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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文革前期（66—68年）的回眸

时间：2021-02-22  【转载】   来自于：360网站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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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祝栋(八师十八团) 

主笔：黄常在(二师三团) 

蔡红兵 (二师三团) 

蔡碧云(八师十八团)

   (此片是为促进湛江两派联合而赴省党校参加省两派学习班的高姿态派红卫兵代表，前右一是二中李妙婷(兵团五师)、右二是四中梁贵娣、右三是二中李玉婵、右四是二中连凤云、右五是四中刘丽芬(兵团一师)；后排左一是二中陈祝栋、左二是水专江丙甲、左三是55军支左人员  、左四是四中王健光等。四中黄常在因中槍伤是缺席代表。)

 

前言：笔者都是老三届（即66-68届的高中初中毕业生），有的是红卫兵时代的市革委会委员或市红代会记者，有的是知青回城后的领导干部或高级教师。为了填补湛江市志上关于文革史料的空白，我们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既做历史见证人，也做时代的变革者。研究文革时，必须遵顺中共高层发言提出的三条原则：一、要“提醒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注意不要把（原旧）派性挑起来”（聂荣臻语）；二、只有把遗留问题解决好，才能真正达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团结，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上来；三、只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错必纠，有步骤地实事求是地纠正过去的错误，才能真正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由于笔者所掌握的史料与水平有限，在此仅以老三届红卫兵运动史为主线，勾勒出湛江市文革前期历史的简单轮廊，为今后的文革研究者抛砖引玉。史学界对红卫兵史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从红卫兵生命之流去广义分法，一种是以文革初至下乡当知青前大联合的狭义分法。广义的红卫兵史可分为四大阶段：第一阶段是“横扫牛鬼蛇神”与“破四旧”时期；第二阶段是参与社会政治夺权与派性武斗时期；第三阶段是“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时期；第四阶段是回城后参与跟“四人帮”斗争时期。本文则采用后者狭义分法，其老三届红卫兵经历三段成长史：一是“破四旧”时的瞳朦期，二是派斗武斗时的天真期，三是大联合时的成熟期。文革期间，谁是红卫兵（先进派）或红外围（后进派）？谁是造反派或保守派？谁是革命派或保皇派？为此两大派为争夺造反派与红卫兵的桂冠，争得头破血流，争得你死我活。哲学是承认扬弃，而不是抛弃。当一些庸俗的史评家把历史的脏水污物都倾到造反派或红卫兵头上时，当年争论的勇士们都沉默失语了。如果历史已经证明，革命者中有真伪，马列主义者中有真伪，叛徒中也有真伪，那么今天也可以说当年中共高层两派共同喜欢的造反派与红卫兵是客观存在，换言之，造反派也有真假，红卫兵也有真假，甚至保皇派也有真假。顾名思义，造反派是创造出一个反潮流的新潮流的新派别。谁是响当当的永恒的红卫兵造反派，并非是一时一事做对了，就可以自封是当然一生的造反派，而是一系列相关事件中是都做对或多做对了，还得不同派别的群众公认与历史公认。因此，在我们反思文革时。不得不沿用原文革词汇，目的是寻找出一个永恒不变的以理服众的公认共识的历史结论。

       毛主席亲自发动与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其宗旨是防修反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使新中国永不变色，让后人有一个既定的方针。在这个龙虾俱下玉石俱焚的红色风暴洗礼下，文革历史的航船在种种原因的干扰下，虽然暂时航行进毛泽东所谓从乱至治的辟风港——全国河山一片红的大联合，但是它终于被反文革的历史潮流所颠履。历史的结论正如列宁说：“国家（机器）是一种极其严肃的东西，要他表演某种滑稽剧是办不到的。一只满载傻瓜的船只也许只能在风雨里行驶一段时间，但是它终究要向不可幸免的命运驶去。”史称：巴黎公社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启迪国际工（共）运以后怎样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文化大革命虽然也失败了，但它也会启迪国际共运今后怎样走文革巩固政权的道路。湛江的文革运动是全国各地文革运动中别俱特色的典型地区。我们在此以全国文革时间顺序为经，以湛江文革的人物事件为纬，勾勒出湛江文革运动初期的轮廊概况，将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红卫兵在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瞳朦时期的湛江文革状况

