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朋友们:

我叫骆志明，今年74岁，身份证号532823194806020011，现住云南省昆明市前兴路润城第三大道一栋602，邮证编码：650216，电话：18213540768。

我是1967届的云南省财经学校商业计划统计专业的毕业生，因为文化大革命动乱之故，直到1969年1月，在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下，学校没有按照我们所学的专业进行工作分配，而是分配到西双版纳农场去接受“再教育”。我和当时的千百万知识青年一样摸爬滚打在一起，也算一个有点知识的青年吧。在农场整整待了八年后终于落实政策，1977年1月调出农场在版纳当地商业部门安排了期望已久的工作，后来在版纳当地工作直到2008年退休。

四十多年来，一批批记实性、创作性的知青文学兴起，记录了知青苦难的生活经历。现在，许多年逾五旬、年过花甲的知青也拿起笔来，写下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留下对那段他们付出了青春、理想、汗水、热血、生命的岁月的回忆。作者们经过发掘、整理、粹集、加工，留住了珍贵的史料。它们当中有很多深刻、准确的分析，展现了知青们的心路变革历程。这些回忆录和文学作品，它们记录了历史，是知青一代关于青春和忠诚的记忆。这些历史的记录成为数量众多、色彩斑驳的“野史”，却不能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层次的反思，浅尝辙止，欲言又止，欲说还休。这是作者们在“知青问题是个敏感的话题”的社会压力下，万般无奈而采取的曲折、迂回的手段，以抢救自己的历史，留住珍贵的史料，留待后人评说。

著名作家冯牧先生在谈到“知青文学”时指出：“这些作品，不论是塑造了什么样的人物，不论其内容是旨在肯定真善美或是鞭挞假恶丑，也不论其主题思想是感人肺腑的，动人心魄的，或是以其悲剧性力量而发人深省的，它们所描写的典型环境和历史背景，大都是那场几乎使我们国家濒于危境的‘文化大革命’。从这些作品当中，或深或浅，或从正面或从侧面，或含或露，或隐或显，都可以使我们具体地感受到作为这场‘革命’的指导思想——极左路线，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何等深重的灾难”。

当年的一千七百万知识青年，基本上出生在1947—1960年间，超过了当时城市人口的10%，是共和国那一代青年的代表。知识青年在他们成长的岁月里，系统地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具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高尚的共产主义情操，是党和政府培养的最为成功的一代青年，是共和国最忠诚最有信仰最顺从的公民。

上山下乡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基本国策持续进行了十年，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次规模宏大的人口迁徙、大移民，亘古未有的青春大迁徙。上山下乡运动使知识青年们过早地踏入了社会，在上山下乡的苦难岁月里，他们对革命理想执着追求，进一步熔铸了为国分忧的时代精神；吃苦耐劳、不畏艰险的创业精神。结合在学校教育培养的勇于奉献、舍己为公的共产主义风格；团结奋斗、助人为乐的集体主义思想；国家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道德情操，这前后经历的精神的融合升华，代表了那一代青年的精神风貌，这就是知青精神！是铭刻在这一代知青身体上、行动上、熔铸在他们思想上的集体的共性，堪称共和国的精神灵魂。这不正是现在的八0后、九O、00后的青年们所缺乏的吗？

当今社会，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的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以自我为中心，物欲横流，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拜金主义盛行，追名逐利、道德滑坡、世风日下。当金钱和利益成为唯一的价值追求后，很多人已经把信仰、理想、道德都抛诸脑后了，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今天的中国，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信仰的人。知青当年生活在空幻的精神世界里，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和当代生活在物质社会里的青年大相径庭，让知青们仰天长叹，嘘欷不已，这究竟是知青们的错误还是当时时代的潮流所致？就象一首歌里唱的那样“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问讯南来北往的风” 

当代青年，他们有幸接受了当年知青无缘得到的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但是，他们所接受的是和当年知识青年大相径庭的社会教育。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变动大，利益格局调整也大，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迅速树立了自强意识、创新意识、成才意识、创业意识，更重要的是他们树立了自我选择意识，拥有了自我选择的权利 ，改革开放为他们创造了许多发展的机会，坚定了他们的自我发展意识。这是当年的知识青年们所欠缺和不能得到的，也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允许他们拥有的。当年的知识青年遵循的原则是“服从”，而当代青年拥有的权利是“选择”。

