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是一个假知青

时间：2021-11-17 【转载】来自于：腾讯网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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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是一个假知青

原创萧芸知青萧芸昨天

这个题目一冒出，不要说让知青战友们目瞪口呆惊掉下巴，就连我自己都腿肚子发抖，生平最恨造假，读书当农民当老师当记者时，我是连因事因病请假的事情都极其稀罕，生来就与假势不两立，忽然觉悟中冒出个“假”履历，这不要命么。

这应该不是我的错，是历史的潮流把我裹挟进了“上山下乡知青”的洪流里，阴差阳错的事情并没有我的自主权……我得赶紧交代清楚。

关于知青

人们对知青的直观理解关键词：身居城市人和户口却下到了乡村公社大队、裤脚高卷、肩上扛着长把的锹锄等劳动工具、浑身散发出汗酸臭味和粪肥气息的青少年。

对知青的历史性的理解有如下几个关键词：城镇户口、吃商品粮、住的是街道上的房子，照明用电灯，吃喝洗涮用自来水……然后被组织消除掉以上的优越待遇，被知青办派遣到各地乡村去从事体力劳动自给自足，靠挣工分养活自己。

直观理解的话，我无疑是杠杠的小知青，下乡的时候虽说才刚14岁，但汗酸味大粪臭泥土腥稻花香，从不偷懒与农民绝无二样。

历史性的理解呢？我只有城市户口和吃商品粮两项合格。我没有住过街道的房子，照明的用的是煤油灯，吃喝洗涮用的全部是用木桶从池塘里挑到水缸里储存的山泉水。

这也就是说，在28岁回城之前我自始至终在乡村里呆着呢。

乡村养母家生活

我的家原本就在乡村。我的姥爷和爷爷都是家产丰厚的乡绅，父亲母亲都是在乡村成家的，有幸的是爷爷和姥爷都是开明人士，让子女进城上学。父亲是湖南大学的土木工程和数学系的双学士，母亲也是省城周南女校毕业的。本来都已经在省城长沙安家了，父亲受聘湖南大学在数学系任教，母亲在周南小学任教。但是全国解放的前夕，激进的父亲在报纸上发表《挽（蒋）介石》的进步文字被国民党政权通缉，于是逃亡到湘乡避难。全国解放后，父母觉得乡村教育需要发展，就留在了家乡的萧家祠堂高级小学任教。等到我出生之后不久，父亲就被聘请到了安乡农校去当校长。母亲不愿意随眷父亲到安乡去，就带着二姐留在家乡当乡村小学教师，几个月的我则被安置在家乡当地的农民家里——我的养母家里。

我出生的时候，土地改革运动已经过去，虽然我被留置在当地，却是无房无地无山林（那时候做饭要烧柴火，每家每户都有一块山地）的无产者。大约在我三岁的时候，养母所在的村里有个孤寡老人去世了，疼爱我的养母，立即抱着我去找村长，请求把孤寡老人的房屋菜园田产和山林都划拨给我。我懂事很早，还记得养母给村长的陈述：“她会长大啊，不会永远住在我家里……”于是很顺利地把那份翻身农民的胜利果实划拨到了我的名下。这说明什么？说明我是地地道道的乡下农民身份。我记得分房分地分山林这回事，却不知道房屋田地和山林在哪里。打小的时候开始，就目睹距离养母家一公里远的靠山边的一栋茅屋的变化，屋顶塌了、山墙被雨水浇垮了，门窗被卸走了、没有多久就成了一块茅草萋萋的荒地……后来我才知道那其实就是我的产业。菜地被邻居种了，山地的柴火也交给邻居了，幸亏公社化了，一亩三分地交给集体种了。

欲轻生获得拯救

1959年的时候，父亲因为“右派”罪名劳改去了，没有人给我付抚养费了，母亲才把我接到她身边随她生活，也就是从一个区镇转移到另外一个区镇，从一个乡村转到了另外一个乡村，其实养母很疼爱我，即使是父亲不给生活费，养母也不会冻饿着我。六十多年过去，我还在为这事后悔，如果不离开养母家，养母不会那么早过世（我离开她不过两年就过世了），后来的人生也不会那么坎坷。