       所谓“瞳朦期”是特指红卫兵初接触社会时政治水平仅处于幼儿园学生呀呀学语的状态。中共搞群众运动的传统手法是将人民三分法排队：第一类人是依靠对象，在夺权战争年代称保垒户，在掌权和平年代称红人；第二类是团结对象；第三类人是质疑对象，其像走钢丝绳，向前一步是人民朋友的未尾最后者，向后一步则是人民敌人的末尾最后者。这种手法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战争年代还很有实效，在以建设经济为中心和平年代则使人际关系越来越紧张。后者过度必将造成文革时期的人民全面内战。这时期红人造反与第一代红卫兵造反表现为群龙无首，没有突出闻名的领袖。实践证明，强词越夺理，矛盾越升级；逼人越疯狂，恐怖越严重。

     1966年春，姚文元著《评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文革序幕。紧接着，市委宣传部部长陈其通于和平电影院召开湛江市大、专、中学的学生会会长的工作会议，由市长王国强演说发动学生投入文革的讲话。可是激进的学生孔德良（水专）、林保发（四中）与李妙婷（二中）……等学生冲上主席台炮轰王市长：为什么对湛江文革的态度是那么保守、迟纯、动作缓慢？这是湛江学生运动打响矛头向上的第一炮。6月1日陈伯达改组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后，北京市各界掀起一场又一场揪斗的群众运动。至八月下旬，北京第一代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走向社会，大破所谓“四旧”、横扫所谓牛鬼蛇神的狂潮席卷北京，熊熊烈焰燃向了全国，给中国文化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毁，也引起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第一次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

    湛江人一听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角，从工厂到学校都掀起步《北大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学报》后尘的“四大（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大民主）”风暴。工厂闹得最凶者是化工厂、电厂、机械厂等，主要就是一来这些企业的职工文化素质高，斗争的水平既复杂又激烈；二来这些企业是大企业，有的甚至是“四清运动”的试点单位（如机械厂）。因此这些所被指责的“牛鬼蛇神”，一般是被历次左倾运动整死的死老虎，或未被整死有悬案的“活老虎”，或建国以来为争夺权利失势的群体，或为追求美或追求爱而被指责为异化的人们……如此等等都是造成后来人民派性内战萌发的土壤。

      来自清华、北大、北航的北京学生来向湛江各院校煸风点火，湛江学潮开始风起云涌。然而学校闹得最早最凶者是湛江市水产学院（后归属海洋大学）与湛江市第四中学。水专学生是成年人，因此其斗争形式与北京大学一样，斗争矛头指向有书记、校长、老师与学生……。然而湛四中（只有初中部）学生是未成年人，因此它斗争的形式也与北京中学一样，斗争矛头只有指向书记、校长与老师，唯独没有斗学生。湛四中刚刮批斗师长风时，被斗争最激烈的往往是斗过去教学比较严格的老师。例如湛四中37班班主任樊慕贞女老师，过去以严师出高徒旨意去严教学生，结果文革来时，她成为被写大字报与被批斗得最凶的人。而该班学生中斗老师的最积极者，即敢用豆腐花泼给被斗老师头的武斗者，往往成为被班团支部列入“火线入团”的对象，如何XX等。

      为了控制群众性造反运动，湛江市委第一批工作组一部分首先分别进驻水专与四中。由市委第一副书记贾奎带队的工作组，到湛四中的第一步工作是组织班级核心组，第二步工作是把全面开花的火力引向围攻解放初犯历史错误的历史老师陈明勋（原南路解放军干部）。因为他借“四大”之机鸣放了他史诗式的诗作《虾头恨》，因此，陈明勋《虾头恨》案于文革初被打成反革命事件，至文革后才被平反过来。当年在工作组的操纵下，原四中学生会主席刘我如（原南舰高干子女）组织部分师生围攻陈老师，而二十多年后成为某军师长的刘我如却返母校向陈老师勇敢地忏悔。这是湛江朦朣期红卫兵最典型的写照。

       但是这种传统斗争模式在各界发展程度是不平衡的，为了让一些落后地方赶上先进地方，66年7月中央文革号召学校红卫兵冲上社会“破四旧”。这破四旧运动将原先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推上新的高潮，使中国天下大乱达到文革史上空前绝后的人祸。红卫兵这名称是北京清华附中学生根据各方支持文革运动者共同赞誉的好名字，模仿苏联卫国战争题题材小说《青年近卫军》的爱国青年，为保卫毛主席与党中央而始创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可是工作组将之视若“反动组织”加之于围攻。毛泽东发现此尤物可利用，反而歌颂之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并给予坚决热烈的支持。于是红卫兵运动在全国成为一支浩荡的文化革命大军，将学校的斗、批、欢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政。

