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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种在版纳燃烧
1968年到1978年的10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达1700万人。所有的理想，都在艰难困苦中消失，“我们要回家”的希望，支撑着全部知青在泥泞中挣扎。1978年，在粉碎四人帮后纠正冤、假、错案之际，西双版纳景洪农场上海知青丁惠民，经过深思熟虑后，写了给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三封信，表述了知青的恶劣生活环境，及返城的要求。他写道：我们知青回城后可以干最赃最重的活，可以拿最低的工资。只要能回到父母的身边……。信中的内涵，让人泪目。
上海知青丁惠民，是勤奋学习，有独特思维能力的人，事前精心策划布署了整个行动的计划方案。他把大返城分为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采取给中央领导人写联名信的方式，诉说知青多年来的不幸遭遇，激发广大知青的生存抗争意识，迅速行动起来。第二阶段：从下至上完成组织结构，5万知青统一行动，令行禁止，造成声势和规模，包括签名捐款罢工等。第三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赴京请愿。不与地方政府纠缠，直接向中央要求回家。如果赴京请愿无果，他将指挥五5万知青，集体自行回城，在上海和重庆成都、昆明等地进行静坐请愿，依托家庭并动员知青父母兄妹、亲戚好友、社会各界声援支持，走和平请愿返城之路。
1978年12月7日，筹备组召开胶林会议决定：全体代表12月14日集中，12月15日出发。由于知青代表对北上进京请愿出发时间产生争执。因为罢工，云南省委派出工作组已到达景洪，责令不让知青赴京。知青代表内部也出现私自携刀携枪(匕首和自制火药枪者)，而且有一些情绪激动思想偏激的代表，形成一股新的势力。当时省委工作组告知，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已经结束，会议精神将很快传达下来，要求请愿团暂缓赴京。作为总指挥，丁惠民考虑到局势，为避当局耳目，决定暂时按兵不动，推迟赴京请愿。没想到，请愿团内部爆发了严重分裂;甚至有人用匕首顶着他腰部，强逼他率队北上。面对内外交困，在现场;无论是跟随者随远其走，彼此彼刻在会场产生的分歧，激怒吼叫，无声沉寂产生的各种情绪，无论是“看懂”了，还是“意会”了，时间都将把历史的定论，消解物欲横流带来的浮躁。无需评论，无需解说，有人指责，有人说他胆怯，那又怎样?他说：“版纳知青大返城，没有任何政治目的，只是为了回家”。大返城历时99天，获全胜。他站得高度和思想的深度，又岂能是一般人所能领会?
“我行我素”，使他不按常规出牌。他导演的大返城，从给邓小平的三封信到组织策划，从挑选筹备组负责人刘先国、胡建国，李长寿、邹盛永，黄玉清、刘庭明，等都是坚定派和勇者。让第一批请愿团12月16日，由黄玉清、刘庭明负责先走。第一批请愿团，在通关捐款的钱被盗，39名勇士在昆明火车站乘车被堵被打，孤注一掷绝食卧轨，使全国南来北往的火车停开3天、孟定叶枫、许世辅率211名知青绝食48小时，惊动了中央。中央派出了以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组长调查组，调查解决知青诉求，使大返城按原定轨道行驶。
1978年12月18日，由副总指挥刘先国率队，第二批请愿团，在景洪召开了宣誓仪式，抬着正在发高烧、躺在担架上的总指挥丁惠民出发了。途中，改变了列队抬旗、戴代表证的轰轰烈烈场面，在笼罩神密寂静的气息中低调前行。总指挥丁惠民的人生，从那时侯起，就因策划、因定向、因理想、因逆向步步为营。因无太多的失误、亦无太多怨言……。
知青大返城没有任何样板可借鉴，没有任何任何经验可照抄。他已做好长期、多次反复的准备，因此在制作第一面请愿团大旗时，指挥部就责令：必须在旗帜上标明“首批”两个字，告诉知青代表赴京请愿活动，将是多回合的长期之战。
