地做好动员大批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工作，而且在他们下去之后，还要认真做好巩固工作。”

1965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安置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动员城市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下乡上山，是城乡劳动力安排上的一个方向，必须纳入城乡劳动力整体规划之中”。

1965年12月18日《国务院批转1966年城市下乡青年安置计划》中写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明年应结合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

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1966年4月29日《国务院批转安置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写道：“安置部门的任务主要是动员不能就业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

从1963年起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国家对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给予了充分的重视，每年都要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和部署下乡上山安置工作。安置工作还与安置经费联系起来，按年列入国家的财政预算中，做到有计划、有部署、有经费保障、有工作要求。

在具体安置工作中，要求做到“两头落实”，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中提出，要“一头落实到城市，落实到准备安置的每一个人，根据城市需要安置到农村去的人数，以及这些人的思想情况和动员工作情况，提出分期分批下乡的具体安排。另一头落实到生产队或农场，摸清由哪个公社生产队安置，由哪个农场安置，能够安置多少户，多少人，接待的准备工作做得怎样，什么时候去比较适宜。然后把这两头的安排对对口径，使城市人员下乡的安置同生产队、农场的接待准备工作衔接起来，实行城乡挂钩，地区挂钩，双方联系好，有组织地把需要安置的人员送到生产队和农场落户”。

在安置工作中，第一，借鉴了五十年代“青年志愿垦荒队”以青年为主体的迁徙方式；第二，采用了五十年代末以来安置“支边青年”的模式，由国家制定安置规划，统一由国家承担移民安置经费，措施上以思想动员为主，这时的下乡上山，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经济移民；第三，成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专门的移民安置机构，略去“移民”二字，用“安置”取代实际意义上的“移民”，叫“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简称“安置办’’，具体负责移民的规划、经费、组织、实施等各项工作。

但在这时的移民安置方向上，主要安置在城市近郊或本省农村，这些农村经济情况相对较好，下乡青年人数也不多，而且分散，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和制约作用还不太明显。远程迁徙的“支边”方式只在少数大城市如上海采用，主要方向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是一种新形式的“移民实边”。

在1963年7月的安置工作会议上，计划当年下半年安置18万人，“要力争超过，不要减少”。1964年的计划是安置78.6万人，其中65.3万人安置到农村。1965年的计划，是安置54.3万人。这几年的安置计划都基本完成了，并做到计划周密，有条不紊。1966年原计划安置67.4万人，由于十年动乱的开始而不得不中止。 

1955年以来，为了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就业道路，政府把目光转向了农村。1955年至1958年这是下乡上山的探索阶段，这个阶段下乡上山的主体是农村青年和农村回乡青年。

 1958年至1960年，在“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国”的口号下，就业方向转向了工业。但是，缺乏经济基础的工业“大跃进”没有持续下去，不过在这股风潮中，这段时间是下乡上山的低潮阶段。

1959年至1960年进行的“支边青年”“支援边疆建设”的工作，政府在移民的组织、经费、实施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开了以城市青年为主体下乡上山的先河。城市由于经济决策的错误，发展工业的努力一再受挫之后，1961年至1965年，这项政策一以贯之，解决城镇新生劳动力，主要是青年学生就业的道路主要就通向了农村。从1961年起，“下乡上山”这个名词成为中国特有的城市青年向农村移民的专用代名词，这是下乡上山的实施阶段。

在五十年代，农村教育落后，需要文化，需要知识，只要小学文化就能担任会计、计工员，初中文化更是凤毛麟角。到六十年代，随着农村小学教育的普及，以及一大批回乡青年回到家乡，这方面的情况有所好转。生产队的会计、计工员多由回乡青年担任，本地的回乡青年已足够使用，文化大革命前下乡下乡上山的一百多万城市学生青年成为了实实在在的农民。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由于中国经济政策的痼疾，下乡上山政策仍将对“老三”届分批执行。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动乱，国民经济陷于崩溃，上山下乡政策成为既定国策，在政治口号下强制全面推行。1968年至1978年，以城市知识青年为主体的上山下乡运动全面展开，这是上山下乡的高潮阶段。