      但是这种历史演变在湛江形成怎样的动态呢？例如湛四中的工作组按照北京第一代红卫兵发明始创的“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干、军干、烈士）”、“红外围”、“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三分法，帮助本校红卫兵取代了核心组。按照文革前阶级路线定义。解放初“富农”还是团结对象，57年反右后“中农” 还是团结对象。可是当“红五类”出身才能当红卫兵时，连“中农”出身的先进学生也被肃整出代替“核心组”的红卫兵队伍，连已当过班级团支部书记者或校学生会干部者也未幸免于这恶运。这种王明路线取代李立三路线的历史又在湛江各校红卫兵史上重演。那么，充当本土老兵的急先锋们在湛江破了那些“四旧”呢？8月25日前后，湛江市大中学校的红卫兵举着毛泽东画像牌和“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是新世界的创造者”等宣传横额及标语牌，纷纷走上街头喊口号、散发传单、贴大字报，向所谓旧世界开火，首创如下战绩：

（一）大改街道路名店名等

     老红卫兵大字报曾说：“具有反帝光荣传统的湛江市，绝不能让一些路名、店名、服务项目等继续散发‘封、资、修’毒气，毒害人们的灵魂……”于是首先拿街名店名等来开刀。在赤坎区，某中学红卫兵首先将他们自认为有“封、资、修”色彩的“关庙、水仙、和平、博爱”等十多条街名改为“前进、立新、防修、反帝、援越”等名称；在霞山区，某中学红卫兵贴出大字报，提出将逸仙路改为红旗路、民有路改为为民路、民治路改为东风路、民享路改为军民路等。和平电影院也改名为东风电影院。说什么：这‘和平’的名称只能适应苏修美帝的需要，起到麻醉人民的作用；现在是东风浩荡，东风压倒西风。该院职工见状讨论决定：将这个带“修”名字改掉，用感谢红卫兵的“远见卓识”的大字报张贴在影院大门口，宣布即时将“和平电影院”改为“东风电影院”；一方面派人爬上天台将雕塑在顶楼的和平鸽砸烂铲除。可见红卫兵一旦树起“破四旧”的旗杆，就见到各地人民群众响应“破四旧”的影子。

     面对这浩大的革命声势，许多工厂企业集会游行，或写支持信，声援红卫兵破“四旧”的革命行动，表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都站在红卫兵一边，和红卫兵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例如：7月27日下午，湛江市化工厂举行千人集会，支持红卫兵破“四旧”的革命行动，和红卫兵一起砸碎旧世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湛江市农械厂几百职工高举毛泽东主席画像、语录牌和标语上街游行，高呼口号：“坚决与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于是10月1日，湛江市城建局政府机关也作出《关于更街道名称的通知》。因此，红卫兵的这一革命行动又披上了“合法”的色彩。据当时统计，在公布更改的街道路名称中，霞山区更改名称共52条（其中村、圩10个，横巷16条）；赤坎区更改街道名称共86条（其中村5条、横巷30条）等，这样使街道名称的更改通过政府部门的正式文件定格下来。

（二）大改“封资修”的姓名等

      在“破四旧”大改街道路名、店名的浪潮推动下，湛江市也同时掀起一阵人改名字的风潮。红卫兵要将“旧世界”改造成“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的“新世界”。于是机关、事业、企业的一部分干部群众唯恐自已跟不上革命形势，也纷纷自动自觉地对自已的名字进行“革命”，刮起一股改名风，即把所谓带有“封资修”色彩的名字改掉，换上“革命”时髦的名字，如“忠东”、“卫东”、“捍东”、“学红”、“学彪”、“学武”“卫红”、“继红”、“赤红”与“文革”……等。公安局的派出所为此大开绿灯，以“报则速批”为原则，表达其对这种“破四旧”革命行动的大力支持。据了解，湛江市某统战系统为此反应大为突出，区属一个小工作单位，更改名字竟达一半以上，如“善玲”的改为“忠东”，而多数人的名字，由2个字的名改为单字的名，如“华平”改为“军”，“家齐”改为“展”，“志英”改为“松”，还有“劲、勇、车、戈”等。许多单位也随大流用大红纸贴出更改名字的喜报，不更名者也在红卫兵围剿奇发异服的狂潮下作一些红化工作，例如霞山区南港服装厂职工，生怕跟不上红卫兵造反的步伐，也热烈响应红卫兵张贴出不做奇装异服的告示，在所属三间门市部立即贴出大对联：革命服装大做特做快做，奇装异服大灭特灭快灭，横批是“兴无灭资”。可见这是一种给不变的原旧名披上一个红色的外套。