知识青年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他们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他们继承了老一辈革命者的革命精神和道德情操，无可选择地走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冷泪、汗水甚至生命继承了当年的革命传统，融铸了共和国的知青精神，给这个世界创造了一批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是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富于知青精神的知青历史，将是一段令人仰视的历史，知青一代不可磨灭的精神气质，就是我们民族崛起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而精神生活却越来越空虚、政治信仰越来越迷茫的今天，难道就不值得提倡？不值得传承？就没有任何社会价值了吗？难道知青们真的就是“最后的革命者”了吗？否定共和国的知青精神，就是否定共和国的昨天，否定共和国的前天！ 

导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原因，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认为是经济原因所致，是城市就业紧张，因为城市没有那么多就业岗位所致。他指出：中国是第一个策划了人口倒流去乡村的社会。法国学者潘鸣啸认为是毛泽东出于政治的考虑，是政治原因。这两位学者也谈到了粮食，但浅尝徹止，没有深入下去。

但是为什么在理想主义破灭以后，上山下乡运动还坚持实行十年之久？我认为农业是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原因中最基础的粮食，是农业得不到发展，生产不出来足够的粮食。

粮食问题导致1960年前后数千万城市人口下乡，导致1968年后一千七百万知识青年的大迁徙，也导致在知识青年大返城之际不得不阻扰或减缓他们回家的步伐。农业长期得不到发展，没有足够的农业剩余，没有足够的粮食，工业化无法实现，城市的就业无法解决，中国的城市化也难以发展。

我关于粮食是导致知青大迁徙的观点坚执已久，但我始终没有发表。希望我的知青朋友们深思，争论，提出自己的看法，帮助我把这本书改好。

“民工潮”和“知青潮”互为逆反，它们的兴盛和衰亡，发人深省。

八十年代以来，农村的改革赢来了粮食问题的基本解决，为中国的城市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民工潮”的兴起，这股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迁徙潮流得到了中央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许多研究农民工问题的文章、调查报告纷纷出版发行，它们揭露问题、分析问题，提出了许多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意见和建议。这是整个时代、整个社会对城市化进程，对民生问题，对社会发展问题的思考，它促进了制度的改革、经济的发展、法制的完善、社会的进步。

而当年，知识青年们却不能得到社会如此的关注。政府层面对知识青年的宣传报道中充斥着人工雕塑、人为拔高、“高、大、全”式的知青典型，完全回避了知青们的苦难遭遇，这些典型自有其先进性和革命性，但他（她）们的经历却不能代表最广大的知识青年的历史。

“知青潮”的历史，逆反了中国社会发展和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也是整整一代年青人思想历程的变革史，千百万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的历程中，磨蚀了他们曾经的远大的革命理想，这是党和政府历经二十多年教育所铸就的，在上山下乡运动中逐渐销蚀，损失巨大，是任何经济意义上的损失所不能比拟的，这是值得深刻总结的。

只有在疯狂的知青返城风潮中，他们义无返顾地选择了“我们要回家”，才找到了把握自己命运的途径，成为改革开放最坚实的社会基础，这是中国现代史的重要一页，它影响了中国的三代人甚至更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曾经客观存在的真实事实，是避不开、绕不过的历史事实。

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问题，长期以来，只有寥寥数本记实性的书籍出版，尽管还有一些反映知青苦难的文学作品和电影电视发行，但都难以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揭露、分析、反思。有关方面人为地设置了对知青历史和上山下乡运动历史研究的禁区，整个社会在“知青问题是个敏感的话题”的压力下，对这段历史噤若寒蝉，难以开展研究、分析。在许多中国现代史的书籍中，在理论界、学术界的探讨中，几乎找不到有关这段历史的真实记载，即使有也语焉不详，讳莫之深，留下了一段耐人寻味的历史空白。

千百万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牵涉到知青的父母家人，他们所到之处的农民和农场工人，影响所及，超过一亿人口。他们的历史，是共和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层面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涉及一亿人的苦难、违背人性，违反中国城市化历史进程的问题保持了长时期的缄默。抹杀或回避或粉饰这段历史，就不是完整的真实的中国现代历史。

上山下乡运动虽然不是文化大革命开创的，但它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既定国策并坚持实行十年之久，连十五、六岁未成年的孩子都被卷入进去，这和当年邓小平关于“插队”的提议已有根本的不同。上山下乡运动不是历史发展必然的产物，它是在和平环境中，在没有自然灾害、战争的影响的情况下，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历史背景下对城市青年进行的强制性人口迁徙，是中国历史进程中逆城市化发展的一股逆流。

