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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末，一批共和国的同龄人从城市来到边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中部分到云南边疆的知青，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远离了处于和平年代的祖国，满腔热情地越过国境线，奔赴一江之隔的对岸参加革命。 30多年过去了，流浪到金三角的知青就如同被意外洒落的种子，在异国的土地上自然地发芽、生长、凋谢、枯萎，直到零落成泥碾作尘，自生自灭，无声无息。而属于他们的那段历史，在千里之外的故国已经很少再有人提及。 一代人的历史，这么快就要被人们轻易遗忘吗？那些漂泊在金三角的知青，他们当年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和艰险，而现在又是在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 刘义，原名侯景贤，一位至今仍生活在金三角的老知青。在接受《时代人物周报》的专访时，他重新打开曾经散落在热带丛林里的记忆碎片，引领我们走进那段即将被遗忘的历史深处。 “你是从北京打过来的？谢谢你啊，谢谢你。”电话那端，刘义一再的感谢让人无法怀疑他的诚意。 刘义现在的身份是泰国清迈一所华文学校的老师。“我本来不想教了，但村里没人能教高中，就又把我聘去教课。”他以前曾是这个名为“一新中学”的华文学校副校长。 作为目前泰北地区比较大的一所华文学校，有1400多名学生在一新中学就读，刘义是42名教师之一。他现在负责高中三个年级的中文课程，“每天晚上2个钟头”。 除了教书外，刘义还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汉语诗人，曾有数百首诗作和小说、散文发表于当地华文媒体，在1995年和1999年，他先后两次获得台湾海外华人文学奖。 1949年12月，刘义出生在云南省玉溪县的易门。因为父亲过去的国民党军官身份，从出生那时起，他的命运就注定要经历坎坷。 5岁那年，父亲被人五花大绑地押走，这是刘义有关苦难最初也是最难忘的记忆。“我当时就看到了父亲的背影，永远都难以忘怀。”刘义说，那是他最后一次看到父亲，也是他到现在都对朱自清的《背影》情有独钟的原因。 在后来的文章中，“先天的黑色胎记注定了我们的命运”成为刘义使用频率颇高的句子，无论是小说《崃兰山寨》，还是在长篇自传体文字《金三角悲歌》中，这个有些宿命的句式都出现在文章结尾。 在那个出身决定一切的年代，因为父亲的缘故，一家人在当地抬不起头来。他的母亲从国家干部被转为饲养员，到养猪场劳动，直到后来因肺结核撒手人寰。彼时，刘义刚刚15岁。 在母亲的坟前，年幼的妹妹天真地问：“哥哥，妈妈睡在这里冷吗？”刘义对《时代人物周报》说，那一瞬间，他忽然觉得自己长大了，他要承担起照顾两个妹妹的责任。没想到的是，两年后开始的“文革”使他再遭厄运。 在接受审问时，被拷打之下的刘义因为错说了一句话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说要杀了那些打他的人，对方问：“伟大领袖你杀不杀？”，他说“杀”。 “当时是书看得多了，讲话不注意，而且实在是被打晕了。”多年以后，刘义这样解释道。“反革命材料”被报上去后，军代表到镇上调查，觉得这么年轻的孩子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事，材料于是被搁置下来。 1972年，在知青开始返城的时候，一纸通缉令却使刘义不得不再次做出人生的抉择。早前没有被立案的“现行反革命”，在通缉令中的身份成了“畏罪潜逃的反革命分子(未定性)”。 于是，33年前的一天，刘义在知青战友的陪伴下，从云南盈江跑到了毗邻缅甸的瑞丽，然后一个人跨过公路上的51号界碑，大步流星地向密林深处走去。 一场南下的战役失败后，在政府军的围剿下，缅共的根据地不断缩小。这时候，刘义更没有料到的事发生了——游击队内部开始大规模的整肃和清洗。 1974年6月1日，刘义等13名知青被政府军押送到与瑞丽一江之隔的南坎。下午5点半，当船划到江中间时，刘义发现势头不对，在岸边的密林里，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们。 “我就和陈厚本老师说，糟糕了，今天晚上看起来过不去了。”比刘义大十几岁的陈厚本是北京知青，现在也在金三角教书。刘义率先跳江，他的同伴们也跟着跃入水中，岸边密集的冲锋枪开始在江面上扫射。 离开山寨后，刘义又在腊戍被政府军抓到，当地一位华侨把他保了出来。“那个时候啊，我已经万念俱灰了，把人生的什么希望都看得没有了。到了观音山，真的想要去山上出家当和尚了。” 此后，他幸运地遇到了一个汉人马帮，跟随着马帮走了一个月，一直走到泰国。 马帮的终点就是泰北的汤窝，作为当年国民党残军第三军的聚集地，那里有很多云南人。浓郁的家乡情结，是刘义留下来的主要原因。但其间的几次离开，又让他尝到了人生的另一种滋味。 经过数年征战，当时的第三军只剩下了数千人马，为扩充兵源，队伍开始在当地“抓兵”。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很多知青在颠沛流离后，参加了国民党军队，负责保护马帮运送走私的鸦片、玉石、象牙等。 刘义的妻子是国民党第三军一个副师长的女儿，祖籍四川。“她很能干。”刘义说，当初妻子在家里为别人做些缝缝补补的活计，他自己则开了个小商店，加上教书的工资，日子倒也还可以维持。 当国内的动荡和异域的战争硝烟都已经随风远去，那群当年有着特殊经历的年轻人，也渐渐湮没在岁月的滚滚红尘中。他们在心中一直对祖国怀有既复杂又亲切的情感，这种情感远非亲历者所能想象和体会。 “我现在心里想，还是祖国好啊，可她离我们似乎又是那么遥远。我们所期盼的就是今天祖国的强盛，我们所愿意看到的也就是祖国的今天。” 有人说，生活与历史的神秘性，总是通过某些个体和群体的特异遭遇，得到不可思议的凸显和表述，无论是幸运还是灾难，都要选中一些人，并由这些被选择者代表人类去承受。 如果以此来看待流浪到金三角的知青，作为其中的代表，刘义其实正是那个历史的承受者之一。在几次的聊天中，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他内心深处的那份坚强、自信，以及孤独和寂寞。 刘义：那时候我一定要离开国内。一个原因是环境所迫，另外我以前看过很多小说，很想到外面去看一看这个世界，是抱着流浪的心态跑出来的。 刘义：那是1977年，家乡寄来封信，给我平反了。当时看了后，我很想回去，就是想给那些整我的人看看，看他们有没有把我整死。 刘义：见到批斗我的那些人了，我还很恨他们，差点冲上去揍他们，但最后还是忍住了。 刘义：我也在担心啊。可是我觉得，知青这段历史啊，很快就会被人遗忘的。 时代人物周报：当年到金三角的知青多数都已经星散，结局不同，下场各异，您觉得这个群体的命运…… 刘义：其实我们这批人啊，已经麻木了，麻木了。回祖国来，没有我们容身之处，我们只有在这里客死异乡。我觉得我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给我带来的伤痛也是无法愈合的。 时代人物周报：从1972年到现在，整整33年了，回想起当年，您做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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