（三）大砸文物古迹

     1966年8月上旬，市委大面积实施向一些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以图稳住学生的冲杀造反，组织学生学习《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就地闹革命。但是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概本不相信工作组那一套做法，耐不住在校园内“学文件闹革命”，纷纷踢开工作组，走上街头冲杀，使一些文物古迹遭到空前劫难。寺庙是沉淀古代文化的活矿山，它首当其冲。8月下旬的某一天，医学院红卫兵高举红旗、语录牌冲向风景胜地湖光岩，对楞岩寺及对面的白衣庵所有佛像、对联、题词与一切认为“封资修”的东西统统打砸得稀巴烂，使有一千多年的名胜古迹化成一座废墟。从此，湖光岩处的寺庙的和尚尼姑后来便归属入湖光岩风景区参加劳动，每月领取十多元的生活费，强迫他们还俗改造生活。其它各地一些小寺庙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打砸。例如在霞山区市某中学红卫兵爬上霞山天主教堂之顶端将其十字架（铁制品）锯掉，以示惩戒。这种表面上浩浩荡荡的一派革命景象，象蜻蜓点水一纵即逝，他们似乎这样以一个不可阻挡的气势，就可以在几天内“打碎了一个旧世界”创造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从1966年9月开始，毛泽东主席首次接见北京红卫兵的消息传开，使全国各地红卫兵涌进北京串联取经，酝酿起毛主席九次先后接见全国红卫兵北上南下东征西进的坐车与步行串联的新浪潮，才使疯狂一时“破四旧”运动告一段落。

二、红卫兵在派斗武斗天真时期的湛江文革状况

     所谓“天真期”是特指红卫兵刚步入社会时老三届中学生的政治水平仅处于小学生人云亦云的状态。在新中国家长制作风从泛多元化家长制进化到一元化独裁的文革初期，第二代红卫兵以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色，主观是投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情怀，卷入所谓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反对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潮流。这时期的派性斗争，萌芽于第一代红卫兵对血统论与出身论之争，爆发于“一月夺权风暴”，白热化于武装割据的街垒战争。这时期的第二代红卫兵造反表现为乱世出英雄与群英争锋的局面。实践证明：手段越离谱，人民内部矛盾越向敌我矛盾转化。

     1966年7月底，以谭力夫为代表的老兵提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对联口号，其中心论点是：老子的政治地位决定子女的一切命运。这种封建血统论思想糟粕借尸还魂的新特权思潮，不仅大大伤害了所谓“黑五类”出身者的尊严，也大大挫伤了所谓“红外围”出身者的锐气，甚至也大大贬低了所谓“红五类”非高干出身者的身价。因此它遭到全社会的绝大部分人群起而攻之。出身“黑五类”的遇罗克作出声讨血统论的榜文《出身论》，一反过去血统论者与反血统论者一样地原始与空洞的理论，成为反血统论者的旗手。然而文革中，二者却先后被打成“反动思潮”和“反动组织”。虽然文革后两者均获平反，但是由于文革的领导者不懂得怎样去领导这场文革，违背中国历史政治经典“民为重君为轻”的原则，硬把运动绕过决定当代社会命运的命题，引入为“揪党内走资派”服务的课题。这两者之辩虽然暂时被强权压制下去了，但它依然时隐时现地贯穿在后来越演越烈的两大派斗争中。

     1967年 “一月夺权风暴”吹起，湛江各基层单位乱似一锅粥。这是湛江文革进入第二次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各单位都出现两派争夺权的斗争。以当时湛江市龙头企业化工厂为例：湛化联司与红革联两派代表进驻入原领导的办公室，为此有两个系统的政令出现。因此，两派为谁才是合法造反派而产生许多群众集会大辨论，湛化技校也有两派红卫兵（如黄康养等）介入夺权斗争的纠纷，这是湛江文革史上最早参与夺权的红卫兵。红革联殷作彬的一方说对方是保守派组织，不能参与掌权；联司陈杰芳的一方说对方是反革命组织，不能参加夺权。港中与铁中等企业管的学校也有此类情况。因此，至武斗期间的联派队伍中，竟然产生出港中红卫兵陈立新成为联派副总指挥的奇异现象。