对一个国家来说，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人的教育素质，教育是决定中国未来的关键因素。千百万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运动中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机会，知青作为这一代青年的精英，返城后，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尽管出现了不少企业家、作家、技术骨干、管理干部、党政官员、直至中央领导。但是数十年的文化科技教育，建国后以知青为代表的青年中，却没能出现一个出类拔粹的科学家、数学家、医学家、思想家、著作家，造成中国历史进程中巨大的人才断层、知识断层，遗害至今。上山下乡运动究竟是成果辉煌还是彻底失败？究竟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

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知识青年就是被耽误的那一代人。

1992年，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时说：“我们耽误了几十年，不耽误这几十年，我们现在的面貌完全不同了，再耽误不得了”。

涉及到千百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全局性错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山下乡这场人为的政治运动，改变了他们正常的成长轨迹，耽误了一代青年人的学业，误国误民误人子弟，他们是被耽误的一代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上山下乡运动使知青成为受害最深、最烈的一代，现在，这个严重后果还在发生影响。

上山下乡运动把千百万未成年的知识青年推向农村，让他们在没有任何外力支持的情况下，在一亩三分的“广阔天地”上苦熬苦撑，备尝艰辛，无法得到发展，甚至无法维持生活，所以得不到知青的拥护。知青的苦难加重了知青父母精神和经济的双重负担，所以得不到知青家长的支持。知青基本靠农民来养活他们，和农民争土地、争工分、争粮食，加深了农民的苦难，所以得不到农民的支持。上山下乡运动因其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尽管其规模空前，但终因其不得民心——知青心、家长心、农民心而绝后，上山下乡运动彻底失败了，在历史上瞬间即逝。对这个给千百万知识青年造成深重苦难，严重影响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上山下乡运动，难道不应该否定吗？

中央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定性为中华民族的“十年浩劫”。四十多年来，一批批反思“文革”的书籍纷纷出版，深刻地揭示了“文革”时代的许多真相。“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是反思“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8年10月，云南西双版纳、孟定的知青们团结起来了，他们共同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我们要回家”！这是在被压抑十年后，经过痛苦的反思，知青们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最坚决、最强硬的回答！他们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终结了十年上山下乡的历史！

1978年，云南农场知青掀起的返城风潮席卷全国，它将和云南历史上影响全国的1915年蔡鄂的“护国运动”、1945年昆明的民主学生运动一样，同领风气之先，三者共同在云南历史上、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历史没有什么全人类发展的普遍性的客观的“必然规律”，更没有被个人意志掌控的必然进程。历史的长河，是人们一次次在各种机遇，各种可能性，各种被赋予或被强加的命运面前进行选择、顺应或抗争的过程。历史是集中了历史潮流中每一个具体的个人的经历来撰写的，因此，不能漠视某个个人或群体在历史进程中的遭遇。每一股时代潮流，每一代人乃至每个人都对历史负有责任，或者说自己对自己负责任。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已经发生的、客观存在的历史事件，它不是现政府的责任。当年的知识青年们，现在均已过了知天命之年，年齿渐老，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已经渐行渐远，几乎被人遗忘。现在，一些知识青年已经离开了人世，但更多的知识青年依然健在。他们不愿沉浸在对这段痛苦历史的回忆中，但是，对这段他们付出了青春年华、付出了鲜血和汗水、付出了眼泪、甚至付出了生命的岁月，他们至今都难以割舍，无法忘怀。数十年过去了，留在心灵深处的烙印不仅没有消褪，反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更加鲜明。最令他们耿耿于怀，又无可奈何的是，他们已经付出的青春年华，他们为社会所做出的奉献，至今得不到社会的认可；他们勇于奉献、舍己为公、国家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道德情操，沦为人们的笑柄；他们经受的种种苦难，只得到人们廉价的同情；他们曾经的“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上山下乡干革命”的壮举，被人们讥讽为最后的革命者，一代只有理想，没有思想的愚人，甚至连自己的子女也不能理解。作为那段历史的无罪的罪人，知识青年们只能默默地承受这一切，但是，他们的内心却永远不能平静。

不少当年的知识青年，他们认为往事不堪回首、不能回首、不愿回首，自己的年纪已无力回天。于是，在人们漠视的眼光下，他们只能用时间去消磨痛苦，用苦笑去减缓忧伤，用强颜欢笑去淡忘过去。但是，他们情同手足、休戚与共、同甘共苦、团结互助的知青情结挥之不去，响亮地喊出了“天下知青是一家”的口号。他们常常举行各种形式的聚会，撰文回忆相濡以沫的艰难岁月，畅谈对逝去的青春的痛悔，希望能唤起社会对这个弱势群体的关注，这实际是他们的无奈之举。

