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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我在海南的任教生涯

时间：2021-11-27   作者：蔡 汉 聪 广州老知青  【转载】   来自于：腾讯网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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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11月中旬，我们广州市第20中学近百名学生上山下乡到海南崖县南田农场（次年改制为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3师8团）,当月下旬，我和近20名同学被分配到红旗分场红东队（4营20连）工作。

在连队工作时，为了显示我们“接受再教育”的自觉性与主动性，知青们都有意从严从难要求自己，我们锻炼赤足走路，磨炼坚忍意志；割胶的知青与老工人一样既能黎明时单树位小割，也能半夜时双树位大割；连队割胶收完胶水已近中午，我们自告奋勇赶牛车送胶水到胶厂，中午1点多钟才返回连队吃午饭；连队打新水井，我们知青主动与老工人一起挑灯夜战……

1971年2月，我从20连调到4营营部当通讯报道员。当时营部中心小学缺教师，是让我当中心小学教师还是当营部文书，营教导员和营长的意见不一致，争执了半年，最后决定派我去当中心小学老师。于是1972年2月，我被调到4营中心小学（后改名红旗小学）任教，从此开始了长达8年的农场教师生涯。

南田农场是少数民族农场，黎族职工群众占多数。我虽是“老三届”初中毕业生，在当时也算是有一定的文化了，但从未做过教师工作，尤其是少数民族农场学校的教师工作，当时感到紧张与不自信。我到学校报到，校长介绍了一番学校的情况，当时红旗小学办学是从“戴帽”到初中的，就是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初中只有两个班，然后校长塞给我两本美术教科书说：“你刚来学校，这学期你负责四至六年级的美术课吧。”没有老教师的帮带指引，也没有备课必需的参考资料，更没有学生资质水平的第一手资料，就这样，我匆匆走上讲台。

安排教美术我倒不怕，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读中学时也掌握了一些平行透视、物体扫描、实物白描等画画知识与技能，但上美术课要挂示范图，当时的学校除了水泥黑板，没有什么教学挂图，全凭教师的一本书、一张嘴、一支粉笔。教师上课前是要备课的，于是我苦苦追忆读中学时所了解的老师备课的情形和上课讲授的要领，自制了备课本，按自己的理解与需要进行备课和自制挂图。

有一次要上小学六年级的美术课，教学生画物体扫素描，课前我花费了不少时间与精力，精心绘画了一幅热水瓶的物体素描示范挂图。这个班的调皮学生较多，上课喜欢捉弄老师，但这帮调皮蛋有个特点，认为“无料”的老师就会去捉弄，如果认为老师“有料”，他们就会乖乖地听教，甚至对老师崇拜有加，正因为我掌握了学生的特点，所以要精心准备好挂图。到了上课时，我在教坛上讲述学习的目的、要求与要领时，那帮调皮蛋在下面小声说大声笑，小动作层出不穷，但当我将示范挂图亮在黑板上的时候，教室突然异常安静，随即响起一片低低的惊叹声：“哗，真像！”“好漂亮呵！”“画得真好！”我把练习作画的画纸发给学生，再次重复画法与要领时，我发现全班学生目光专注、静心细听，连那帮调皮蛋也竖起耳朵留心听着，课堂纪律出奇的好。这堂美术课成功了，不但增强了我任教的信心，更使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一名教师，要想在教坛上站得稳，要想得到学生的尊敬与信任，那就一定要自身“有料”。

打后的任教岁月里，我教过小学的音乐、体育、政治、自然、地理、历史、数学、语文等学科，并负责全校每月一期的“大批判专栏”墙报，直至专门从事初一到初三年级的语文教学兼班主任工作。

任教初中语文兼班主任工作的那几年，我感觉最辛苦、压力最大，但也是最有成就感、最能体现我任教价值的几年。那时我已具备了较丰富的教学经验，掌握了教学的特点与规律，对班级管理也有了一定的能力与水平，但是每一届初中毕业生升上高中的比率是我们无形、沉重的压力。为了这个“升高比率”，那几年我可说是全身心扑在教学上，白天精心授课讲解，晚上备课、批改作业到熄灯（农场晚上限时用电）,再点煤油灯继续工作到下半夜一两点。教师备课不能没有参考书与工具书，但当时找遍农场及附近藤桥镇的书店都买不到，唯有回广州找，因此我回广州探亲就多了一个任务，不仅为我自己，还要为学校其他老师找参考书与工具书。在探亲的时间里，我跑书店、跑广州中小学教材编写组、跑所有熟人所在的中小学校，终于买到和收集到不少各年级备课的参考书和工具书，在备课和教学上帮了同行的大忙，同事们对我十分感激。由于我拥有丰富的参考书与工具书，加上认真备课用心讲学，授课水平很快有了质的提高，学生们上课爱听爱学，学习勤奋努力，因而我教的班“升高比率”都比较高，达92%至96%。