      几天后，市内有地方干部主政单位不约而同地组织起名为“毛泽东思想捍卫军”的全市性的群众组织，并宣布向以王国强为市长的市政府联合夺权。这现象引起社会一片哗然，传说这是保守派“假夺权”。于是，湛二中红旗战斗队的李妙婷串联清华井岗山、新北大公社、北航红旗、北京外专等驻湛外地第二代红卫兵胡XX等群英，向捍卫军挑战，要在市委大楼门前摆擂台大辨论：捍卫军这次夺权是真夺权还是假夺权。中立傍观的外地红卫兵的“五湖四海红卫兵（其是唯一的全国性红卫兵组织，后来被中央文革取缔）”驻湛站长包XX曾告诉笔者黄常在：捍卫军败诉有二个原因，一个是他们属67年元旦社论所说的拥护基层单位党委压制不同观点群众的红人的保守派群众组织；一个是他们由维护地方干部主政的捍卫军单独夺权（暗示没有南下干部主政所影响的群众组织参加）。包某人还告诉一件耐人寻味的怪事：这批北京外专红卫兵是周总理派来湛接待印尼排华而回国的华侨，虽然他们在北京被看成保守派，可是在这次大辨论时，他们却站在湛江造反派一边反对捍卫军夺权。

     1967年2月，为了控制乱夺权局面，中央搞了“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支左部队，也无法安抚已是脱疆野马似的红卫兵搞复课闹命。在“二月逆流”或“二月抗争”之后，“红三月”的湛江掀起一股“大消反革命分子李‘猫’（妙）婷的流毒”（二中红色风暴标语）的狂潮。从此，支持捍卫军的学生组织：一中的主义兵与捍卫兵，二中的红革联与红色风暴，四中的思想兵与红卫战团……成立了红一司。因此，不少支持李妙婷观点的社会群众组织头头（非学生成年人），有的被捕入囚，有的逃上北京告状。四月，《红十条》下达之后，支持二中红旗反夺权的学生组织，水专红旗、湛化技校红革联与四中红造会（后来分裂出六七五九部队、五九红旗、越轨战团等）等跟二中红旗在霞山区成立了红司；一中红尖刀、中流击水、井岗山兵团、野战兵团等联合成一中红革会，也在赤坎区与五中115师……等成立了红革会。猫派们纷纷刷出“反击三月消毒风”的标语口号，矛头指所谓“黑后台”的符路（南舰政治部主任）与桂绍彬（南舰政委）。

5月9日，二中红旗李妙婷串联一中红尖刀陈坎生，在赤坎区南方路发动要求市公安局“无罪释放麦九之流”的学生静坐斗争。因此，支持者与反对者的宣传车震动了赤坎的大街小巷，震动了全湛江市与湛江地区的人心，这是紧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与“一月夺权”之后的第三次引发湛江社会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以工运精英黄秋木、谭立泰、鲁海为代表的反静坐者称为类同广州东风派的捍派，（包括红总与地总）。以工运精英邓树操、郑华轩、冯谷庆为代表的支静坐者称为类同广州红旗派的联派（包括蕲怀珠与苏汉宗组织的市属干部队伍“捍联”、占学军与曾春元组织的市属干部队伍“机联”、欧国彪与黄宝龙组织的地属单位“地联”等）。此后，军方对湛江社会两派的态度已明显：南舰支持捍派，55军支持联派。最后以市公安局释放“麦九之流”暂时平息了两大派的纷争。五九静坐期间，水专学生吴松营把未加入红司与红革会的联派学生组织，联合成联派学生第三势力的红三司，他自已当了司令。

      “五九静坐”之后，湛江文革暂时平定了一段时间，直至武汉发生百万雄师与工人总部派斗的《七.二0事件》，湛江派斗也酝酿着一触即发的派性武斗内战。《七.二0事件》之后，湛江支左部队（南海舰队，五十五军与湛江军分区的代表组成）根据中央精神，多次要求湛江两大派联合组成各级革委会。但是两方各据理由都各自称是当然的左派，都应以自已这派为核心才同意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捍派方认为，自已的队伍大多数人出身是根正苗红，“横扫”与“破四旧”时期我们是最早积极造反的群体，应以我们为基础为核心才行；联派方认为，自已的队伍大多数人是受文革初极左路线排斥、打击、伤害过的群体，应以我们为基础为核心才行。因此支左部队所组织的两派联合事项都一次又一次流产。联派中还存在第三种议论：全国文革形势发展不平衡，北京现在中学里的四一三派与四一四派和大学里的天派与地派，都是在批判瓦解第一代红卫兵（指老兵与联动分子）的基础上由第二代红卫兵所形成的新派别，所以湛江文革必须重复经历过这段历史，才合符中央文革指出的那种联合精神。因此全国各地的形势与北京的形势都有差别，各地争论相持不下，都指望毛主席与党中央给他们做主。

