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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往事：我的回京之路

时间：2021-09-09  【转载】   来自于：腾讯网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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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随着知青回京返城的大潮一浪高过一浪，延安的知青们陆续组织起来，在延河饭店召开了几次大会，设定了几条条文：

（一）没有主要负责人；
（二）指派代表进京找市委谈判；
（三）有钱出钱。
　　
几经周折，北京市委、市政府虽然没有直接答应让全体在延安知青回京，但拨款照顾困难知青生活，先后拨款50万元。1985年，北京市政府与陕西省委、延安地委协商，解决了在延安知青与当地配偶的户口问题。1986年，又解决了在延安知青与当地配偶的工作问题。
　　
1985年北京市委、市政府还制定新政策：（一）家庭是独生子女的，（二）大龄未婚的，（三）家庭确实有困难的知青，可以调回北京。1989年，北京又有了知青两个子女可回京一名的政策。这样，有一部分知青调回了北京。还有一部分知青想别的办法找关系，也调离调出了延安。当时我所在的延安钢厂也不例外。全厂876人中有知青490多人，到1988年已陆陆续续调走调离，只剩下百十来人。
　　
在这样的情形影响下，钢厂的知青都开始有了恐惧感、孤独感和失落感，再加上厂子里生产不景气，工人情绪涣散，如同散沙，看不到希望。而在厂的北京知青又不齐心，有的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欺负别的知青。处在此等不利环境下，我也产生了回北京的想法，于是请长假回北京探路子。

二
　　
请假后，我于1989年6月经过长途跋涉带着大女儿回到北京，并给她上了户口，她成了有北京户口的人。
　　
然后开始跑我的关系，先是父亲的单位，由于单位的劳资部门不断地更新换人，事情一直都没能办下来。
　　
妈妈为了使我能调回北京，四处托人找关系，我切身体会到儿行千里母担忧的含意。
　　
为了回北京，我不但托人找关系，还找各种能回北京的理由。
　　
我大女儿回京上学后，孩子一起床穿上衣服就得吃早饭，吃完了上学，中午回家吃饭。患病的母亲没有能力照顾与监护我女儿的日常生活，我以老人监护不了孩子为由，请求区劳动局将我调回北京，以解决问题。跑了好几次，却无法解决。
　　
直到有一天，下午4点多钟，我发现我们家出现了好多生面孔，都是居委会、派出所、公安分局、街道办事处、劳动局的工作人员。母亲泪流满面向他们诉说家中的困难。分局的同志了解了一下情况，问了我们的要求说：“归根到底，不就是想调回北京工作吗？一家团圆，这也是好事嘛，有事向上反映，也请劳动局的同志想想办法，帮个忙办个好事，这样也能达到安定团结嘛。”当时劳动局的人也表了态，答应解决问题，并透露了一条不成文的政策，就是让知青自己找接收单位，由接收单位给办手续。
　　
第二天，我趁热打铁赶到劳动局，可办公室的人说主办人没来。另一位工作人员说，等几天他们把单位联系好了我再来。他们一再安慰我说，回家等着吧。可四五天后等来的却是延安钢厂的公安科领导——科长和内勤小刘。科长说最近厂里很忙，人手好紧，希望我先回去，等忙完这阵子再回来。我说我考虑考虑，后来小刘又劝我，并说回去的路费给报销。没办法我只好随他们回去了，回到厂子之后，才知道是北京市公安局让他们把我接回去，怕我闹事。而厂子里的群众都传说我在北京被公安局给抓了。看到我回厂了，谣传才平息了。我在厂里住了10来天，便又请假回北京了。
　　
弟弟托他们单位的领导给帮了个忙。于是我便到八大处公园管理处，主任说先试用三个月，让我先上保卫科干着。保卫科的领导让我巡山、管理卫生，我便开始了在北京做临时工的艰苦生涯。

三
　　
