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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插队的人生

时间：2021-03-03 作者：朱维毅【转载】来自于：腾讯网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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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在柏林工业大学完成博士学业后，我又做了半年科研项目。说得好听些这叫作“博士后”，说白了就是待业博士打点儿零活儿。待业结束后，我开始转向经商，离工科越来越远。我现在的这家德国公司是做特种机械设备的，不过我并不负责技术，而是负责管理。因为我酷爱文学创作，朋友们喜欢叫我“儒商”，而我自己只能把自己看作是“杂家”。因为我学的是工，经的是商，爱的是文，彻头彻尾的一个“杂耍”。从很多方面看我都很另类。小时候学系鞋带时没人教，方法是自创的，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削水果皮和数钞票时手的操作方向都和常规相反，我凡事都使用右手，但打篮球时却只能用左手运球，投球却仍是右手，因为刚开始玩时没人教，自己琢磨这样做在进攻时有动作突变性，结果就成了这个怪样。我在“老三届”里的遭遇也比较另类，走着走着就脱离开原本属于自己的群体，一头扎进另一个社会圈子。不过，说到底我的经历还是没有脱离“老三届”的背景和基础。没有“文革”和插队的经历，也就没有我的今天。1966年“文革”爆发时，我是初二的中学生，大批判、破四旧、大串连、复课闹革命……一连串“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激烈行为在两年内跌宕起伏，直到1968年，我才开始想到了出路问题。学习不再继续，就业没有可能，我面临的惟一选择是那块能够吸纳全部城市剩余劳动力的广阔天地——中国广褒而落后的农村。1968年8月，在毛泽东发动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之前的4个月，我自行选择了插队。我的目标原本是山西省榆次县黄彩公社的贫穷山村杜家山。当时北京长辛店铁路中学的女红卫兵蔡立坚已在那里竖起了一杆插队的大旗，吸引了四个热血沸腾的校友“哨聚山林”。

蔡立坚在杜家山

蔡立坚的事迹打动了我和几个“老初三”的红卫兵朋友，也促使我们把杜家山当作了插队目的地。当时我不到16岁，母亲反对我出走。于是我偷出了家里的户口本，一个人跑到月坛派出所销掉了自己的北京市户口。我留给父母一个纸条，假称当晚“护校”不归，然后带着一个柳条行李包去北京站登上了去山西的火车。此举诡秘，如当时有今日遍布京城的摄像探头偷拍到我的出走，定然是一副贼头贼脑的嘴脸。

由于全国性的大规模插队尚在酝酿之中，我们到达榆次县的时候，当地还没有开设“插队办公室”这一级行政单位。接待我们的是负责安排复转军人和大学生工作的榆次县安置办公室。“安办”的老赵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们说：榆次县还有一个比杜家山更贫穷，更偏僻，更需要知识青年落户的小山村，叫作杏林塔。是选择杏林塔，还是杜家山，你们自己决定。面对这种选择，无异于今天的经理人面对改造一个低靡企业的挑战，我们为自己能够找到这样一个人迹罕至的艰苦去处兴奋不已。

很明显，榆次县不会再推出第二个杜家山式的插队标竿，我们这一去不仅不可能沽名钓誉，而且注定要付出更多，但在那种以奉献为社会主流观念的年代，我们选择了杏林塔。这是我第一次插队，这次插队用去了我4年多的时光。

德国人习惯把偏僻的地方称之为“被上帝遗忘的角落”，杏林塔就是这样一个角落。

在太行山页岩裸露的群岭环绕下，这里鬼斧神工地露出了一面被厚土层覆盖的向阳山坡，这就是杏林塔。山上并没有塔，却长满了各种杏树。入春时分，在村头望去，蓝天白云，杏花满山，芳草茵茵，群山奔涌，果然大气磅礴，令人荡气回肠。在今天，这里如稍加开发，必定是一个令都市人心驰神往的度假世外桃源，但在我们插队的时候，立足杏林塔却意味着与世隔绝般的孤独和艰辛。