二十多年来，农村在本身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把它对人口的收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成为城市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甚至“蓄洪池”。农业不但没有因此得到加强，为了养活这些原来的城市人口，农村进一步被剥夺，农民的生活也就更苦了。

        十二、 上山下乡的反响——第一次“回城风”

1966年，文化大革命风云突变，革命大潮招唤在农村的城市下乡青年投身革命，加入“造反”的行列。城市下乡青年也和城市红卫兵一样，破“四旧”，查抄地、富家，进而揪斗农村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成了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许多安置地方的农场、农村人民公社，早已视城市下乡青年为“包袱”、“祸水”，为了“釜底抽薪”，有意放纵并从资金、物资上支持下乡青年回城，甚至有的要他们把户口带回城去。在农村历经艰难困苦，饱受歧视、排斥、迫害的大批下乡青年，饱尝了失去城市户口的痛苦，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燃起了他们回城的希望。他们希望这场革命能改变自己个人被迁徙的命运，希望社会能关注他们的切身利益，恢复他们迁徙和工作的自由权利。他们要“回城闹革命”，提出“要户口、要粮食、要工作”的斗争口号。以革命、造反的名义，表达了下乡青年对下乡上山的不满，实际是对下乡上山制度的否定。

下乡青年的斗争矛头，直指各级安置办公室，连中央安置办公室也不能幸免。据原在中央安置办工作的顾洪章回忆，1966年8、9月间，从广西等地赴京的70多名下乡青年，就一度占领了中央安置城市青年办公室，“宣布他们夺了中央安置办的权，他们砸开了挡案柜，使挡案大量散失，公布了某些奸污迫害下乡女青年的案例。他们相继召开大会，对中央安置办领导人进行批判，他们占据办公室后，中央安置办的工作人员被迫转入“地下”办公，以保持上下的联系。为了接待日益增多的“造反人员”，又不得已把接待站从砖塔胡同迁到万寿路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大院。在上访人员中，更多的人是想把户口迁回城镇。对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革命路线并无多大兴趣”。

“回城闹革命”的城市下乡青年，他们批判“黑暗的下乡上山制度”，揭露“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下乡青年的迫害， 披露青年在农村的悲惨境遇，控诉对青年的歧视、迫害，揭露那些名燥一时的先进典型如邢燕子、董加耕、周明山等是“假典型”、“黑样板”，为自己回城制造现实依据。他们的斗争，开始触及到现实制度、方针、政策上的一些实际问题，并提出了现实中存在的许多经济问题。他们的行动，得到下乡青年家长、边疆的支边青年、下放职工、“内迁职工”的广泛响应，大批下乡青年倒流回城，形成一股声势颇大的“回城风”。这股“回城风”不仅加剧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局面，而且重新形成了对城市新的经济压力、特别是粮食供应和就业的压力。

为了压制这股“回城风”，保护业已形成的下乡上山成果，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把“回城风”指斥为在“党内走资派”挑动下的“经济主义”，《通知》要求：

前几年下放农村业已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参加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逐步加以解决。

1967年1月18日，《文汇报》发表社论《坚持上山下乡、支援外地建设的正确方向》，社论说：党内走资派挑动一部分群众大闹经济主义的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一个很恶毒的做法，即煽动前几年下放或支援到农村业已参加农业生产的工人和知识青年，回到上海，提出不合理的经济要求，还煽动支援边疆建设的家属，离开工作岗位，上北京告状，或挑动他们去斗争里弄干部。这样做，造成一批农业人口流向城市，直接地破坏了农业生产，破坏了工农联盟，挑起了工人与贫下中农的对立，扩大了城乡差别。

社论批评倒流回城的下乡青年受了“走资派”的蒙蔽，要求他们“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号召他们“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

1967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发出《关于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必须坚持在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通知》，要求仍然逗留在城镇的下乡上山青年和其他人员迅速返回农村；在城镇建立的各种组织和所设联络站，要立即撤销；城镇的群众组织不准吸收下乡人员参加；坚持逗留城镇不走的，不予落户；以非法手段强行在城镇落下户口的，一律无效。同时，《通知》要求各地改变对下乡青年的恶劣态度，强调对待下乡青年，要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当地农民职工一视同仁，不得歧视，不准压低工分，不许因观点分歧而刁难、迫害或撵他们返回城镇。