在八大处公园上班，离我家倒不远，走着有20分钟就到了。我的任务是负责从五处龙泉庵经六处香界寺，至七处宝珠洞的路面卫生；还要保卫游客安全，清查小商小贩和放马拉客上山的拉马人，再就是劝客人不要吸烟以防山火。
　　
我刚去不太了解情况，见有些小商小贩是老头老太太，出于同情心劝走了事。一开始他们还听，过段时间就不当回事了，你从五处哄他们上六处，你上六处他们走小路到五处。山上路很多树也很多，跟他们打交道软硬都不是，弄得我们的工作真是不好办，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工作中有时遇到挫折和委屈，心里虽然很生气，但我的目的是回北京，所以得忍！我使足了劲，很动脑筋表现自己，下雨了我打着雨伞送游客下山找到避雨而安全的地方，得到了别的科室工作人员的认可与好评。
　　
公园里有一个坡度很大的垃圾堆，由于长期无人清理，时间久了就堵满了，味很大很脏，苍蝇乱飞，又脏又乱影响景观和卫生，游人反映很坏。要清理这堆垃圾，科室得拿钱出资才有人干，可资金解决不了，所以时间久了到了无法再倒垃圾的程度。这个地方偏僻，领导和工作人员很少或几乎不去，而这里又是游客会经过的地方。我想，没人干的活，我干吧，就利用休息时间去清理。要清理就得从根底下干，这里的垃圾有塑料袋、饮料软包装盒、食品袋、树叶、生活垃圾、杂草，还掺杂脏土、石头、砂子、粪便等。光清理根底下就费了我一个半小时，累得我满头大汗，气味熏得我头疼、恶心想吐。这活真是又脏、又臭、又难干，难怪谁也不愿意干。根底清理完了往上也不好干，掺杂了不少树枝、木棍，我爬上一段由上往下铲然后再下到底部往外清理，这样往返上下10多次，足足干了一个上午才清理完。
　　
干了几个月，这份工作也终因无法解决回京问题，便结了账回家了。我没有工资，只有打工挣的钱全交给了母亲。可是我和长女在京两个人的生活也太紧了，不要说孝敬老母，就是我父女俩的生活费也不够，更何况我爱人与二女儿也来到了北京。没办法还得跑关系，还得生活，我就不相信别人能回来我就回不来。这时哥嫂很忙，哥哥在首钢上班，嫂子在四季青包了一块地，让我帮着卖菜，我只管蹬车，于是，便开始了我的蹬三轮车生涯。
四
　　
一开始，哥嫂和侄儿将菜弄出大棚，我蹬车运到大钟寺或北太平庄，来回30多公里。为了多拉一些，哥将三轮车的后轮子改成内轮胎是小推车的粗带，外轮胎是双层，这样三轮车由原来只承受700多斤，到现在能承受1100斤到1200斤。上坡时我就从车上下来，一手扶把一手扶着车沿往上拉，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嘘嘘，汗水顺着头往下流，淹了眼睛也不敢拿手去擦一下，只有闭一下眼再睁开，或者甩一甩头。冬天北风吹，天又冷我不敢穿棉衣，怕蹬车时热了没工夫脱，怕汗水把棉衣渗湿了等凉下来更难受，后背就像背着冰一样，凉得钻心的疼，腿累疼了累酸了也不能歇一下，还得玩命的蹬，因为怕冷，为了减轻后背的痛苦，腿脚就得受罪。
　　
给哥嫂干了两个多月，我说我得跑关系，哥哥将一辆破旧三轮车借给了我。我把这辆旧三轮车当作我的知心朋友，有什么话都跟它说。见别人蹬三轮拉客，我也效仿着，从苹果园到杏石口，每人一元。一到晚上八点，318路公交车从苹果园到香山就没车了，所以人们只好乘坐其他交通工具，摩托车5块，大体是这个价，只高不低。一开始我不知道什么价，把价压得低，还真有不少坐我车的人，头一趟拉了7个人挣了7块钱。虽累得我满头大汗，还是来了精神，由杏石口返回地铁站时，我玩命地蹬，我的三轮车虽破旧，但是保养得好，经常上油，所以蹬起来就轻巧，头一天很顺利，挣了20多块钱。当地铁末班车走了，地铁关门，我才蹬车回到家里。到家已是零点了，母亲还没有睡，给我熬了一碗热粥等着我。这时我真体会与感受到世间最美慈母爱，有母爱的地方是天堂。
　　
第二天晚上，我又去地铁站旁的311公交车站等着拉客。这时一个小青年，我不认识他，坐到我的车上，晃当着两条腿，身子一拱一拱的，手扶着车帮，我也没在意没管他。等311路公交车末班车没了，这时有客人来说要去杏石口，我高兴的让客人上车，客人坐上车我推起走时才发现车胎被人扎了，外胎一个大口子。我赶紧叫客人上别人的车，并表示歉意，没办法今天不成了，我只有垂头丧气推着车回家了。我知道是那个小青年干的，心里很气，但这时我想起了父亲在世时嘱咐过我的话：没事不招事，有事不怕事。