       这时双方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理论空洞来源于原血统论与出身论之辨悬而未决的后遗症。当和谈拉锯战至白热化之际，一旦两派有人胆敢往派性文斗的干柴堆上点一把火，就会产生火星燎原的社会效应。67年夏未秋初，即一月风暴半年之后，二中红革联充当了这个点火人。某夜他们突然打砸抢抄了二中红旗公社的总部，第二天早上他们就遭到霞山区联派学生支援二中红旗围攻红革联总部展开石头战。紧接着，霞山区捍派占据市委大楼而联派占据市工会大楼，形成“三八线”划分捍派居工业区而联派处居民区的街垒阵营。这风暴波及赤坎区，陈坎生带领红尖刀阮亦伟为先锋的红革会棍矛队，把所有捍派组织驱逐出赤坎闹市区。

武斗之前，红司与红三司曾经搞过合并，但是至武斗期间两家依旧各拉自己的旧山头。两派工人组织的下属机构名称只称某派某武装部或专案部或宣传部等。然而富有创意的红卫兵在以武斗为工作重点的时候，各花各眼给这些下属机构作出五花八门的新名称。例如赤坎红革会把下属机关名称定为：武装部称为以阮亦伟为首的01部队，专案部（审干组）称为以白志健为首的02部队，宣传部称为以钟炳生与苏定华为代表的03部队，文艺部称为以庞康养为首的红宣兵等。又例如霞山两派：红司有以二中梁陆儿挂帅的名为六七五四部队的武斗队，红三司有以中医专校周磊石挂帅的名为115师的武斗队；红一司有以四中吴盛庭挂帅的名为28团的武斗队。

       两派武装割据期间，双方不再重视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联派曾组织了冲击抢劫55军的合流军火库与南舰的菉塘和麻斜军火库，捍派也曾组织了抢劫暂停于化工厂停车场的抗美援越的一列火车的军火。依据江青“文攻武卫”的理念，一旦自已一方受到某种伤害，无论什么情况发生都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地给予报复。这种积仇累恨的派斗，仗越打越仇，恨越积越使派仗升级，结果是家破人亡，祸国殃民。例一，武斗初期，二轻机械厂捍卫军头头李茂鸿拿手枪骑单车来市工会区域刺探情报，而偶然被联派四中学生刘仲勋、黄常在、何盛权等五人擒拿入囚；至军代表要两派到市府大楼商讨结束武斗回厂生产时，该厂捍卫军竞冲进会场劫走联派头头何拉珍，将她报复摧残得九死一生。例二，武斗期间，红司六七五四部队顾问郑如生（湛化工人）被红一司28团绑架摧残至死（他临死前唱《国际歌》跟二中红革联与四中思想兵的几个凶手搏斗，其中二中吴XX是南舰吴瑞林司令员之子的元凶）；而至大联合前夕的武斗后期，联派特工队也将捍派头头黄秋木（省四建）、谭立泰（电厂）、刘绍光（二中）等三人绑架（联派戏称捉了三条咸鱼）来报复。例三，武斗中期，捍派派兵占领气校，准备攻打联派学生占据霞山区制高点的水专学院；而联派为了保持僵持局面的均势，派援兵前后夹攻，在55军支左部队帮助下平熄了那场枪林弹雨的战火。结果是两败俱伤：捍派死了七人，伤了若干人；联派也死伤各若干人，单二中红旗就一死（郑国强）二伤（欧XX与张XX），市工艺美术学校的游炳坚也死于这场武斗。这种怨怨相报的派性内战史直到北京招开全国两派联合学习班才划上句号。此外，湛江市还发生了捍派拦击联派运粮船队（三艘）的船港夜战；湛江地区还发生了捍派围剿与联派反围剿的化州大会战。