这里只有两户人家共5口人，他们是两对年过七旬的老夫妇，其中一对带着一个11岁的外孙。由于地处偏僻，水源贫乏，这里的山民大都迁走了。为了拯救这100多亩即将撂荒的梯田，我们立志要在这里扎根了。依靠什么扎根?到哪儿去找对象?劳动所得能否养活自己?文化和精神生活从何而来?后代的前途何在?对这一系列问题，我们非但没有像今天的青年那样做过丝毫职业设计和论证，甚至连想都没有想到过。没两天，村里尚未坍塌的土墙上就被我们用大白刷满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走一辈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之类的豪言壮语。

杏林塔

杏林塔是一片没有任何现代污染的净土，这里不通电，不烧煤，没装有线广播，没有任何无机材质的垃圾，甚至连一张废纸都不出现，老乡们拉完屎就用土喀垃擦一下屁股了事。在这里的务农没有任何称得上是机械的工具，靠的就是体力。农具的铁头是从山外买来的，木柄则要自己砍树干来制作。这里连接外界的只有一条崎岖的山路。半山腰上一个小土坑里渗出的地下水每天只能提供给我们10桶左右的生活用水。没有油，没有肉，我们的食品是自己种植的粗粮、土豆和少量蔬菜，绝对纯天然绿色食品，再有就是从山外买回来的一点粗盐、黑醋和花椒了。炒菜时，我们通常先把几个砸碎的杏仁投入热锅，锅里沾上一点油斑后再泼上一勺醋，接着菜就下锅了。不难想象，秦始皇时期的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绝不会再比这里落后丝毫。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以后还会有招工返城或推荐上大学的机会，但大家无忧无虑，甚至为自己终于能走进贫困兴奋不已。为了改造杏林塔，我们纷纷写信动员朋友和同学来这里共谋大业，于是4个人的队伍很快扩展到了11个人，清一色的老三届，清一色的北京人，清一色的壮怀激烈以天下为己任。

我们曾经拼命般地从事着每天12小时的最原始的体力劳动，就连在例假中的女生都要和我们男生一样挑起100多斤的谷物登山爬坡。我们曾经保持了一年之久的“早请示晚回报”仪式，天天早上面对一个印在铁皮上的刘春华的《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做集体顶礼膜拜。我们曾经在接到北京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消息后星夜排演节目，然后下山到附近的大村子去把已经脱得精光的农民们从土炕上喊起来，让他们看我们的宣传演出，一起分享我们在政治冲动下的特大喜悦。为了打破与外界的隔绝，我们每周都要数次爬上15里山路去生产大队领取县插队办公室给我们订的《人民日报》，然后一个一个地传阅那份当时只有四个版面的党报。人多报少，第一遍阅读只能轮流粗翻，然后才可能精读……

但是，时代使命感所激发的热情是需要注入能源的。新鲜感过后，知青们开始厌倦枯燥、艰苦、看不到未来的生活，世外桃源般的杏林塔开始令人窒息了。有门路的人回了北京，心眼活的人转到平原地区插队，剩下几个的人开始吵架分家……一个景山学校的高中女生早早悟透人生先走一步，在回北京探家时悬梁自尽了。

信息的贫乏和生存的艰难常常会销蚀人的激进心态，出于苦中取乐的目的，我暗中把杏林塔的几位形象虽无姿色却颇具特征的女生用漫画逐一进行了描绘。在知青集体出现纷争的情况下，这套漫画不幸落入众女生之手。在县知青办的领导上山为我们调节矛盾的会议上，女生们把这些漫画作为我破坏团结进行人身攻击的铁证交给了知青办主任老赵。老赵看完后竟连连首肯：“画得不错，都抓住了特点……”

1970年秋收时，我的母亲在北京去世。临终时，我家的4个在外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人只有两个守在她身边：从干校赶回来的父亲和插队的姐姐。而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哥哥和我都没有赶上见她最后一面。从这时起，我的生活中开始有了阴影，也开始诞生了寻找出路的念头，但接踵而来的是连续多年的挫折。

一年后，我所在的石圪塔公社征兵。当兵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当时最好的出路。为了能“混入”革命军队，我两次忍着钻心的疼痛撕咬开食指上的肉写下要求入伍的血书，因而连闯大队和公社两关，被送到榆次县武装部接受体检，但终因肝脾偏大而被军队拒之门外。接下来，有一个号称具有保密性质的军队通讯学校招生，县插办推荐我去上学，但当时的政审必须越过我的“革干”父亲而审查我的“富农”爷爷，政审没有通过，我被淘汰出局。