作为上山下乡运动的亲历者，应该抛弃个人成见、个人得失，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勇于自己的历史自己来写，自己的历史自己来评说，不要就这样消逝于人间，留待后人去评说，后人不可能有亲历者那样深切，那样直接的感受。必须真实地记录这段历史，认真地研究这段历史，直面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真相，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历史、民生的高度，深入进行对这场上山下乡运动整体的、全面的、理性的反思、总结，以坦荡的意念赢得信任，以求真的执着赢得知青，以人格的力量赢得公众，才能对这段历史作出令自己信服、令世人信服、令历史信服的评说。只有从历史教训中汲取营养，以鉴戒未来，社会才能进步。 

2006年10月，我在失去工作，没有任何收入的情况下（仅靠女儿的奉养和母亲的退休工资，甚至靠摆地摊、借贷来生活和交纳社保金，直到我2008年8月拿到退休工资，才逐步还清欠款），开始独自一个人写作《中国的大迁徙——“知青潮”和“民工潮”》，试图从深层次上反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发生、发展、消亡的历史，力求对这一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大迁徙潮流进行“全面合理的解释”。试图以“民工潮”的迁徙潮流和“知青潮”迁徙潮流相对照，从历史的进步中检验历史的倒退。

我们的共和国，已经用以知青为代表的这一代人的青春和苦难为代价，以农民工方兴未艾的发展历史为对照，来重新定义人、民生、知识、发展的问题。应该吸取历史教训，汲取历史养分，真正找出1957年以后意识形态领域中“祖宗不足法”之处，扬弃其中的封建主义、唯心主义糟粕，真正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思想基础和历史地位，确立中国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建立一个合乎中国国情的价值体系的“支点”，作为各种价值理念的核心，作为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凝聚力，就能赢得民心，赢得时代。

时代是在不断的思考中进步的。这种思考，不仅仅是个人的，而应该是整个时代、整个社会的思考。

我乃一介草民，才疏学浅，对社会问题的认识较差，掌握的资料有限，不揣冒昧，妄自对如此重大的命题作出评论，实在是不知天高地厚。但是，我没有要出人头地，要成为深刻思想的野心。我相信党、相信政府、相信人民、相信知青，我坦露心扉，说的是真话，是一个中国人的良心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的文章，难免有错误和偏颇之处，但作为一家之言，我当文责自负。我愿意倾听各方意见，特别是广大知青朋友的意见，对这本浅陋之作进行增删、修改。

法国作家托尔泰说过：“尽管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讲话的权力”，相信现在不会再是“因言获罪”的年代，“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即使我犯了某些大忌而招致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我也问心无愧、坦然面对。我已年过74岁，且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脑梗塞，就是死也得其所哉，不算短命。我也相信，或早或晚，会有更多的人把他们的真心话说出来，也相信能看到这封信的知青朋友们自有公论。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解放思想的基础是实事求是，文化大革命已经被彻底否定了，但是对上山下乡运动这样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一个“至今还没人能给一个全面合理解释的悲剧”应该实事求是地作出“全面合理的解释”。

我自2006年10月动笔写作《中国的大迁徙》，独自一人，苦辛自知，至2014年初稿完成。由于种种原因搁笔。2020年、2021年我因脑梗塞、股骨颈骨折两次住院，深感老之将至，而将《中国的大迁徙》完成实我之夙愿，乃于2021年7月重新拿起笔来，将书搞进行了第一次系统的修改，从动笔至今，已15年了！

当年的知识青年都已进入迟暮之年，他们都希望国家兴旺发达，社会祥和稳定，自己能够安渡晚年。知青没有向社会索取任何回报，但是有权利为千百万知青磨蚀的青春，为国家、民族和个人所遭受的挫折和苦难讨一个“说法”。政府层面也应该倾听广大知青的心声，实事求是地探究上山下乡运动失败的教训，对这一历史大事件有一个“说法”，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客观的、准确的评价，确定是应该肯定还是否定上山下乡运动 。把流传在社会上亿万人中的上山下乡“野史”载入共和国的正史，以史为鉴，不让同样的“运动”在中国再次发生，坚定走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方向。

同样，不让上山下乡的历史在知青的后代身上重演，让“知识青年”从此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也是千百万知识青年的心声。

我谨建议：在适当的时候，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重新列入《宪法》，为了当年没有这项权利的知识青年，也为了至今还没有这项权利的农民工。

                         敬颂

雅安！

                                                    骆志明

 2021年10月启笔15年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