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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对重庆支边青年来说，是个特殊年份：这是他们赴滇50周年祭：祭青春、祭年伦、祭岁月、祭自己。 50年前，他们奔赴云南红土地，与全国1700万青年一样，开启了知青生涯。今天，“知青”——知识青年，已然成为终结的词汇。 但对那一代人和他们的子女来说，这个词汇曾影响了上亿人的生活和生命轨迹。他们内心很难终结。 年轻的朋友，你的亲人、父兄、友人中是否有知青，他们的命运能否引起你的共情？ 50年了，祭上他们的心语和愿景，在人生黄昏回眸初心之路，才能对历史作出诚恳的回应。 一群当年的支边青年相聚在此，以纪念50年前的这一天：1971年3月6日，是他们离开故乡远赴云南的日子 这群当年的热血者，虽人生渐入晚景，但他们仍称自己叫“支边青年”。这是对过往身份的情感认同。虽时光飞逝50年，暮光中的支边人并不悲凉，其中仍有人豪情万丈、气宇轩昂。 当时的重庆共7个城区，包括南桐矿区都进行了组织动员，其中市中区（现渝中区）和沙坪坝区走得最多。据渝中区档案资料，该区实际去云南的知青为7426人。 由于文化大革命前几年停课，这批被称为“新三届”的初中生在校所学知识有限，把他们称作“知识青年”，显然是为了动员的需要，可以纳入“上山下乡”的统一部署。 大多数知青去云南是自愿的。很多人甚至以为到兵团就是参军，有人还咬破手指写血书表示决心。 然而，当3月6日第一批千余学生在菜园坝乘火车离去时，随着汽笛一声响，赓即是惊天动地的哭喊声，它让人50年后仍耳膜生痛。 重庆支边青年分成24批赴滇，每批一个专列，每隔1个星期发一列，前后历时5个月，至当年8月3日结束。 重庆支边青年到云南后，主要集中在西双版纳州和红河州，分别与缅甸、老挝和越南接壤。当地属热带或亚热带地区，适合种植橡胶。 在橡胶的化工衍生品诞生前，天然生胶无可替代。50年前的中国，只有海南和云南，适合种植橡胶。 于是喜欢说吊话的重庆知青笑称：“如果团长一天吃1个连的福喜，也得吃上一整年！” 所谓吃福喜，无外就是有点肉或酒。这在物质匮乏的50年前，可算稀罕物。由于连队缺菜，有的知青曾接连吃过7天“韭菜一汤”（即割一把韭菜，熬一锅盐水汤下饭），吃得下体流血 去云南的24000重庆青年中，除病退、困退、特招、参军、考工等走掉少部分外，大部分均在1979年初随大返城浪潮回到重庆。 至今，还有近千人因故滞留农场，他们与云南红土地结为一体，算得上真正在祖国的南疆生根开花了。 50年了，很少有人去过问他们——他们生于山城，终葬红土，隐痛，便渐趋平复。这是前世修来的福报吗? 根据云南省农垦总局统计，各地支边青年在滇期间，全垦区共计开荒定植橡胶树200万余亩，成活率85%，约4000万株。按每株成树间距4米、林带宽7米计算，总长可绕地球4圈多！ 重庆知青1971年到云南开荒定植的橡胶树，在1979年他们离开时，林地已经成型并可以开割了。1971年云南农垦年产干胶1900吨，1979年为15200吨。 到2020年末，云南天然橡胶种植面积近900万亩，占全国总面积的50%；干胶产量50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55%——尚需说明的是，橡胶树的成活期理论上是60年，实际上达不到。 50年前知青们种下的胶树，在挤榨完胶乳后，多已枯萎，大部分已经砍倒后又重新定植。年复一年，更新不辍，南疆红土地上的那片墨绿，依然生机盎然。 除了开荒种橡胶，知青们还要种粮食、蔬菜、油料、茶叶、水果、药材等，热带丛林的所有农活无所不包。 此外，云南农垦仅有的工业如橡胶加工、农机修造、木材加工、制茶、制糖、制胶鞋、修电站及发电等，有一定文化的知青成为其主要劳动力； 文化更高些的知青则担任了教师、卫生员、种植技术员等，以至多年后，农垦老工人仍感念知青们为边疆带去了知识文化，让他们的孩子有了受教育的机会。 