1972年初，北京的几所大学来榆次县招收工农兵学员，我在面试后被列入北大地球物理系的招生“正选”名单。招生的老师走后，我回到山上就是一个等，一直等到大学开学也没有等到入学通知书。后来我才知道，黄彩公社的一个北京知青走了北大的后门，把这个本属于石圪塔公社的惟一一个北大的招生名额占有了。我被排挤出局，输得无声无息。

到1972年12月，我插队已经4年多了。当村里只剩下了两个知青的时候，我终于离开了杏林塔。当时父亲刚从中组部在河南的“五七”干校分配到四川日报社工作，独身的父亲因身边无子女而把我调到了成都。

2003年，我在离开杏林塔31年后重返故地，发现那里已经荒无人烟，彻底地成为一座野山。知青的房屋如今只剩下一堵断墙，而在我当年睡觉的土炕处，如今长成一棵大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荒山能够倾诉，它一定会告诉人们这里曾经激荡过一群北京知青的梦想……我们没有改造了杏林塔，但是杏林塔改造了我们。

一到成都，我就赶上当地“冻结招工”，一切就业的大门全部关闭。当时的社会没有自谋职业的概念和机会，我面临的选择只有两个，或是在父亲身边当待业的“社会青年”，或是再次插队返回农村。

我在成都熬过了一年的待业生活，惟一能够参与的集体活动就是去街道团支部过组织生活，隔三差五地和几个成都的极左无业青年一起讨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改造自己”。我很烦这种无病呻吟，对他们说：“我既无资产，又无知识，这个改造和我无关，恕不奉陪。”我开始把自己关在家里系统地读书，并尝试报考大学，但1973年发生的张铁生“白卷事件”导致对考试招生方式的全面否定，而我作为一个待业青年又没有一个单位能推荐我上学，读书的希望再度落空。

为了排遣寂寞，我开始尝试写作，一年里写了不少关于插队的短篇故事，还完成了一本叫作《展翅太行》的中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农村党支书和地主分子在政治上争夺插队知识青年的故事，立意、结构、文笔都相当笨拙，而且自己还完成了全部插图。

基于足够的自知之明，我的作品一篇也没有拿出去发表过，但这些幼稚的作品终归奠定了我后来写作的基础，对我来说，“虽丑犹荣”。

对插队生活的回顾和描写，促使我对4年多的插队经历一再反思，也终于让我下决心结束在城市的待业生活，重新投入到火热的“三大革命的斗争”中去。

1974年春节，父亲去江苏办婚事，终于使我有条件安排自己的命运了。我故伎重演，跑到派出所取出自己的城市户口，不辞而别地离开成都，第二次前往山西榆次县插队。当父亲在南京收到我的告别信时，我已经重新恢复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身份。后来听说，父亲在读我的信时落泪了。

第二次插队，我选择了榆次县的另一个地点：东赵公社的大发大队。

大发是一个百十来号人口的小村，地处榆次县界的丘陵地带，以寿阳县为邻，村边就是石太铁路线，乡土人情和我第一次插队的石圪塔公社截然不同。石圪塔一带地处偏僻山区，民风淳朴，而这里的农民则见多识广，颇多心计。

村里有一个来自山西日报社的女记者蹲点，官居党支部书记。她的爱人原在晋中文工团做编导，“摘帽右派”的身份使他深感怀才不遇，于是索性也随老婆前来“陪蹲”，一举获得了一人之下百入之上的显赫地位。这两口子是东北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从军的经历，思想“左”得近乎极端，来到小小的大发村掌管起党政大权，自我感觉超级良好。他们属于插队干部，和我们这些插队青年相比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的户口和工职仍然保留在城市。为了迅速压制和打击大发的资本主义势力，两口子急需建立起一支亲信御林军，为此他们想到了一个绝招：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来组成一支“走后门”到大发插队的知青队伍。这在当时是一个很高明的攻关措施。在上山下乡的意义逐步由扎根农村转变为曲线就业时，老一辈人把插队的孩子送到谁的手上是至关重要的。很久以后回想起来这段经历，我才悟出这两口子的良苦用心：知青们都是通过自己的长辈或亲戚的关系投奔于女书记麾下，他们自然要把女书记夫妇视为自己的政治和前途的依靠。有了这种“族长”式的地位，书记夫妇调教和控制这群知青易如反掌。同时，通过接纳和关照这些年轻人，书记夫妇在榆次、太原、北京三地建立起了一个可靠而有效的社会网络，扬名造势和攻关逐利都变得游刃有余。知青们对女书记夫妇的依托和信任，使这两个中年文人在这个被他们称为“斗争极为复杂”的大发村里获得了协助他们开展阶级斗争的一支不可小觑的政治卫队。