三、红卫兵在大联合成熟时期的湛江文革状况

     所谓“成熟期”是特指红卫兵走上社会时老三届中学生政治水平达标中学生应有独立思考——已达完全准成年人的状态。经过两年多“语录战”的中国红卫兵，已经从胡乱造反的瞳朦期与唯我独左的天真期，飞升入懂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成熟期。历史证明：私心逼人者后果惨，公心宽容者后果赢；继续打派仗，只能是两败俱伤。然而，是否拥护大联合的新潮流，成为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第四次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焦点。这时期出现历史舞台的红卫兵就是当年中共高层两派共同喜欢与支持的第三代红卫兵。

    1968年夏，为了制止全国性武斗，中央在北京举办了全国两大派联合学习班。毛主席给与会者指示：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其旨要求人们走出一方要求给对方定性为保守派组织而另一方要求给对方定性为反革命组织的辨论怪圈。此举实际上是对血统论批判不力的补台工作。为此，支持捍派干部李发民（化工厂书记市委常委）与支持联派干部贾奎（市委副书记），带领以王凤仪……等为捍派代表与冯谷庆……等为联派代表，组队北上参加学习班。随湛江两大派代表上北京谈判学生中，有联派学生李妙婷、吴松营、陈坎生等，有捍派学生陈宏辉（二中）、支继烈（一中）、刘绍光（二中）等。据说这次学习班上点名批判了北京学生中的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宾、韩爱晶、谭厚兰等，而重树湛江李妙婷为拥护大联合新潮流的旗手。可说，她就是官方培养的第三代红卫兵领袖。可惜从全国大联合上京谈判至上山下乡运动高潮的时间短暂，因此这段第三代红卫兵反潮流的事迹鲜为人知，这就是法籍华人潘呜啸著《失落的一代》所说：这种红卫兵是中共领导激进派与温和派共同喜欢而媒体未宣传的第三代红卫兵。因此，毛主席接见与会者时，广东省代表坐在各省代表的前面，湛江地区代表坐在省属各地区代表的前面。李妙婷则是演讲学习中央新指示联合精神的首席主讲代表。

     上京代表回湛后，在霞山区市体育场招开了两派群众听演讲的大会。虽然代表们在台上讲怎样被毛主席接见？怎样学习后觉悟提高？讲得很激动很生动，但是一下台与本派群众会悟交流思想时，都被各派满口马列主义理论的铁杆分子驳得哑口无言。这时，黄常在突发著名“高姿态”写《不同世界观执行不同路线》与“28划评论员”写《论文革两大派的斗争》二文，成为拥护李妙婷新观点的急先锋。湛四中地处两派辖区的中间地带游击区，有一段红一司28团伏击死四中红造会属下红警司某成员XXX而红警司袁锋（为此他坐了十五年牢）等人也报复伏击死28团某成员XXX的缩怨，因此成为师生员工都不敢留居的空校，成为油水兵破坏得最惨的学校。为了使湛江四中师生返校成为促进两派回校单位的典范，驻校支左部队郝政委（南舰）曾经鼓励黄常在先带领本派学生回校席地板而宿……曾鼓动黄常在过捍派区观看二中红色风暴宣传队在湛港会堂的文艺演出……于是四中捍派学生小头目陈梅当着一起护送黄生返“三八线”的战友们（老师李纪松与管立行和学生黄金发与张依尼等）面说：“我校联派学生说自已是造反派，我不敢认同，而像你与及你六七五九部队的人，我才敢认为是真正的造反派。”因此两派各自内部分裂成是否拥护大联合的派中派，赤坎区联派学生分成刀派（红尖刀）与水派（中流击水、井岗山兵团、野战兵团），霞山区联派学生分成高（姿态）派与低（姿态）派；捍派学生分成湛江派与北京派。新派性的争斗激情不亚于旧派性的斗争激情，在反武斗旧潮流而顺大联合新潮流的圣斗士中，有的被撤职，有的被围攻，有的被逐出据点，有的被途中欧打，有的被打黑枪……

      为了促进联合，省委又在广州省党校举办广东两派联合学习班，为了凝聚拥护联合的弱势力量，李妙婷点将赤坎区红革会的一中刘小东、陈巧、陈海林、周锋、陈伟明……等赴广州参加学习班；点将霞山区红司的江丙甲（水专）、李玉婵（二中）、陈祝栋（二中）、刘丽芬（四中）、黄常在（四中）……等赴广州参加学习班。后来黄常在因在支左部部驻地（中国热带作物研究所）中枪伤而失去了这次去省会学习的机会。