声东击西杨武分兵
声东击西，是丁惠民的杰作。12月21日，第二批请愿团到达杨武，就地休整。丁惠民考虑人多目标太大，实行了减员。51名知青代表，在墨江劝退违纪人员8名，在杨武的43名代表分成北京、上海、重庆3个组，北京小组28人，承担请愿任务，其它两个组分头赴上海重庆作宣传。丁惠民下令赴京组团员把到普洱在供销社购买的210床四方小棉被、322尺纱布，每人缝制成一套棉衣棉裤。抵挡北方冰天雪地。
1978年12月23日早晨5点出发，从杨武~峨山~读书铺~成都已是24日晚上。至此，云南省政府和省农垦局还在昆明到处寻找丁惠民的踪迹，而请愿团却顺利摆脱了前有堵兵，后有追兵的困局，又一次掌握了主动权。
1978年12月24日晚，第二批请愿团抵达成都。茫茫人海，云南当局派出的便衣，再也没有找到第二批请愿团。为了安全，请愿团任何人都不得与外界联系。被派往昆明施放烟幕弹的人，到昆明发话：“丁惠民率第二批请愿团将马上到达昆明”。
在成都，由于当时政府规定，凡到北京的人员必须持单位证明才能购票，纠察组长李长寿，带几个人分头分批、购买28张成都到高碑店车票。当晚请愿团登上了火车，留下副指挥刘先国和另一代表，接应昆明过来的那两个送话代表。半夜，火车到达德阳站时，丁惠民又突然下令全体下车，在夜色中悄悄住进德阳车站招待所，没有可疑人员尾随。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住旅馆要单位证明。 请愿团没有单位证明，司务长翟荣志胡编了一个子虚乌有的"201小分队” 要去某军事单位学习，服务员瞌睡朦胧也不多加追问，收了钱就开房。为谨慎起见，请愿团把整个二楼都包下来了。第二天早上开始，除纠察组轮流在楼梯口值班守卫以外，全体人员在宣传组长邹盛永带领下，全部投入刻印传单，抄写大字报、整理内务等工作，为最后冲刺作准备。一切有条不紊。连日来，声东击西，神出鬼没，碾转乘车十分疲劳。但代表们都知道胜利在望，士气非常高涨。而丁惠民则因为每一个细节的操心劳累。他躺在床上，由一名代表笔录，口述了"告全国人民书"，马上付诸刻印了一大叠传单，几乎用光了储备的纸张。临走前，每个房间都打扫的干干净净，晚上在64次成都开往北京的列车上，昆明成都过来的代表全部归队，请愿团28人重新汇合。
1978年12月27日早上，第二批请愿终于到了北京。这是激动人心的一刻，全体代表下车集合列队，重新佩戴起代表证，举着大旗走出火车站，按预定方案向天安门进发。
为了五万版纳知青送请愿书到北京。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因为冷，有的浑身抖擞，但没有谁，发牢骚，凭着意志毅力、互相 勉励顽强坚持着”。
漫漫长夜已经过去，前面就是曙光，新的一天开始了，尽管不容盲目乐观，但代表团得知中央已经要接见知青了。向中央诉说知青苦难、要求回城，是请愿团的使命和存留在知青代表心中唯一希望。
他的一生都在不停地摸索前行中。在困难面前，他乐观坚定，自由不羁的寻找新的出发点，就是起源于他25岁大返城那年的自信。
杨培慧 ，63岁，党员，云南大学新闻系毕业 。供职：昆明市建委记者站站长、现任《云南经济日报》记者 ，从事新闻工作35年，著《城市之光》《高原彩虹》《丹心铸丰碑》三本报告文学。本人宣言：生命不息，写作不止。
整个农耕民俗博物馆占地660余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为1800平米，博物馆于2016年9月12日正式挂牌开馆运行，它是滇域农耕文化馆、记忆工坊、知青云南记忆馆、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筹）（云南民族民间工艺综合实训基地）三馆合一的综合性博物馆，馆内共分三层：负一层序厅主要展示的是知青云南记忆馆；二层为滇域农耕文化馆，三层为二十世纪初法国农村生活景象老照片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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