大发村前后来过40多个知青。有从榆次县其他公社转来的北京老三届，有从黑龙江建设兵团转来的北京知青，还有从榆次和太原来的中学毕业生，人员的构成远远比杏林塔的知青复杂得多。我是通过晋中地委的一个关系介绍来的，和女书记的渊源最浅。经过一年多的城市待业，我不愿再回到知青已悉数撤退的那个与世隔绝的杏林塔，而急于投身到一个有人群、有冲突、有挑战的环境。当听说大发村是一个当记者的女支书在领导农民们战天斗地，我对那里几乎是心驰神往了。

进村时，村里只有4个从太原来的知青，我是第一个北京知青。一到大发，立刻感到难以适应这个新环境。我和那几个“插龄”不如我，却先我而来大发的山西知青很难走近，共同语言几乎连一句都没有，而当地农民又远比山区的老农们难相处得多。说到底，以前的4年插队经历并没有给我提供多少涉世经验，我既不知道如何缩短和那些工于心计的农民的思想距离，也无法和那几个紧随女书记于鞍前马后的“山西派”知青成为朋友，同时我也不愿通过靠近和紧跟书记夫妇来打开被动局面，因为进村不久我就开始怀疑这对夫妇那种代表社会主义真理的自我定位。我能做到的是通过玩命苦干来争取周围的认同，再有就是“坚持原则”，把任何我认为不够正义的人和事统统列入我的对立面，对看不惯的事，开口就顶。70年代初的时尚是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倡导“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个人得失和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相比，自然微不足道。

这种自我定位无法获得正面效果，我既没有得到农民们和“山西派”知青的接纳，也没有得到书记夫妇的认同。1974年夏天村里推荐工农兵学员，我得到的票数倒数第一。大家对我的私下评价一言以蔽之曰：脱离群众。我上学的努力再次落败。

现状迫使我重新审视自己和环境。我发现，书记夫妇积极倡导的斗争哲学有些过激。他们对大发作出的“政治环境复杂”的判断其实源于两个方面，第一是村民的历史成分复杂。大发在抗战以来一直处于国共两派力量的拉锯地带，造就了一批善于辨别政治风向，立场左右摇摆的老人。这些老人一旦对书记夫妇的施政纲领抱有微词，便被纳入阶级斗争的反派阵营。第二是大发村民倚仗临近铁路干线和靠近县城的地理便利，见多识广，不甘于土里扒食，通过各种途径牟取收益的意识比较强烈，因而和书记夫妇发起的学大寨运动产生了一定的抵触。面对这样的环境，书记夫妇把“斗争”当作改造大发的首要任务。我的个性和世界观决定了我具有苦干的自觉性，却缺乏“斗争”的技巧，再加上我上不靠女书记，下没有人脉，身边又缺乏朋友，自然要成为孤家寡人。通过深入的观察，我感到村民们对女书记的反弹并非阶级间的矛盾纠纷，而是对生存方式上的认识差别。把一年到头挣不到几块钱的一群不甘于“共同贫穷”的农民上升到阶级对立面去看待，未免牵强。反观村里作为最高领导的书记夫妇，我也实在无法把他们推崇为革命正义的化身。

在大发的两年，最令我发愁的就是无休止的夜间大会。知青们每天晚上刚端起饭碗，就能听到广播喇叭里通知召开名目繁多的会议。开头语通常是：“全体党团员、组长以上的干部、全体贫下中农、全体知识青年、全体基干民兵、全体入党入团积极分子……”这群人一集中，全村有模样的也就基本都凑齐了。

