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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揣轻骑队的集体照，伞哥找到了乐东县保显农场（三师十五团前身）在广州的代表老易，老易在看了那张20多个帅哥靓妹的照片后眼睛一亮，立即就表示了很大的兴趣，并很快代表农场领导同意接收我们。
来不及看清楚海口的模样，我们在秀英码头上了农场派来的解放牌卡车，直奔乐东县。
当我们终于到达那个半坡上排列着数幢新茅屋的六连时，已经是1月19日的傍晚了。
事关上山下乡政策的贯彻实施，省革委会认为不能坐视不理，很快发函给兵团政治部，希望兵团对接收的湖南知青予以放行，发回原籍，统一分配到省内的下乡地点。
分批逃跑的计划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实施的，前两批已经回到长沙，现在就看我们了。只要回到长沙，一切就好办，因为兵团没有任何理由将我们视为“逃兵”并捉拿归案。
临走的那天晚上，我下工回到草屋里，在煤油灯下挥笔疾书，给五班全体战友写了一封情深意切的长信……
从连队到县城，一条大路，20多公里。从来没有一次走过这么远的距离，更遑论夜里，只有两个青春无敌、秀色可餐的女孩儿。但回家的念头鼓舞着我们，一切都不在话下。
我和端阳各自斜背着一个当时流行的绿色帆布挎包，轻装上阵。为壮胆，我们挽着手，开始“夜行军”。
开始我们劲头很足，渐渐地白天劳动后的疲劳袭来，步子不觉放缓，肚子也开始咕咕叫唤，神经的高度紧张倒让我们忘记了困倦，就是机械地走啊走，盼望县城在曙光来临时出现。
就这么走啊走啊，总也走不到头。直到东方发白，我们才终于看见了那个小得可怜的乐东县城，我的心又紧缩了起来，似乎稀疏的路人随时都可能识破我们的逃跑企图，像母鸡拎小鸡一般把我们押送回团。
虽说好几个月没有到县城了，我俩完全没有心思去逛那条唯一的、破旧的街道。幸亏一进县城就先到汽车站，免了穿街而过的麻烦，我们径直走进简陋的候车室，一眼看到郝宝和狗伢子，就跟见了亲人似的，差点儿跳起来。
郝宝一改往日的笑容，皱了皱眉，意思是“非常时期，不可造次”，这让我马上想起了电影里见过的地下党接头的画面，即刻安静下来。接过车票，我和端阳去买了几个馒头花卷当早餐，大家分别上车。
在车上数端阳的话少，常常是羞涩一笑。她是家中长女，下面有两个弟弟。“物以稀为贵”，父母看得很重，回去总归有饭吃。
离候船室越来越近，眼看就要大功告成，我们的步子也越发急切。乌拉，回家啰！
一分钟之内，我们从满怀喜悦到希望破灭，别提有多沮丧了！我们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原来商量好的对策：万一被抓，一定要去海口的兵团司令部讨说法，因为湖南革委会的公文在那里。
垂头丧气，一路无语。这次没有跑脱也就罢了。只怕影响全团上百号湖南知青回家计划的实施啊。我们百思不得其解，怎么解放军那么快就判定我们是逃跑，且追逃如此迅速呢？
回到团部已经月儿高悬。卡车直接把我们拉到团招待所，安排男女各一间房，说今晚先休息，明天办学习班。
我和端阳坐在各自的床上，默默对视。奇怪的是我一点儿也不害怕，觉得既然没有错，团里能把我们怎么样！
百密一疏。我们想到了如果被抓，就要求去兵团司令部；却没有想到司令部把权下放到团，且要“各个击破”，现在我们只能“独立作战”了。
我很坚定地说，没有人组织，我就是想家，我爸爸去世了，妈妈身体不好，弟弟又小，我回去再下乡至少可以离家近一些，方便照顾他们。
“我们是同学，见了面什么都说，刚好我们都想回去，又听说湖南革委会对我们自己跑到海南岛很不满意，叫我们回去重新分配，所以就商量一起走。”
“我们想说，怕你们不同意。以前很多同学提过，你们都不批准。我们只好偷偷走，想着回去了再报告。”
兜兜转转谈了半天，领导见问不出个所以然，叫我回招待所好好反省自己。我答应了，反正方式是错的，我认！
到房间关上门，和端阳对“口供”，惊人的一致。我忍不住大笑起来。端阳也笑，抿着嘴，眯了眼，自是斯文很多。
我们逃跑被抓的事情很快在团里传开了，我姐和几个湖南知青悄悄地跑到招待所看望我们，以示慰问。进不了房间，他们就隔着有木条的窗户说几句安慰的话：“冒得事，莫着急。”
这时我才从他们口里得知，团里那么快追逃，都是我临走前写的那封长信惹的祸……
于是先按兵不动。又过了两小时，连长沉不住气了，吩咐再仔细检查。
这下糟了！端阳那里是什么破绽都没有的，我那儿呢，只把箱子上一堆杂物挪开，那封厚厚的信就赫然出现了！
两名湖南女知青在逃的消息立即上报，团部知道后命令各连队严查人数，这下又查出另两位男知青失踪。五分钟后，一辆卡车向海口方向疾驶而去。
信写好了，我左思右想，觉得放在箱子上的杂物下比较保险，估计有人找到信再跑去海口，我们至少也在大海上了。万万没料到事情就砸在这封信上……
办班3天，团领导把我们都放回了连队，表示只要我们像过去那样好好工作，就既往不咎。但原先承诺过的研究湖南知青返乡一事，却从此没了下文。
我还是当我的班长，天天早出晚归垦荒挖穴。或许是我太年轻少不更事，或许是我与生俱来的乐观让我依旧对未来怀着希望，我的心底总隐隐约约闪烁着光亮，虽然我根本不知道前方等待我的是什么。
一个月后，团部下命令把我调到新组建的团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团宣”），任务是排练一台节目，两个月后参加师部会演，从中选拔人员组建师部宣传队。
我是带着几分感动去报到的。我刚因逃跑未遂以“戴罪之身”回到连队，没撤掉班长职务已属意外，哪会想到让我去团宣呢？何况我还顶着“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一“桂冠”！
每每从冥思中清醒，我都底气不足地告诫自己丢掉幻想，面对现实，刻苦改造，争取光明前途，然后半是惆怅半是激情地去劳动去学习，去迎接一个又一个海南岛带几丝清风的早晨……
顾不上想得更多，我高高兴兴去了团宣。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没有再回连队。
真正的命运转折点，出现在世人瞩目的1976年金秋。1978年，我通过招工调到广州。1984年考进广东电视台成为记者编辑。转眼30年，如今我已经是退休的资深电视人、一级作家。还在写作，还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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