　　
第二天，我在家将外胎用尼龙线缝好，内胎补好，给内外胎之间加层薄垫儿，以防内胎受不住压力。我并找了一根铁棍儿，一头焊的小铁锤子插在车帮下面，以备防身和修车用。天快黑时我在318公交车苹果园站拉了几个人，又快速返回地铁到311路车站等客，那个坏小子装作无事的样子，大模大样地又坐在我的车上开始晃当，我装作不经心的样子和别人说话，但眼睛的余光注意着他的动作，当我觉得他下手了，便快速走到他身边，挥拳照着他脖子打下去，问他跟我有什么怨恨，来扎我的车胎，断我的财路，砸我的饭碗？大家听我一说也很气愤，都很同情我，也有人劝我饶他一次，我借机下台阶，见好就收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给我使坏，而且我结识了不少朋友。
　　
有一天一位以前同在八大处干活的朋友向我介绍了一位南辛庄绿化队的工人画家，名叫赵宝民。画家对我很同情，表示愿意帮忙，约定去昌平。我租了一辆出租车，在车上赵哥直埋怨我不该乱花钱坐出租车，应该坐公交车，这样来回有十几块钱就够了，我心里感动得直掉泪，回北京这么长时间，很少有人安慰过我，体谅过我。到了十三陵林厂，跟厂领导一说，领导当时就同意了，条件是先交1000元钱。我很坚决地就答应了。我把这喜讯跟母亲说了，母亲激动地流着泪拿出了500元钱，又拿出一个布包里的500元，说这是你存下的，加在一起1000元。
　　
第二天，我到十三陵林厂政工科交钱办手续，工作人员打了一张便条并盖上公章，这样我和爱人的名字就落在了昌平十三陵林厂。但这只是我回京的跳板，并不是真接收，接收单位还得另找。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北京市委市政府和劳动局、人事局订的知青回京的不成文的政策，只要有接收单位就可以调入北京。于是，我除了蹬三轮就是等消息，回到石景山又跑人事局，区人事局一起在新疆当兵的老战友又给我找了个临时接收单位，这样工作关系可以从延安先到北京昌平再转到石景山。
　　
后来妹妹托人给我介绍，在石景山区委东侧八角西街存车处看车，每天是早7点至晚7点，中午饭自理，每天三块钱。每天早上我给孩子做好饭，便蹬上三轮车快速向八角西街区政府车棚子奔去，路上常超骑自行车的，有时还超车速不快的汽车，如有顺路的活也拉，挣上三四块钱，中午饭就有了。我到了车棚以后，先将车棚子打扫一遍，把车子摆整齐了，完了以后实在没活干，就找来一块布，把每一辆车都擦干净了，将打气筒也准备好。
　　
后来，我又学会了修自行车，学会补内胎，卸车轮子、上油等一些技术活。一天我帮别人擦完车然后补内胎时，来了一位老师，问我是哪的人，怎么看车还带擦车、修车的。我将我的情况大体上向他倾诉了一遍，他问我以前是哪个中学的，我告诉他说我是石景山中学的。多聊几句竟然发现教我们音乐的武桂莲老师是他爱人，我对他肃然起敬。他问我是否愿意上他那去干，我立马说没问题，我愿意！没问题！他听了很高兴，我也很高兴。当时激动得我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
　　
上中学时我家由于穷，靠父亲一人养活全家9口人。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和生活压力，暑假期间我上山打草、采药、打荆条等，长时间在山上晒得脸很黑，头发又黑又密又粗又长。到学校报名时让老师发现了，从家里拿来手推子给我理起发来，手都打泡了，也没叫疼，真跟我亲妈一样。能得到老师的疼爱，在我的脑子里、心里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时的师生情分真是如父子、母子一样。老师不但教学生学知识、学本事，还教你怎么样做人、做事，不惜将心血、将爱洒在你的身上和心上。如今在我万般无奈，走投无路，困苦潦倒之时，又是当年的老师伸出手来，从困难的深渊之中将我拉出来，我怎能不激动不掉泪呢！我谢了恩师，记下电话号码。在这车棚子里，我干了两个月，白天看车棚，晚上到地铁蹬三轮，我的三轮车东到劲松、大瓦窑，南到木樨园，北到首都机场，西到门头沟圈儿门往上东店小学，哪儿都去过。