196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和投机倒把的通知》，指出“上山下乡支边青年，不要回城市要求落户”。

周恩来在同一时期的讲话中，多次肯定了上山下乡的方向，他说：“上山下乡，面向农村，是毛主席的红线，不是刘少奇的黑线”。“支农青年关于上山下乡是刘、邓黑指示的口号本身就是不对的”。他还说：“支农青年四个字很好嘛！不支农，回来造反，还说‘造反有理’，造谁的反？”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过去的方针政策被斥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遭到批判，唯有下乡上山政策，从一开始就受到周恩来和中央旗帜鲜明的肯定和维护。上山下乡是中央的既定政策，必须肯定和维护这项政策，才能在以后持续推行。

不久，机关干部到“五·七”干校，城里人“不在城里吃闲饭”，医务人员走“六·二六”道路，城市知识青年大批上山下乡，这一股股通向农村的强大的革命潮流，彻底压制了下乡青年“回城风”的“逆流”，这股“回城风”很快就偃旗息鼓，烟消云散了。

在当时浓厚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氛围下，“要户口、要粮食、要工作、要生活费”的经济要求是不可思议的。城市下乡青年的人数还不多，而且分散，他们的呼吁和控诉不能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他们的苦难不能赢得广泛的社会同情。上山下乡被视为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产物，任何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行为都在人们反对之列。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舆论压力下，“经济主义”的要求被彻底击垮了。但是，安置工作中的经济、政策问题没有引起中央的充分重视，农村对下乡青年的恶劣态度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下乡青年的“回城”要求，是对中央下乡上山方向的逆反，是对这种逆城市化运动的逆反。下乡青年们囿于长期的正统思想教育，又迫于“三年困难时期”的经济压力，不得不接受给他们规定的命运，但一有机会，就会出现“反弹”，充分表明上山下乡这项政策当时已经不得人心。文化大革命之初的下乡青年的“回城风”，力量薄弱，没有社会基础，不能也不允许它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它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知识青年“返城风”的并不嘹亮的“前奏曲”。后来的知识青年必将踏上下乡青年曾走过的道路，强制的迁徙必将导致激烈的回归，在上山下乡的道路上他们终将殊途同归，预示了十年后的“返城风”将是上山下乡运动的终结曲。

一百二十多万下乡上山的城镇青年，他们在农村里艰苦奋斗，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为国家减轻了经济负担，为城市减轻了就业压力，为克服“三年困难时期”造成的困难，他们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乃至终身，人们应该记住他们。他们的迁徙行动，为后来的“知青潮”开了先河。

人们不应该忘记，在文化大革命前上山下乡的行列里，还有一大批家在农村的回乡青年。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原指望他们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无情的现实，将他们的梦想击得粉碎。他们响应国家号召回到农村，和父兄，也和城市的下乡青年一起艰苦奋斗，但是，由于上山下乡是中国特有的从城市向农村的移民活动，国家从来只计算城镇上山下乡的青年人数，自然不能把本来是农村的回乡青年列入上山下乡的统计数字里，他们只是“土基见水，返本还原”罢了。国家对城镇下乡青年的一些优惠政策，如安置费、生活补贴、下乡第一年的粮食供应等，他们都无缘享受，与城镇的下乡青年相比，他们低人一等，这是人为造成的城市和农村的巨大差别，是社会的不平等造成的后果。回乡青年原来就是农家子弟，质本农来还农去，回到家乡，本来可以为改变农村贫困落后的面貌贡献力量，但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有知识反而是一种罪过，同样要接受“再教育”，屡遭挫折后，从此不再侈言理想和抱负，变得讲求实际，这是他们的进步；也变得意志消沉，这是他们的退化。在农村劳动、生活的重压下，他们的青春逐渐消逝，逐渐变成和祖辈、父辈一样的农民，消失在茫茫的人海里。

也许，在八十年代“民工潮”的行列里，人们还会看到他们那略显苍老的身影，他们身旁，年轻一代的农民工步履矫健、从容。但是，历史应该记住他们，他们默默地回到家乡，自己养活了自己，象亿万普通农民那样生活着，没有成为国家的负担，没有给社会的就业造成任何压力，正因为他们太普通了，所以人们才不应该忘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