      省学习班结束后，正值北京工宣队进驻北京高校斗争之际，湛江掌权者导演了“诱饵执法”把戏，即让载满枪枝弹药的车队路过红三司总部驻地（附院），让联派抢后才进行促进两派邀枪回厂回校的政治运动。紧接着为了促进安定人心，执政者在霞赤两地搞了游斗“黑邦”的示威活动，罗道让地委副书记成为第一号黑手，孟宪德地委书记成为第二号黑手，霞山区法院干部伞兵（联派名人）成为第三号黑手……

      10月，已清除派性割据局面的政局，湛江也举办了两个学习班。一个在海滨招待所办班，主要内容是消除派性与筹建地、市、县三级革委会，黄常在与一中杨水生、周锋、陈伟明、唐景等以红代会记者的身份作列席代表参加学习班。一个在市二中初中部办班，主要内容是清查武斗期间两派中出现非法案件的组织者或当事人，刘丽芬与司徒燕（二中）等以红卫兵代表作专案组工作成员。后来值得一提的是，原捍派红卫兵首席谈判代表的回乡知青林保发（四中）所草撰文革题材的长篇小说《XXX》成为后期专案学习班重审大办的要案之一。75年后市红代会军代表廖祥基（南舰）对黄常在玩味说：“此书艺术性很高，可惜是用保守派的观点去写的？”

       湛江联合学习班结束后，湛江市真正意义的红卫兵运动到了尾声。学习班结束不久，地市县（区）三级革委会分别先后成立：军代表朱万新（55军）作湛江地区革委会主任，花天才（南舰）作湛江市革委会主任；以黄秋木为首的捍派代表与邓树操为首的联派代表分别结合进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委会。两派的红卫兵代表也渗透其中，例如联派的三位学生领袖：李妙婷是省革委委员兼湛江地区革委会常委，吴松营是湛江地区革委会常委，陈坎生是湛江地区革委会委员兼湛江市革委会常委。它标志着湛江文革运动从明争转入暗斗的历史阶段，虽然此后不同届期都有人以官办红卫兵身份介入各级革委会，但是他们仅仅属于工农兵主力军的不足轻重的可有可无的方面军。例如68年11月初湛江筹备老三届学生第一批下湛江农垦当知青之际，军代表廖祥基主持的市红代会常务机构，创办了湛江《红代会报》首刊号（头版刊登黄常在《大批判“黑笔杆子”麦党生（联派）的“三反”罪行》一文），就因六个常务工作人员中，支侨（二中）、黄常在与傅格林（二中）等三人先后上山下乡，仅剩下李松生（气校）、陈梅（四中）与张依尼（四中）等三人，后来只能免强又办了两期就只好草草停刊了。最后，69年上半年，湛江报社从农场知青中招回六名原两派红卫兵当记者：捍派有杨水生、庞观灿、梁秀娟等，联派有林蒂华、陈巧、周锋等。这些尾声给湛江文革初期的老三届红卫兵运动划上了终结的句号。从此，老三届红卫兵的主流汇入知青运动的潮流，过去充当急先锋的红卫兵在后来的文革中只能充当被正面教育的跑龙套的傍观者。因此，被后来史家忽视的知青运动功用之一是：红卫兵大部分两派精英远离了城市的派斗中心，从而使他们避免落入误跟“三种人（林、江与凡是派）”走的历史黑洞。它是我们反思文革史的一面好镜子。

      一个智者说：一个伟人也有缺点，一个伟大的民族也会犯错误；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取决于她对自已所犯错误的态度。文革“语录战”应是中外史无前例的读马、恩、列、斯、毛等著作的最高潮。因为红卫兵是免疫力最差的弱势群体，所以他们不仅曾经是被利用作为极左思潮的急先锋，也是今天对马义与文革反思的最有发言权的强大群体。实践雄辨证明：在穿越文革复杂性的历史舞台上，雷同的武汉两派与湛江两派走上不同的弯路，得到不同的结局。因为68年革命大联合其名义上是两派联合掌权，而实际上是捍派左右一切一派掌权，所以它必然被后来的革新派把它推下历史的断头台，即压迫别人的一派许多人一度风流后将被历史淘汰而被人压迫的一派许多人一度磨难后又浮水面。它告诫后人，谁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反潮流基本原理，谁想永远做保卫党中央保卫新中国的红色卫兵，就必须牢记“政策与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毛泽东语）的真理，新实践中才不会犯错误或少犯错误，永立于不败之地。

   最后修定期是2016年5月8日

2016年12月刊登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湛江市委员会编的《湛江文史资料选编》）（综合巻）第343—3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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