反修防修批判资本主义是大会的永恒主题。女书记善谈，喜欢训人，说起话来情绪激昂，口若悬河，一小时不停嘴是常事。通常在开始讲话后10分钟左右，两个嘴角就开始溢出些许白沫，并逐渐增多。一般而言，看书记嘴角的白沫堆积了多少就可大致判断她已经慷慨陈辞了多长时间。到后来，“看书记吐白沫”成为村民们互相通知开会的常用语。书记的发言结束后，全体与会人员通常要做深思状一至两分钟，接下来就是书记的老公接过话茬开始他那更为激昂而持久的演说，他往往首先旁征博引地为女书记的演讲提供一番马列主义理论依据，从马克思扯到燕妮带出巴黎公社和费尔巴哈是常事，然后逐步地联系村里的斗争实际，一步步地把话题指向具体人和事，从而把革命批判推向一个崭新的高潮。所有的讲话都是要记录的，山西的两个知青为此笔走飞龙，几乎一句不拉。书记老公发言后，集体静默沉思，然后按固定的程序往下走，由各方代表轮流发表感想，副支书讲话、团支书讲话、妇女主任讲话、生产队长讲话、贫协主任讲话、民兵连长讲话、知青代表讲话……谁不愿意听，谁不乐于说，谁打瞌睡，都有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叫板的嫌疑。就这样，一个会往往能从晚饭后一直开到深夜。

第二天，当我们大哈欠连着小哈欠地上工时，书记夫妇又在家里筹备新的熬夜会议了。书记的老公还偶尔下地劳动，而女书记则从不下地劳动，全部精力就用在组织学习和批判，要不就是跑到县城、省城或北京去争取各界支持，在威胁调皮捣蛋的老农时，常自称自己手眼通天。

我已经“左”得相当可以，但还是难以迎合这样的政治环境。当你自己开始质疑一种僵化的政治立场时，你自然会首先反思自己。反思使我变得客观和务实，也使我对女书记夫妇的做法从心底产生异议。这是我第一次摆脱一贯追随“组织”的个人政治定位，开始以自己的眼光去考察环境，决定立场。

我变得“油”起来，开始和各方面的人交朋友，学会了买烟和发烟，勾肩搭背，串门“蹭饭”，并开始和老乡们胡侃一些曾经让我不屑一顾的家长里短的平庸话题。定位的转变，使我的一些爱好开始发挥作用。我告诫自己不和书记夫妇发生任何正面冲突，也从不拒绝他们布置给我的宣传工作。我爱写爱画的特长，使大发村出现了具有前所未有水准的批林批孔系列招贴专栏，我的篮球乒乓球技艺使我在村里有了一群称兄道弟的铁杆球友，我的初级水平的吹拉弹唱技能也使我成功地融入了大发文艺宣传队的欢乐圈子。和农民们的接近使我开始能够从人性的角度而不是“阶级”的角度来认识大发“斗争”的实质。

在和农民走近的同时，北京知青开始增加了，而且逐渐形成知青点的主要势力。他们大多来自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从兵团战士的身份变为插队青年，一来可以离北京近些，二来有可能返城分配工作。这些见多识广满腹经纶的老知青是山西当地的知青所无法驾驭的，于是在女书记的认同下，我被大家选为知青点的“点长”，接着又开始担任民兵排长，青年生产队队长，“官运”着实亨通了一小阵，尽管我的这些职务够不上任何行政级别，但我的管理和组织经验却由此起步。直到今天，大发的北京知青们还是我最好的朋友，尽管已经两鬓染霜，尽管各自走过了极不相同的30多年，但大家聚到一起时还像一群彼此无猜的孩子，我自然还可自居为“孩子头”。

我在大发村的积极表现明显带有改善个人处境的意图，但我有一个分寸：凡是我不认同的事，决不参与。在大发期间，女书记为打击“政敌”，曾布置太原来的小知青们通宵趴在村妇女主任的墙头捉奸，曾在村里的一个已婚的民兵连长和一个女知青相好时软禁了那个女知青，当女书记获得两人如何亲热的全套书面供词后，立即搬来县公安局逮捕了那个一贯和她誓不两立的傻连长……在做这些事时，她借用的力量都是