任教初中班时，我这个班主任和学生们的感情特好，关系也很密切，学生都把我当成他们的大哥哥看待。但在我任教的日子里，由于受当时的政治环境影响，学校的文化娱乐生活少得可怜，学生每天除了上课，回到家中就是完成作业和帮做家务，节假日也是如此，课余生活十分单调枯燥。我有心去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于是和任课的老师们商量合计，大家想点子凑内容，组建了学校男子、女子篮球队，课余对学生进行训练后，与兄弟学校开展友谊赛；还组建了学校乒乓球队，开展班际赛和校际赛；又组织开展了学生美术作品比赛，等等。此外，我还向知青朋友借来照相机，特意从广州买回照相胶卷给学生们拍照。

一次，当我宣布假日组织学生到海滩旅行时，孩子们个个欢呼雀跃，动情地对我说，他们长这么大了，还未见过大海是什么样的。其实孩子们住的家就离大海不远，只不过那时交通闭塞。孩子们的话语，使我想起对学生要关爱，要有爱的举措，才是一名称职的教师。我们要去的海滩，若从场部去只几公里，不算远，但从我们红旗小学去却要十多公里，当时不可能有车辆接送，全靠走路。农场的孩子能吃苦，他们自备了干粮和开水，兴高采烈地上路了，一路上有说不完的话语，有不停的欢笑声，有不间断的歌声。终于到海边了，到了孩子们曾幻想过、如今真真切切就在眼前的大海边，“哗，大海！”孩子们激动万分，欢呼着甩掉手上的所有东西，狂喜地奔向大海，和衣扑进了大海的怀抱！

当时那种令人动容的情景，几十年过去了，至今还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时时展现在我眼前。那时农场的孩子，小男生还不懂得穿泳裤，小女生还未见过什么女式泳衣，都是无备而来的，小男生们把上衣脱光只穿短裤，一头扎进海水里，而小女生们硬是不肯脱掉长衣长裤，就那样穿着扑到水里，在那个绝对正经、保守有理的年代，我们作为老师，尤其是男老师，不好对这些纯洁而又保守的女孩子说些什么，她们爱咋就咋，高兴就好。孩子们欢乐在海里，陶醉在水中，我用相机为这些可爱的孩子们留下了一张张欢乐嬉戏的场面，一直珍藏至今。

我任教的初中班里有些黎族孩子，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学习成绩不是很理想，但他们十分纯朴，尤其是对老师十分尊敬。有一年的暑假，一名黎族学生大老远从家里用扁担挑了几个椰子和一个特大的波罗蜜来到学校，说是他家里种的，爸妈说老师教书辛苦，一定要他将东西送来给我，我无论怎样推却都推不掉，只好收下了，想塞几张钞票给学生，学生却转身跑掉了。

波罗蜜已熟透，散发出阵阵诱人的浓香，我把波罗蜜切开分成若干块，分送给了留校的几位老师。吃完了又香又甜又脆的波罗蜜，我把几颗波罗蜜籽埋在宿舍门前的泥土里，一段时间后，忽然发现泥土里长出了几棵树苗，才知道那就是波罗蜜树苗，我可高兴了，于是留下一棵粗壮的，其余的挖起送人。我把我的波罗蜜树苗周围的杂草除掉，松土施肥，还用砖头把树苗圈围起来保护，此后经常淋水施肥，细心伺候。

到1979年夏季，波罗蜜树已长到两米多高了，这时我商调回广州的事情已有了眉目，在即将离开学校时，我与我的波罗蜜树合影，这成为我日后思念追忆南田农场知青岁月任教生涯的珍贵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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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原载海南省政协编辑

《知青在海南》史料第四卷

主编：李朱全

作者蔡汉聪，广州知青，

上山下乡到海南农垦南田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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