由于资料缺乏，至今有多少重庆青年永远安息于那块红土地，尚无法统计。重庆3中女学生古少芝，到西双版纳后仅3天就患疟疾，由于缺医少药，20余天后病亡，成为最先葬在云南的重庆少女。 陈守华，原重庆桂花园中学学生，1974年4月2日，在河口农场为抢救连队仓库失火牺牲，被追认为烈士； 重庆支边青年在云南多以分场为聚居地，全垦区计有300余个分场，几乎每个分场都在知青墓地。 1979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知青们所在的河口、金平农场是西线主要出征地，很多重庆知青应征支前参战，荣立集体战功的担架连、运输连、机动连等，都有他们的身影。 他们特地去陈守华墓前悼念。那个山头已经荒芜，墓地已被茅草和泥土掩盖。农场老工人用砍刀砍开一人多深的茅草，扒开泥土，抠出墓碑上凹凿的字槽，才依稀可见四个大字：永垂不朽。 唯有时间，能够镌刻曾经——2020年12月29日，重庆支边青年纪念墙在云南河口县口岸森林公园奠基开工。 河口县副县长杨光云、河口农垦局局长黄孝权等，及支边青年代表彭德林、丁域庆、倪月颖、程积林出席了签约仪式。 支边青年阿蛮撰写了碑文《垦荒赋》……这是原云南兵团4师16团的战友，为24000人乃至北京、上海、成都、昆明的支边者走过的50年，献上的一份心祭！ 当一代人穿越50年时空，用心对历史和现实进行认真梳理后，他们的开拓、奋斗、挣扎和跃升，才宛如薪火，生生不息。 在云南兵团，北京知青有初中生也有高中生，上海和昆明知青均为初中生，只有重庆知青是小学生，其主体乃小学66届、67届和68届，社会上俗称“新三届”，借以区别老三届。 新三届升入初中后,日日诵读老三篇。要说“知识”，不多；要说是“青年”，也不过十六七岁。他们少不更事，又深得巴蜀祖先桀傲不驯的遗传，动辄肝精火旺，打起架来如狂蝗铺天盖地。 一时间乌烟瘴气！上海知青人高马大，重庆崽儿短小凶悍，便始终难分胜负，后重庆人开始用砍刀和自制火药枪，渐渐占了上风。 1973年冬天,西双版纳景洪1团发生一场罕见的大械斗，4个营约500名重庆知青围攻1个营的上海知青，大队人马举刀舞棍逐连搜索，上海人不支，逃入附近老林，后由景洪军分区派出部队，才将这场骚乱平息下来。 1972年初夏，河口地区也发生一场大械斗。这次是各方知青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霸道越侨，直打得对方抱头鼠窜，全部逃往红河对岸的老街。 这是知青们于压抑中愤激的宣泻，是以野蛮对文明的一种反弹，其性质与现今大街上吃饱了撑得慌的流氓寻衅滋事不可等同。 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每有良朋，烝也无戎”——不胜悲哀啊！许多年后，当年的知青异地重逢后，无论上海人、北京人还是重庆人，他们在紧紧拥抱之余，又哑然失声，泪流满面。 在相当一个时期里，所谓的知青文化曾以文学为滥觞，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在新时期文坛中闪亮登场。 但可以告慰支边青年内心的是：创作文字，只是一种生存方式。当重庆支边青年中有数以千计者读完大学、2万人圆满退休，也算是生活的福报了。 50年的生存与奋斗，他们并不关心自己这个族群中在政商界走出了多少佼佼者——“成功人士的辉煌，关我锤子事呀！” 今天，他们大都有三四千到六七千的退休金，能够小聚小酒、无羁谈笑，四野云游、说走就走，这就足够了！ 他们不再谈论青春悔与不悔这个伪命题。他们承认8年支边生活是艰苦的，也部分认同那是一代青年光荣的壮游。 那样的壮游或狂热、迷惘、幼稚、无知，但却单纯、坦诚、热情、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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