离开养母家，去到母亲工作的乡村小学，竟然还要迁移户口，而且是把我从农家户口转成城镇户口，从此，我吃的不再是刚从地里打下的新米、而是虫米和有霉味的米，还美之名曰国家粮。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且非常排斥，眼睛常常冒绿火，因为养母就是我的不是亲娘胜似亲娘的娘啊！几年之后，我的唯一的哥哥从湘西龙山农业局被裁员成为了“下放干部”只能回老家，幸亏我有的那份资源他可以落脚，茅屋虽然倒塌了但是地基在，新屋建起来了，菜园和山林都归来了，没有人会想到，那曾经是我的房地产资产。

跟随母亲在湘潭县乡村四处漂流的日子里，我一直不知道自己的户籍在哪里，只知道每个月到一个叫做花石镇的粮站去买回自己的米。后来上中学了，我的粮食供应就转移到湘潭县第四中学了。我知道我们有个学生集体户，大约户口就到学校了。

1965年初中毕业升学考试，需要填写我的人生的第一份履历表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的亲属里好多黑色的大人物，他们都曾经是为国民党政府效力的，我忽然就成为了反革命的后代，升学表格上属于学校填写的那一栏里，早就盖好了长方形的大红章：不予录取。当时，我的感觉就是我将要被学校教育踢出来了。

我算是个学霸，从来的考试都是年级第一名，满以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表现能把我送进高中，但是，天塌地陷的结局令我猝不及防。我的同学们领到的通知书都是粉红色的，而我的通知书却是白纸黑字，我至今记得那两行通栏标题：给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一封信。上山下乡几个字太扎眼了。我一直生活在山乡，上山下乡是我每天都在重复的事情，为何要在这时候再来强调？我懵了。虽然我不怕山也不怕乡村，但是断了我的大学梦我想不通接受不了啊！

彼时彼刻，我只有一个念头：我不要活了！活着没有意义了！让我去死吧！我真的去到了湘潭县四中旁边那个可以投水入江的崖畔，毅然决然地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那时候我才14岁。14岁的女生只要气上心头便可以对生毫无留恋便可以果敢赴死，所以，我现在对青春期的孩子们能知道他们的生存欲求的刻度，因为脑海里还有一个梦想的翅膀托起了自己：16岁之前死了阎王不收，让其自己再去投胎。再投胎，我一定要投在一个工农之家，不再被歧视。

然而，正如我一出生就被娭毑（湖南人叫奶奶）扔到山林里喂野兽却被养母救下，当我要把自己扔给江流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奇迹般地出现在我的身后并喝止我的愚痴。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老师的启迪声如洪钟，仿佛是先贤们在我的身后筑成了一面铜墙铁壁，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拯救了回来。

短暂的青春艺彩

14岁的失学少年挑着简单的被褥和那口箱子，沮丧地回到了母亲教书的小学里。不料第二天当地大队书记就上门来，要请我去大队的业余剧团跟他们排戏，这好比是抛过来的氧气瓶，我立即就起身跟着书记走了。到了大队部才知道剧团只有男主角（刚退伍回来的兵哥哥）没有女主角，那就是我自己要担任了。因为双抢（抢收早稻抢插晚稻）过后，农民们有个短暂的休息，我就每天晚上和他们一起排戏，排出了好几个花鼓戏独幕剧，还有一些曲艺节目，一台戏演得热热闹闹，接连演出了好几个相邻大队。我希望这样的娱乐生活没有尽头，天天和哥哥姐姐们在一起排练或者是演出也很开心。

就在我的青春艺彩如火如荼的时候，却又被拦腰斩断了。我母亲病了，需要到湘潭县疗养院去疗养，母亲需要我去照顾她，我只好依依惜别剧团里的哥哥姐姐们，跟随母亲到了县城，这是我当知青前仅有的一个多月的城市生活，在电灯的照明下喝着水龙头里流出的带着漂白粉味道的自来水，过了几天的街道生活。疗养院里吃的都是食堂，我妈妈自己也能洗衣服照顾自己，我其实就是一个闲人。我忽然明白了，我母亲是要把我和剧团的兵哥哥隔离，她大约以为我会恋上那个已经有了未婚妻的男孩子。其实，14岁的女生确实喜欢哥哥，但是还没有到有谈婚论嫁的冲动的时候，我妈妈多心了，我因此很反感我母亲的心思。

大约在9月15日的时候，我二姐（应届高中毕业生，她比我聪明，干脆弃考了），从乡下打电话给母亲，大约是县里的一个什么机构来通知了，我们姐妹被分配到了一个叫做姜畲茶场的地方落户。户口都已经迁走了，需要我们22号去报到。姜畲？茶场？意味着我又要离开刚刚熟悉依恋的业余剧团的哥哥姐姐们？