　　
记得那年冬天很冷，我从苹果园地铁拉了个人去木樨园，在快到木樨园时他们中的一个人让我停车说：“大哥，你做好人做到底，我们几个从浙江到北京打工，遇到难处了，请你把车留下。”我说：“不行，我全家还靠它生活呢！再说这不是我的车，是别人借给我的。”他们中的一个准备出手揪我脖领子，被我用左手挡开，右手迅速从车帮底下抽出铁锤子，照那人的肩膀砸去。只听“啊”的一声惨叫，那人倒在地下，其他三人，一个跑了，另两个也不敢靠近。我趁机推起车就跑，边跑边骑上车猛蹬。刚蹬出30米左右，就听后面大喊大叫，我顾不得道黑路不平，狼狈奔逃，心里很是害怕，心想让他们抓住就没命了。我玩命地蹬，也顾不得方向了，到了军事博物馆本应往西，我却朝相反方向蹬去。一直蹬到了天安门，我才知道方向错了。我满头大汗，衣服都湿了，嗓子冒烟，上气不接下气……等到家后天都快亮了，母亲一夜没睡，可我怎么也不敢跟母亲说遇到了坏人，怕她老人家更加担心害怕。
　　
我蹬车经历很多，酸甜苦辣都尝过，还有许多许多的故事，由于篇幅所限就不一件一件说了。在我生活很艰难困苦时，昌平十三陵林厂来信说调令、调函下来了，让我回陕西办理。于是我搭上西去的列车，到山西的介休下火车，坐上通往陕西绥德的汽车，再转车至延安钢厂。我在厂子住了半个月，办了回京离厂手续，交接了我的工作。猛地要离开我生活、工作多年的钢厂，还真动了感情。当我坐上离陕回京的列车时，不禁热泪盈眶。再见了我的第二故乡！再见了，养育我的陕北山山水水！再见了，和我共同生活过二十几年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我不会忘记你们的，我会回来看你们的。我挥泪告别了延安。
　　
1991年底，我经过千辛万苦、连滚带爬、跌跌撞撞地回到了我的故乡——北京。

五
　　
我终于回到了北京，但是由于时值年底，人事调动已冻结，只有等到来年的春季才行。
　　
过了1992年的春节，学校开学了，我按照老师留给我的电话号码，跟老师联系，按老师说的地址找到了他的工作单位——北京市石景山区师范学校。
　　
我看恩师是真心实意为我办事的，他托人找关系，还给我爱人安排在六一小学后勤部门工作。我和我爱人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努力工作，珍惜这难得的机遇。我在工作中不怕脏、不怕累，不怕流汗，踏实肯干。我的工作是维修，有些活不会干就问别人，时间长了就掌握了技巧，经常将坏了不能使用的零件修好后继续使用，为学校节省了开支。我的工作范围很广，维护水电水暖、下水管自来水管，修理桌椅板凳、安玻璃，维修电话与架线，还有电脑走线、绿化种植花草树木等。由于我踏实肯干，赢得学校领导、教职员工的认可与好评，被评上过先进工作者。
　　
在北京工作与生活——我的愿望实现了，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单位分给的我一套两居室，后来买下来了。我的两个女儿也算争气，分别上了大学、找到了工作。
　　
如今我已退休，参加了知青们组织的黄土情合唱团。凡是知青的活动，只要我知道，都会积极参加。我从调回北京后，就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联系以前我们村的知青。每年我们大家都相聚，畅谈过去的趣事，畅谈知青文化与知青生活。我们相互走动，感觉比亲兄弟还亲，我们的感情跟家庭里兄弟姐妹的感情还不同，因为我们共同走过一段难忘的路，有共同经历有共同语言。可喜的是，在2011年11月23日，经过酝酿，我们成立了延安地区黄龙县北京知青联谊会，至今一年多了，我们联谊会委员们自己掏钱看望在京部分生病的知青，表示安慰与慰问；为联络感情，还组织了游园活动。随着年龄增长，许多知青怀旧回延安，回第二故乡，我很理解，那里有我们永远难忘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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