知青，却从未和我这个“点长”打过招呼。她很清楚：我不会跟着她去做这些事。

大学的第二年，中国的政治发生了一次巨大的突变。1976年，“文革”以逮捕“四人帮”事件宣告结束，经过一段漫长的改革出新尝试后中国教育又返回到了原点。我们的“上管改(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历史使命在一夜间就真正成为了历史，这使我有幸利用剩下的两年时间学到了一些专业知识。尽管如此，在中国的人才系列中，我们这群工农兵学员在整体上被边缘化了，因为我们的基础参差不齐，因为我们的入学没有经过真刀真枪的考试，因为我们的学制短，还因为我们的大学教育太多地受到了“文革”的政治干扰。1978年大学毕业后，我的户口第三次被迁回到山西，被分配到太原的一个劳改煤矿技术科工作。为了摘掉“工农兵学员”的帽子，也为了回北京，我在那里开始了新的求学努力。两年后，我考取硕士研究生回到北京，毕业后留在了北京工作。

1988年，在我奔赴杏林塔插队的整整20年后，我又开始了自己的第三次插队。

与前两次插队不同的是，这次“插队”是要插入德国人的队伍，获得他们的认同，挣到他们的马克，取得他们的博士学位。之所以我把人们趋之若骛的出国称为插队，不仅是因为它本来就有“洋插队”的说法，还因为它在本质上和我的前两次插队有异曲同工之处：去一个生疏的环境，去争取一个未知的结果，去承受一场新的磨练。

出国时我已36岁。在同批由国家教委排遣的100多攻博留学生中，年纪比我小十岁左右的同学一大群，很多小伙子说起来和我一样都属龙，其实和我差了整12年。不过，大家在一起时并没有很强的隔代的感觉，我也没有觉得和后生们有同台竞技的压力。我真正感受到的是在德国的生存压力。对“高龄学生”而言，这种压力尤其突出。你比人家有更多的拖家带口的责任压力，你拿不到以培养青年技术人才为宗旨的基金会资助，你在毕业后找工作时毫无竞争力——“文革”的10年时间无法给你的知识功底和职业经验提供任何正面的说服力，中国人的红卫兵经历和插队岁月在德国企业家眼中的价值是零。

我第三次插队的路充满坎坷。但前两次插队给我带来了一个特质，那就是从不丧失自信。我的自信其实有时候是盲目的，但它的确帮助了我，它使我具备了迎接挑战和承受挫折的最基本的心理素质，那就是不惧、不愁、不泄气、不悲观。

刚出国我就遇到了迎头一击。德国对外文化交流署DAAD帮我联系好的老教授说他只能指导我短期进修，而不可能指导我读博士。为此，我必须打起刚刚解开的行李，另寻学校和导师。就这样，我离开德国西部的亚琛大学，千里迢迢地进入当时被民主德国所围绕的“孤岛”西柏林。

我的博士课题充分显示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特点，使我插队时积累的吃苦功底得到充分发挥。由于我研究的是地下采矿工程对覆岩和地表稳定性的影响，导师和我商定采用计算机计力学模拟和沙箱试验形式的物理模拟这两种研究方法。我的沙箱模型的规模在专业领域当属世界第一，而我为试验所付出的体力劳动也想必在全世界的博士生中罕见。这个庞大的沙箱模型要吃进去9吨油沙，每一次试验我都要把9吨沙子搬进模型，试验后再搬出。而试验空间是柏林工大采矿系的地下室，容不下运输机械。我在两个德国同事的配合下硬是挥舞着大铁锹把这巨大的沙堆来回搬运了20多次，每次都干得汗流如注。两个德国大汉累得直翻白眼，说他们一辈子都没吃过这份苦，为此，他们把我的课题称之为“苦力体验与研究”。

在中国插队时的锻炼，在这里显示出了它的价值。第一、我没有心态上的问题。干活挣钱，理所当然，周末劳动，无愧于学业。第二、我没有体力上的问题。和插队时一天12个小时的苦干相比，我不会遇到任何无法承受的艰苦。第三、打工的经历，帮助我步步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使我逐渐认识了德国人和德国社会。这对一个钟情于文学的人来说不啻是一种源源而来的创作营养，是比马克更为重要的收获。

我的出国，可以说是成功的，也可以算没有成功。成功之处在于我如愿获得了计划中的博士学位。不成功在于最终我还是离开了已从事了17年的专业，变成了真正的杂家。促使我离开矿山测量专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因素在于这个专业过于冷僻。我喜欢文学，更喜欢在更大的社会舞台上获得更广泛的信息和更多的创作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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