我跟母亲提出来，我得要回一趟100公里以外的母亲教书的盐埠小学一趟，心里是强烈地要去和哥哥姐姐们告别，但是口里说的是要回家清理自己的东西。母亲铜牙铁齿拒绝：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要亲自去收拾？不准！你姐姐都会帮你带来。面对母亲的斩钉截铁的态度，我只有嚎哭来示威。我大约放开喉咙扯开嗓子嚎啕了两个小时，整个中午，疗养院里只有我的哭声。谁知道，与疗养院共用一个院子的是县消防中队，引来了兵哥哥们在窗口围观，我竟然恬不知耻地收不住满腹的憋屈，一直哭到昏睡过去。昏睡过去了也没能换得母亲的允诺，不为别的，就因为一张车票的钱。我的心不死也得死了。从此之后，我对母亲的情感韧带几乎是一刀两断了。等我再见到盐埠公社白龙潭大队业余剧团的部分哥哥姐姐们，已经是四年之后了。四年之后，我在湘潭县参加文艺汇演，才见到了那些哥哥姐姐，他们有的已经娶妻生子当了父亲，有的已经嫁为人妇，没有婚嫁的也已经订婚了，我的心灵似乎得到了慰藉，和我演兄妹演恋人的男主角兵哥哥已经是一对双胞胎的父亲，我从此再无遗憾。

糊涂的知青生涯

1965年9月20日，我二姐满头大汗搬家般的带上她自己的行李和我的行李，来到了疗养院。在此休息一天，22日一早，我们姐妹各自带上自己的行李去姜畲茶场报到，没有任何人的欢送，只有我们每人口袋里一张派遣条（介绍信）的护送。

这里不得不交代我们姐妹的沉重的行李。

行李就是我们人生赖以生存的家当，我的衣箱大约一米长半米宽三分之一米高，是纸板镶成的，里面除了简单的换洗衣服，就是我节衣缩食买的十多本连环画和几本小说；短了一截又接上一截的薄棉衣和卫生裤，就打进了被子里成了一个被包背在了背上；一个网兜里有一大一小两个面盆还有其他杂物。

姐姐独占先机，深得母亲器重，装备自然比我完备，质量也略胜一筹。她的箱子是一担挑箱。挑箱一般是三合板拼的木箱，两个一模一样，有棕绳兜住，挽上扁担就可以平稳地挑起来，而且两个箱子都能上锁，她的所有的宝贝都锁在箱子里，每口箱子上都可以叠加其他行李，背包和面盆都分别扣在了箱子上，因此就成了高高的一担，对比我的寒酸行李，不知情的人一定以为她是亲妈生的，而我是后妈嫌弃的。

从县城到市区还有好几公里，我14岁二姐17岁，就这么两根扁担挑着两担行李，就这么开始了人生的艰难跋涉。我的因为不好挑，姐姐的因为太沉重，移动一公里就要放下担子歇一歇，几经周折几度汗湿了衣衫我们才登上了从湘潭市区开往七里铺的长途汽车。

到了七里铺下了汽车才知道，姜畲茶场距离七里铺车站还有两公里。我们又是几度汗湿衣襟才抵达潭韶公路边的姜畲茶场。两排红砖红瓦围起来一个院子的地方。

在我们姐妹到达姜畲茶场之前的7月21日，石潭镇的先遣队就来了，他们先是住在了湘潭县第十三中学的学生宿舍，他们挑砖挑瓦配合着砌匠们把这两幢宿舍建立起来了，此时搬进来也只有很短的时间。

我们姐妹的到来遭到了围观，他们很好奇我们的装备，以为我们是县里来的杂技团，是来给大家演节目慰问的来了。啼笑皆非啊！

到了茶场之后，虽然依然没有自来水，但是照明用上了电灯。

在茶场我们也只聚合了三年，三年之后，我们又被插队落户到各个大队生产队。

而我的知青生涯，只是在乡村之间的流转而已。糊里糊涂地过了14年。

1979年的知青回城，我才真正地成为了城镇人口，住上了公家的房子，用上了电灯和自来水，户口在派出所里的户口册里躺着。

不伦不类的知青生涯是时代留给我的一份糊涂账。

附注：18年后的1983年，我在《古代文学》的课堂上，才读到1965年我的语文老师在涓江边的崖坡上宣示给我的那番敕言，原来是史记中司马迁为自己申辩的《报任安书》里的一个自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